王传利：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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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10-29
【提 要】社会生产的观点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线索，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包含了全部社会冲突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诸多方面的危机，必然伴随着阶级冲突、社会危机和战争威胁，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消除资本逻辑造成的社会弊病，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资本逻辑框架下治理社会的困境，为建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鉴戒。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有利于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论证了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难以治愈的顽疾，为当代中国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南。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在社会历史领域没有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和进步性原则，秉持的是诸如循环史观、神学史观、英雄史观、理性史观等，而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将生产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他研究历史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前提用纯粹的经验即可直接确认。马克思这里讲的“他们自己的活动”，首先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这预示着马克思成功地找到了解读历史之谜的“现实基础”。但重视人类的生产活动，也仅仅只是“预示”着马克思到达了科学历史观的门口，尚无法确切地证明马克思实现了历史观的实质性的革命性变革。因为承认生产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一些思想家，也曾经肯定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洛克在《政府论》里认为财产权的基础是劳动。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猜到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日内瓦书信》里写道：“一切人都要劳动……每个人都有义务经常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者，李嘉图也相当深入地研究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按照李嘉图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理解，资本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而社会生产要持续下去，必然得出相悖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观点的资本永世长存的结论。这表明，马克思以前的不少思想家，虽然注意到生产的社会作用，甚至费尔巴哈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成唯物主义新的理论原则，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正是借助费尔巴哈提供的唯物主义理论支点实现了人类思想史意义的伟大跨越，但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的生产理论并不彻底，没有给生产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没有注意到现实的辩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没有深入研究社会化大生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社会化配置的要求、原则和理念。马克思认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人类的生产具有社会性质，生产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生产出社会关系，生产出人本身的社会属性。人与人发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独特性质的社会。离开了生产的社会，那是虚幻的社会；离开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那是虚幻的生产。马克思用资本学说解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而社会化生产的概念又是理解马克思资本学说的一把钥匙。资本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往往将资本当作永恒的产物，忽视资本的社会历史属性，而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物，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货币只是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从事生产劳动、产生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的时候，才转化为资本。离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货币就成不了资本。“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马克思问道：“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究竟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困惑着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他们不是用自然属性或理性去解释人，就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自身，走进人学研究的死胡同。马克思独辟蹊径，从社会生产的视角给出答案，强调人的本质离不开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他认为，人在相互联系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从这个意义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分散化的小生产，而是高度集中的科学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社会化达到一定程度并且生产协作关系相当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化程度逐渐加深必然突破生产资料私有制外壳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资本论》第四篇里，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演进历程。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要求下，资本家如果不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就无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资本的竞争与效率原则无情地淘汰了小生产，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使得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生产本身由个人行动变成多人的集体协作活动，产品也成为社会产品。轮船、火车、电报、自动纺纱机等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强社会化大生产扩展的强度和力度。小生产时期的单个资本走向合作资本，由集体资本走向公司股份资本，再由公司股份资本拓展到行业性的托拉斯资本，再进一步，多个行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突破国界，发展为全球资本。资本流向世界，走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席卷许多民族国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而丰富的利润流归西方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不归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者占有，而归资本家占有，形成了生产领域的矛盾。此矛盾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冲突的萌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危机埋下伏笔。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剥削，造就了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力量。社会化大生产对社会制度、阶级结构、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社会危机及其治理方法提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要求，这就是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列宁沿着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发现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金融资本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资本，垄断资本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垄断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得到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国际资本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均势遭到破坏，争夺资源和资本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愈演愈烈，战争危机不可避免。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运用社会化大生产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基本矛盾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部要求、趋向、逻辑、原则，国家和社会治理必然出现危机，这就要求必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从资本逻辑中拯救出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或资本逻辑，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就难以科学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建构。如果说资本逻辑是马克思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之谜的锁钥的话，那么，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线索之一，是解读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钥匙，也提供了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二、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
