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艳 朱继东：从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看撒切尔夫人、里根的反共本质

 

  

不少媒体对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报道中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很少客观描述这两个推行新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时期代表人物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本文尝试真实还原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政治面目。

 

撒切尔夫人2013年4月 8日因中风去世，顿时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与里根长达9年的政治盟友关系曾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不少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有的媒体还长篇累牍对其生平轶事进行了解读，不少网站甚至推出了纪念专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是对历史事实不了解还是故意选择性回避，不少媒体对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报道中毫不吝啬溢美之词，把他们的关系美化为“最亲密朋友”、“巅峰友谊”、“政治上的灵魂伴侣”，大肆宣传报道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显赫地位，而很少客观描述这两个推行新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时期代表人物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刻骨仇恨，他们在推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展现被媒体忽略的上述方面，真实还原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政治面目，让大家对其有个真实、客观、全面的认识。

 

一、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走向反共、反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无法继续根据凯恩斯主义来应对“滞胀”局面，新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得以兴起，并主张私有化、非调控化、全球自由化、福利个人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才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攻击社会主义意味着独裁和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走着同一条道路”，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对于自由主义的本质，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深刻揭露道，“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①]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大程度追逐私利的思想内核，其奉行者必然以丛林法则的竞争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必然对于妨碍资本利润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抱有仇视态度。

 

　　(一)尊崇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是撒切尔夫人、里根的共同执政理念。在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等人的思想影响下，撒切尔夫人、里根奉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政府经济顾问，积极贯彻市场至上、高度私有化、福利个人化等思想，否定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高徒”和强力推行者。在1975年的一次保守党会议上，刚当选保守党主席不久的撒切尔夫人举起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大力地将它拍在桌上并斩钉截铁地说：“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与之类似，1981年里根也曾在就职美国总统的典礼上发表了“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的演说。由于同为新自由主义的关门弟子，同具相似的执政理念，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迅速达成了政治共识、结成了深厚政治情谊。他们二人成为推动新自由主义风靡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鼓手”，形成了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撒切尔—里根主义”，联袂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富人减税政策、减少政府支出、限制福利开支的“放松管制”运动，合力改写了世界经济格局。

 

撒切尔夫人、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主要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私有化、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降低富人的个人所得税。具体地说包括，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力倡导自由经营，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缩减公用事业开支、削弱工会权力等改革措施，极力要在英美社会形成一个高度私有化、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然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其产生不是抽象的人性使然，而是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产物。自由在阶级社会中首先表现为阶级性，由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②]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的特定内涵是资本的自由，所谓的普遍自由只不过是伪善的、虚假的意识形态。

 

并且，撒切尔夫人、里根一起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鼓动其他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全球规模的市场化浪潮。1989年，他们二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终结出了“华盛顿共识”的果实，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英美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向全球输出其经济思想，在俄罗斯与中东欧等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例如，俄罗斯在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以后，价格自由化方案引发了超级通货膨胀、私有化，引发了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贫富分化，俄罗斯经济形势迅速下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交织、日益加深。到2009年，俄罗斯的工业增加值仍只有1990年水平的72%，其中纺织业和皮革业还不到 1991年产出水平的30%。由此可见，在“自由”的幌子下，撒切尔夫人、里根大力推行的资本自由化改革措施，只不过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③] 这使得国际垄断资本家无偿占有他国人民劳动成果的行为更加自由。

 

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没有对英美两国经济、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作出太大的贡献。例如，在被认为是撒切尔夫人执政巅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也仅仅只有2%。尤其是当她被迫下台后不久，让索罗斯和他的 “量子”对冲基金一战成名的“英镑危机”就爆发了，英镑此后几乎一蹶不振。[④]另外，据1985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0.5%的超级富户拥有的资产占总净资产的比例已由1963年的25.5%上升至1983年的28.4%，而90%的普通人家所拥有的资产占总净资产的比例则从 1963年的34.1%下降到31.2%。1989年，里根卸任总统时累积了1667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是里根以前历任总统在204年中累计赤字总和的1.8倍。在向海外借债弥补赤字的过程中，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成为后任的大小布什、克林顿政府的巨大负担，也为2008 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巨大隐患。他们的经济思想影响到其后的多任英美政府首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自由主义推行先锋。

