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在解决公平性问题上值得注意的三个方面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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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在解决公平性问题上值得注意的三个方面
2019-10-22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均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均衡发展涉及到社会公平性问题，对比马克思在1875年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公平性问题的论述，需要提醒人们在公平性问题上应注意防止提出脱离现实条件的过高要求；防止夸大分配在解决公平问题过程中的作用；注意区分形式上的公平与实质上的公平问题。
防止提出脱离现实条件许可的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断提高的。人们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愿望无可厚非，但需明白美好的生活需要辛苦的劳动来创造。全党决心攻克精准扶贫的最后堡垒，让全体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样共进全面小康社会。但完全消除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状态，消除人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实现全体人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更加有序，尚需时日。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催人奋进，但“仰望星空”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把美好生活的愿望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毕竟建基于一个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落后的东方古国，尽管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发展取得不小成就，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社会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些现象和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党和政府不能因为取得了不少发展成就而掉以轻心，全体人民不能提出超越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过高要求。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如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展望的：“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现阶段的中国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防止夸大分配在解决公平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在解决分配的公平性方面，生产方式较之于分配方式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决定了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社会生产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掌握在非劳动者手里，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品的分配也只能按照有利于非劳动者的方式进行。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为劳动者占有，那么，消费资料分配的优势就要向劳动者倾斜。在当代中国，要想实现和保证在消费资料分配过程中对于劳动人民的公平性，就必须将分配关系置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置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之下。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这有利于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但较之于公有制主体地位来说，它对促进分配公平性所起的作用相形见绌。如果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很难做到让劳动人民获得公平性的分配。要保证分配资源时的公平性，就必须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当然，也必须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国情而发展非公经济。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对于实现劳动人民的消费资料的公平性分配，具有重大意义。
注意区分形式上的公平与实质上的公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七次提到“平等”，十二次提到“公平”。社会公平与社会平等有联系但不尽相同。公平考虑了实现的条件差异性，平等往往不考虑实现的条件差异性。必须强调，在人格地位和尊严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消费资料的分配时，如果不关注实现平等的条件性而一味地强调平等，可能事与愿违，实现的恰恰是不平等的结果。显然，马克思注意到形式上的公平与实质上的公平问题。在批判哥达纲领时，马克思提到：“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称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每个劳动者在体脑能力方面是不同等的，具有强大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里提供相对多的劳动，遵守按劳分配规则，他就可以将体力和脑力的优势地位转化为分配生活资料方面的优势。这是以表面的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事实上的本质上的不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弊病，有待于未来的高级社会制度加以克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里提到的是“教育公平”或“公平教育”，而没有讲要推进“教育平等”或“平等教育”，这是非常智慧的。马克思针对哥达纲领里的“平等的国民教育”一语，曾经批判道：“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如果在当代中国讲教育平等，是不是要将教育资源充沛的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向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靠拢拉低呢？显然不是。而是说，对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需要采取大幅度倾斜教育资源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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