正是因为背离了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生态诸多方面的危机，一直伴随着阶级冲突、社会动荡和战争威胁。在20世纪，资本主义留给人类的是殖民压迫、经济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体现了资本逻辑与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矛盾。资本对生产力的巨大创造力，激化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但资本逻辑统摄的国家和社会，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动力，根本不可能实现对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里，难以解决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造成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高度紧张，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而言，相对于资产阶级攫取的巨大财富而言，工人阶级的收入是相当少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份额越来越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社会不稳定，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西方国家试图采用收入累进税的方法缩小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削弱社会冲突，但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并非简单的分配问题。尽管马克思曾经提到征收高额累进税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措施之一，但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生产决定分配，所以，当拉萨尔派在哥达纲领里提出通过废除工资制度和铁的工资规律以实现公平分配时，马克思予以坚决的反对，认为首先应该废除掉的不是什么“铁的工资规律”，而应是雇佣劳动得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资本主义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如果没有根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性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工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有利于劳动人民利益的解决。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政治腐败的治理困境。当代中国反腐理论界比较注意学习西方治理腐败的经验，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向世界提供有效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有美国警界“文曲星”之称的托尼·博萨在《美利坚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展示了一个腐败、堕落的美国，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还有比政治更堕落的职业吗？”正是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导致西方国家的政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难以治理。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必须建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态，确立为最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政权功能，但是，资产阶级无论如何劳心费力地给资本主义国家涂上一层效忠全体人民的华丽外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无论多么虔诚地发誓成为人民的公仆，都改变不了他们追求个人或者资产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满足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满足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关于劳动人民参加社会管理的要求，反而成为维护私有制和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工具，必然导致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紧张，增加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难度。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中叶的英国“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客为其代表的集团利益最大化而与代表其他集团利益的政客之间发生严重冲突。恩格斯揭露美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来愈深地陷入贪污腐化的泥沼中，政客“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美国的“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百余年前的这些话竟然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腐败的态势。当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政出多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相互倾轧，相互制衡，无法形成国家治理的合力、凝聚力和执行力，效能低下。现代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提出了善治、治理腐败的口号，并为治理腐败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及时地彻底地满足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全部要求，没有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资本私有性质，根治政治腐败必将成为一句空话。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困境。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自由人联合体共同占有自然资源，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关系，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不但要求雇佣劳动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定然激起劳动与资本的阶级冲突，而且要求自然服从于资本攫取利润的需要，这必然激化自然对资本的对抗关系。资本的增殖原则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内在需求，带来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攫取，但自然向人们提供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资本循环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界承载的有限能力之间发生矛盾，必然产生生态危机。的确，当代西方不少国家环境优美，但那不是依靠资本本身的力量治理成功的。现代欧洲风光旖旎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缓解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里考察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如何处理工人生活区域环境恶劣的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有些西方国家环境优美，那是以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劣为代价的，如同西方的发达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一样！在当代世界产业链中，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原料供应地，西方国家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果而将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这种污染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西方国家可以利用严格的法律惩罚国内破坏环境的行为，但实质上这是因为“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在治理环境污染和赢得利润的二选一的选题中，为赢利而甘愿上绞架的资本理所当然地倾向利润。科技改变生活。近现代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工具出现了巨大改进，但在资本逻辑统摄之下，科技为人类造福的功能不但远没有发挥出来，而且沦为资本获取更多利润的手段。有人寄希望技术的进步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防止抢夺资源引发的战争，防止环境污染，其实，在资本逻辑统摄下，尽管科学技术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人们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只会从对一种资源的抢夺转向对另外一种资源的抢夺，不会消除资源的抢夺战。计算机出现时，人们原以为会迎来办公的“无纸化时代”，而客观的事实却是由于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的使用，反而使得用纸量猛增。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运用，给社会善治提供了方便条件，但必须认识到，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幻想有效治理自然环境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阶级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和配置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只有创建与生态一体健康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才能彻底终结，人类才能彻底从生态危机中获救。