 

(二)福利个人化是撒切尔夫人、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鲜明特点。新自由主义福利个人化思想认为,“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⑤]，从而主张保障的责任由国家转向个人。在此思想指导下，撒切尔夫人几乎毁掉了英国在全世界都曾经非常有名甚至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1970年她任内阁教育部大臣时，废除了工党政府的综合教育计划，取消了对小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1979年当选首相以后，她进一步削减福利开支，降低社会保障项目的津贴标准、削减教育预算、减少政府公房供应、增加个人购买医疗服务的费用。与之类似，里根政府则大大削减了食物券、住房补助、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一般社会福利的支出。

 

简而言之，撒切尔夫人、里根政府的福利个人化政策，就是要把政府拨付资金和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计划职能部分地或全部地转变成市场的职能，使某些社会福利所需的资金由国家负担转变为私人负担。这样一来，其直接后果是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正如《独立报》的撰稿人约翰·雷图所描述：“在那些年里，英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有些人生活的确得到很大改善，但英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犯罪率上升，社区破裂和分化。”[⑥]

 

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是，英美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一个退步。”[⑦]社会公平遭到严重破坏、失业率居高不下，并出现了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动荡等众多问题，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甚至以“新自由主义病”命名其造成的一大堆社会问题。难怪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当天，不少英国左翼人士和普通民众专门举行庆祝派对，甚至欢呼这是“伟大的一天”。

 

(三)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工人的强烈抗议。英国的工人运动历史悠久，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充分肯定了工会组织、工人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尽管撒切尔夫人趁全国性工人罢工之机登上了英国权力之巅，然而，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坚决奉行新自由主义限制工会的思想，对工会活动、工人运动始终采取强硬政策。

 

一是大幅否定工人运动的合法性。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980年、1982年、 1988年、1990年通过的《就业法》和1984年的《工会法》中，工会罢工行动的合法性、范围、对象、声援行动，领导人产生，政治基金设立，排外性雇佣制企业问题等诸多工会权力受到了压缩和废止。而里根政府则以《美利坚合众宪法》第4条第4节和《美国法典》武装部队部分第1卷第15章第331条为法律依据，滥用政府对于反抗政府的造反行动的镇压权力，出兵镇压争取自身政党权益之工人运动。

 

二是瓦解工会组织、镇压工人运动。1984年爆发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6年发生的英国印刷工人大罢工都在撒切尔夫人政府的瓦解和镇压中归于失败，工会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而里根上台伊始，在内政方面采取的第一项引起全国震动的措施就是，镇压了航空调度员工会的罢工。他指责这些航空调度员要求增加工资、减低工时的罢工活动为违法，逮捕了五位工人领袖，解雇了不愿复工的1.2万名工人，冻结了该工会的350万美元基金，处罚了3200万美元的罚金。

 

总的来说，撒切尔、里根政府打压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方式是，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限制和剥夺工会权力、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和要求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通过经济与社会政策间接削弱工会力量。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语道破，即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必然要求维护资本的统治秩序、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推动资本全世界自由流动和增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导的生产使“对财富的贪欲成为无止境的和永远无法满足的”。[⑧]在这一过程中，否定资本力量、坚持国家调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撒切尔夫人、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强大障碍，必然引起他们的对抗情绪和反对措施。可以说,走向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撒切尔夫人、里根的必然选择。

 

二、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撒切尔—里根”联盟

 

仇视共产主义思想、仇视社会主义国家，是撒切尔夫人、里根的一贯政治作风。许多人因撒切尔夫人意志刚强、作风果断，而赞誉其为“铁娘子”。实际上, 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绰号就来源于她异常坚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和作风。1976年，针对撒切尔夫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苏联《红星》报记者加夫里洛夫把她比作德国历史上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批评其是一个残酷无情的“铁娘子”。

 

　　(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结成反共同盟。1979年5月赢得大选后，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深知对于实力下降的英国来说，获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1980年，她通过主动向与其政治立场相近、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主动示好，换得了他的政治友谊。在里根就职美国总统第二天，她就针对美国国内当时一些抵制英国的思潮主动致电里根说：“许多美国报纸说，里根总统必须避免撒切尔女士的错误，所以，我得就这些错误向您汇报一下。”她的这种主动示好使自己成为了里根成为总统后被邀请访美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两个人从此结成盟友，并在日后的岁月中竟然以“里”与“玛格丽特”来称呼对方，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战壕里最亲密的战友，撒切尔夫人直言里根是“我生命中第二重要的男人”，里根也给撒切尔夫人写下深情的生日贺词“何其有幸，能和你共同庆祝生命中诸多特别的时刻”。里根的夫人南茜?里根也形容撒切尔夫人、里根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上的灵魂伴侣”。

 

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态势，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为了减轻对美国的依赖，提高政治上的自主性，纷纷积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对苏实行缓和外交政策。然而，与历史潮流相左，撒切尔夫人一意孤行地坚持反共观点、施行反苏政策。在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她甚至严厉批评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宣扬自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在她的影响下，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不久，就与美国安全委员会和内阁共同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和政策。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义合法性进行了攻击，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将之等同于法西斯，污蔑苏联是“邪恶帝国”，诋毁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磨灭人民的自由和尊严”。1983年3月3日里根竟然公然宣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一页。可以说，撒切尔夫人、里根“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策略，迷惑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民众，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在撒切尔夫人的主导下，英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结成了被称为“英美特殊关系”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大国联盟，一起齐心协力对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经济技术战、军备竞赛等多个领域全面对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加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消解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及其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同时进行技术封锁、加强军备竞赛以消耗苏联财力。仅在1981至1985年间的里根当政期间，美国的国防采购费用就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国防预算翻了一番。

 

(二)联合国际反动势力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并不满足于以一己之力，而是联合国际上其他反动势力一起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与当时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一起构筑起一道坚决对抗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战线。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垄断资本主义国际组织作为反共活动的重要平台。撒切尔夫人就赋予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超越于经济实体的政治功能，把它作为展示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很好窗口，诱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向西方文化靠拢。她还联合德国、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30多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政党、基督教民主政党等40多个政党成立欧洲民主联盟，来同主张福利普遍化、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三)利用更多手段密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除了两人联手和联合国际反动势力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外，撒切尔夫人、里根还利用宗教势力等更多手段密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秘密结成“神圣同盟”，由中央情报局的基金会、全国维持民主捐赠基金会、梵蒂冈秘密账号共同对波兰的反共势力“团结工会”给予资金、物资援助，并提供战略指导。据美国劳联—产联的报告称，到1985年，波兰国内反政府的书籍小册子成千上万地印刷，几百万人在教堂看过反政府录像，“团结工会”还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断地干扰政府电台的广播节目。波兰共产党和波兰政府在里根和教皇的政治压力下，取消了对“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的审判。1989年9 月，“团结工会”正式组阁执掌波兰政权，里根和教皇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最终将波兰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夺走，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国家，从而为进一步瓦解东欧和促使苏联解体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反对剥削压迫、争取独立自由成为历史潮流的20世纪，世界各国的人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得以开展。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⑨]撒切尔夫人、里根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实际上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侵害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无非是资本主义旧势力固守剥削利益的最后挣扎，因而是逆历史趋势而行的反动行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和平演变”苏联的重要推手

 

邓小平同志曾提醒我们，“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⑩] 撒切尔夫人、里根奉行软硬兼施的策略，在强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时，也一直积极寻求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推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自行瓦解，并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并最终让苏联解体。

 

　　 (一)撒切尔夫人、里根积极推动苏联的私有化进程，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改革派”的圣经。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导致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甚至成为舆论的主流。渐渐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成了指导苏联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思想。

 