三、依据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消除资本逻辑造成的社会弊病，但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如果说资本逻辑不但无法有效治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领域的问题，反而制造出许多难以克服的治理问题的话，那么，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治理困境，为形成社会主义的治理原则提供了线索。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经验，概括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现选择若干方面，说明我国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发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权威的执政党。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权威的做法，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中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孤立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基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联合趋势，恩格斯反问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他以火车、航船为例，指出：“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既能够依据人们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程度给以不同的报复，也能够给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要求的国家或社会带来稳定、秩序、效率和安全。恩格斯还说，铁路“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铁路运转需要一个权威的代表、需要一个权威的委员会，那么，比铁路运转系统不知道复杂多少倍的整个国家的运转，更加需要一个权威的委员会。在我国，最能够代表这个权威委员会的是党中央，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必然强化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运动的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一直代表着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的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和社会运动的整体利益，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最前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不断地自我完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和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如果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和社会没有了坚强的核心领导力量，将出现国家治理的权威真空，导致社会混乱。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必然强化党中央的权威，发挥党中央统领协调的政治优势。党中央是由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成熟的政治家组成的战斗的指挥部，能够准确分析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科学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制定符合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成为富有组织性的战斗的伟大队伍，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洪流中。强化党中央的权威，有利于将共产党的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有利于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中“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必然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党的领袖是党的事业和利益的代表者，是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挑选出来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他们是党的事业的忠诚战士和忠实捍卫者，是党的意志的表达者。领袖不是不犯错误的圣人，但是，他们善于吸收人民群众的智慧，总是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比一般人看得长远。恩格斯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恩格斯还给友人写信时高度赞扬马克思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可见党的领袖对于党的事业的重要性。爱戴、学习革命导师，科学地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望，本质上是忠诚党的事业的表现，是对人民事业的维护，而不是什么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如果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党的领袖的权威，社会秩序混乱，国家动荡，那么，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党优势，就是一句空话。第二，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发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究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将人民群众当作操纵的对象，即便是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观点，也仅是民本政治的统治之术的表达。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时，标榜无差别地代表社会上的一切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在资产阶级那里最终实现了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民群众依然是被视为懒惰、贪婪、无能的群氓，是被压迫被遗忘被讥讽被嘲笑的对象。黑格尔将群众说成“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无组织的集体”，其行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在勒庞的笔下，群体具有冲动、易变、急躁、偏执、专横、保守、易受暗示轻信、情绪夸张、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的特点。既然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对历史无所作为的群氓，历史当然就是超自然力量或圣贤创造的。19世纪的英国文坛巨匠托马斯·卡莱尔认为：“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界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资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而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对历史的创造功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群众观的革命性变革。他认为，人类历史是基于社会生产的历史，是在社会性的生产劳动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简单或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历史就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群众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与剥削阶级将人民群众视为群氓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称颂人民群众具有使整个民族、整个阶级持久地引起伟大历史变迁行动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无所畏惧的胆量、强大的历史创造力和革命首创精神。革命导师赋予人民群众以历史创造者的地位，赋予无产阶级以现代生产力的掌控者并决定历史前途的使命。当资本主义在现代工业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下出现动荡、衰颓、秩序混乱、饥饿和过度疲劳、道德败坏等治理难题而束手无策、惊慌失措时，马克思认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当代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当然有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力。只有千百万劳动者亲自管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才名副其实。人民群众不但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而且有参与国家管理的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卓越能力。列宁说：“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的智慧，蕴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见卓识，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能够产生出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在西方发达国家培训过的专家精英们设计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方案。人民群众的组织性、纪律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自觉性，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执政党越是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越高；执政党越是疏远群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越低。国家治理出现困境不可怕，可怕的是设计国家治理方案时回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愿意在人民群众中寻找对策。淳朴善良的、无私无畏的、具有高尚道德和思想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广泛、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当然，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能力并非天生的。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党的领导，缺乏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还没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历的成功和挫折中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那就根本谈不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提高党科学地民主地依法执政的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的能力外，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和自身事务的能力。