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沙塔林等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授意制定了“500天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利用1990年11月1日开始的500天时间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1991年4月，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 苏联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共同制定了一个以新自由主义为准绳的、名为“哈佛计划”的苏联经济改革纲领，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制定了国有企业分阶段私有化的时间表。[11]这样一来，苏联的经济改革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一条新自由主义的“不归之路”。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继俄罗斯“政权大革命”之后的一场空前的“社会财产大分割”运动。其结果是，私有化既没有实现收入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提供了机遇和依据，使少数人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巨富和金融寡头”。[12]更为严重的是，当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走向崩溃，意识形态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分崩离析也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是撒切尔夫人、里根这对“政治上的灵魂伴侣”的重要共识。资产阶级在工人中间培养代理人，历来是其对抗工人运动的重要手段。在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将其培养代理人的触角伸向了海外，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撒切尔夫人致力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其代理人，她是最早发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西方可以同他打交道的人”，正如撒切尔夫人在 1991年访美在美国石油学会的演讲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戈尔巴乔夫经其专家智囊评估认为“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因而被选定为西方培养的可能继任的苏联领袖，以便“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早在1984年，她就很有远见地把握住戈尔巴乔夫的亲西方政治倾向，公开表示“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做生意”，里根在她的影响下也接受了这一想法，积极对戈氏灌输新自由主义思想。

 

1982年6月，里根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一项长期计划和希望是，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从而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掀起“重评斯大林”等运动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戈氏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利用、改造的对象，撒切尔夫人更是通过经常访问等方式对其进行渗透、演变，引导其向往资本主义。另外在军备竞赛等手段的配合下，她和里根诱使戈尔巴乔夫树立了“外交新思维”，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所谓合作关系。实质上，正如列宁所揭示，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通过“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的工人阶级，已经蜕化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13]

 

在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教导、诱使下，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大幅度削减武器和军队，于 1987年12月与里根签署中导条约，销毁了苏联部署在欧亚的全部中程导弹，1988年12月，他又无条件地削减苏联军队50万人。不仅如此，已经被西方成功“和平演变”的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行“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直至“意识形态多元化”，引发了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尤其是，戈氏积极推行的所谓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取代苏联原有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在苏联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试图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

 

戈尔巴乔夫在撒切尔夫人、里根去世后的表态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们的亲密友情。他不仅在2004年亲自参加了里根的葬礼，在得知撒切尔夫人死讯后第一时间悼念说，他本人之前和撒切尔夫人的关系在经历复杂阶段之后取得了“相互谅解”，从而最终促使了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还回忆说：“我们的首次会见是在1984年，之后双方建立了联系，尽管有时我们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我们之间逐渐地建立了个人联系，这种关系后来变得越来越好。最终我们达成了相互理解，而这也对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气氛的改变和冷战的终结做出了贡献。”[14]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很大，戈尔巴乔夫正是在他们的引导下，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道路。1987年11月，应美国出版商之稿约，已经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本准则的所谓“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鼓吹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他的错误带动下，苏共主要领导干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走向腐败变质，从而注定了苏联解体的命运。

 

(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反动势力，是撒切尔夫人、里根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举措。正如列宁所说，这些“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15]的工人阶级贵族们，已经沦为了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的反动势力。撒切尔夫人、里根钻了苏联宪法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空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培养了所谓“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苏联民族政治势力组织“人民阵线”，尤其是挑选、资助和“推出”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叶戈尔?盖达尔、亚?尼?雅科夫列夫等一大批高层领导干部作为推动苏联解体的秘密力量，并在苏共内部支持和资助形成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帮助叶利钦在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撒切尔夫人、里根在苏联社会主义内部培养的一批反动势力果然不负所望，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力量。叶利钦在1990年6月上台伊始便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亲西方反动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控制了苏联的绝大部分实权部门。其余的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借机宣布了自己的主权独立。这不仅给了苏联非常沉重的一击，而且在事实上标志着苏联的解体已经开始。

 