第三，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发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工业发展而使生产社会化，社会主义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力量完全如自然力一样，当人们没有认识它们内在的规律时，起着盲目的破坏作用，而人们一旦掌握了其内在的规律，就可以按照人们的意志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质，一旦被承认被利用，就可以如同利用洪水发电造福人类而避免狂暴的洪水决堤时盲目地强制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样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浪费。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要求，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开辟了广阔道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变了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态势，为避免社会生产领域的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准备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条件。资本积累规律将为新的财富分配制度所替代，社会大众在资本逻辑下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苦难将替换为享受安详、和谐、稳定、美好的生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人们的经济利益有了大致相同的所有制基础，减弱了人们为争取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对抗性。恩格斯说：“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提出的正义、平等的愿望有了实现的现实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提出国家治理的科学预测，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并没有彻底地实现而仅仅是部分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项重大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并不排斥其他多种经济形式，恰恰是在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格局中凸显其主体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取消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动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减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善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解决分配的公平性方面，生产方式较之于分配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批判哥达纲领时，马克思说：“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在当代中国，要想实现和保证在消费资料分配过程中的对于劳动人民的公平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助推社会的公平性分配，但较之于公有制主体地位来说，对公平性分配所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很难做到劳动人民获得公平的分配权。要保证资源分配的劳动人民的公平性，必须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发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利于促进广大人民形成共同的利益追求，产生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发挥“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有利于统筹支持民族地区的资源，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的力度，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有利于发挥“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有利于社会成员公平地按劳分配地获取生活资料，防止两极分化，社会财富不会成为少数人过穷奢极欲生活的保障，而是成为大多数人共同享有的蛋糕，有利于发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效率，有利于发挥“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第四，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以社会化思维或社会整体思维，能够有效地治理社会问题。恩格斯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成的难以驾驭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已经产生了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便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权利的要求。当代资本主义早已经超越了自由放任的阶段，在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本家整体利益，不得不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事务实行总协调。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处于比恩格斯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已经紧密地将乡与乡、县与县、省与省、国家与国家、世界各大洲的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更应该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社会化的思维或社会整体思维治理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生产经营领域，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采用社会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的生产单位的效率，一般来说，高于分散经营的生产单位的效率。是顺应还是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必然要求配置资源，决定了该生产单位的效率高低乃至盈利或破产的命运。分散经营的生产单位具有机动灵活性的优点，适应于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的生产力水平。在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小生产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但盲目地崇拜小生产，刻意强调和固化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相违背的，注定遭到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惩罚。恩格斯指出：“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如果不顾生产社会化发育程度较低的实际而强力推行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联合形式，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但小生产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组织化程度高的富有规模效率的生产单位，有实力从事分散经营的生产单位无法完成的集约化经营。现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超大型科技攻关项目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分，需要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就农业发展而言，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将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分散盲目经营状态下的农产品供给产生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让在农产品过剩时不得不低价抛售农产品的分散经营的农户和农产品短缺时不得不高价购买农产品的消费者饱受其害，显示着将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发育农村生产销售合作组织，便捷地获取市场供需双方信息，按照合理的规划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需要以社会化的整体思维治理社会发展和国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设计教育、医疗、房地产政策和交通改革的方案，需要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从总体来看，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配置社会资源，规模效益高，更有利于克服环境污染、房价过高、就医难、交通拥堵等社会治理难题，有利于绝大部分百姓过上舒心的生活。近几年社会高度关注雾霾问题，如何防治雾霾已成为社会性难题。顺应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就要打破地域的限制，走区域合作的道路。如果没有北京与周边省份的联合行动，加强区域协同、综合施治治理方案，有效治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将是不可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逻辑，要求政府统筹规划，多建造能够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房，有利于挤压投机资本的肆虐空间，缓解百姓住房压力，减少因为房产引发的社会纠纷。就医疗行业而言，因为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更应该防范资本逻辑的侵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增加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大力发展地铁、公交等“公共性交通”，可以富有效率地利用交通资源，方便百姓出行；二是按照违背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要求，大力发展私家车的“精英式交通”。“精英式交通”所提供的暂时的有限的个体的便捷性，很快被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路造成的拥堵而大打折扣，整个城市的交通变得极为不便捷。事实证明，在同样的交通资源条件下，用社会化的整体思维发展交通，更加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2]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4]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5]〔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6]〔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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