撒切尔夫人、里根“和平演变”苏联的举措深刻影响了其后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布什作为里根的后任总统，继续贯彻对苏“和平演变”政策。撒切尔夫人与之共同提出了针对苏联的“超越遏制战略”，合力抓住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改革的机会，进一步加大“和平演变”的力度。尤其是加强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和渗透，以经济援助作为诱饵，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手段对苏联进行全面渗透。正是在他们的联手推动下,这些对苏联的包围、渗透措施终于内化成了苏联的西方化改革。1991年，撒切尔夫人、里根“苦心经营”多年的瓦解颠覆苏联的图谋终于取得了成效。1991年8月，由于对戈尔巴乔夫可能引向联盟解体的所谓改革不满，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等发动了被称为“八一九事件”的政变。对此，已经辞职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继任者布什抨击该事件违宪，呼吁俄罗斯人民接受民主选举出的政治家叶利钦的领导，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八一九事件”的失败，推动了苏联加速解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从而宣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终结。至此, 撒切尔夫人、里根处心积虑地瓦解颠覆苏联的种种图谋终于实现，他们自己也把苏联解体作为最引以为豪的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成就之一。

 

时至今日，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实际上，正如列宁曾揭露道，帝国主义“疯狂肆虐，摧残一切弱小民族”的行径是“实行反动”，目的是“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16]和平演变策略和新自由主义纲领相互结合，建构成了反共、社会主义国家的顽固力量，其根本目的不仅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剥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之重新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17]对此，我们一定要引起足够警惕。

 

四、终生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主义者

 

西方国家常指责共产党人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并一直鼓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作为英美政治舞台上的标志性人物和世界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正如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和反对一样，撒切尔夫人、里根也因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和忠诚而举世闻名。

 

　　(一)坚决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政治信仰。撒切尔夫人在 1975年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曾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我有力量，我就决不会把英国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后，她对中国仍然心存畏戒，坚持说： “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18]事实上，撒切尔夫人是非常不愿意向社会主义中国低头的，他同意让香港回归中国也是在多次与中国较量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她自己后来曾透露说，香港回归中国当天，她很伤心。并且，撒切尔夫人毫不掩饰自己仇视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虽然她多次出访中国，但却拒绝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尽管英国外交部向她指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是来华访问的其他西方领导人的普遍做法，但她却依然坚持拒绝。

 

与之相呼应，里根也有句名言：“社会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哲学观念。”他把人权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武器，在全球倡导自由资本主义和输出美式民主，抨击目标国政权的合法性。他从思想舆论入手，在目标国形成多重价值观念并存、碰撞的局面，并辅之以经济利益的糖衣炮弹，逐渐控制目标国的政治精英，取得了颠覆苏联、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绩。其政治伙伴撒切尔夫人对里根给予了很高评价，赞扬他不放一枪、不发一弹，就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里根身上带有极其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这也决定了他们必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持仇视态度。

 

(二)利用一切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是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惯用伎俩。将体育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是撒切尔夫人的惯用手段。她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不仅带头倡议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而且动用金钱、反面宣传等手段阻止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鼓励奥运赞助商去撕毁合同，而且采取多种手段阻止英国运动员、游客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甚至不惜动用国库拨款来补偿他们取消莫斯科奥运会之行的损失。并且，动辄批评社会主义国家体育政治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撒切尔夫人这种赤裸裸地将体育政治化的行为却视而不见，大部分西方媒体对此选择性回避，整个西方世界几乎很默契地对此沉默不语，几乎没有什么批评的声音。

 

由于美苏社会制度的显著差异，里根把美国价值观强加于苏联社会，并以此为标准去妄自衡量苏联社会。他完全漠视苏联所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而是乐衷于搜集苏联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不足并将之扩大化、丑化，改编成一个个的黑色幽默。里根利用自己的雄辩口才，数次在公开演说的场合，用讲笑话的方式调侃、嘲讽苏联，散布“苏联崩溃论”，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国内形象。

 

(三)警惕新自由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侵蚀，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种种事实表明，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所谓“巅峰友谊”,不过是联袂推行新自由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沆瀣之谊，这给当前我们那些一厢情愿地追捧“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令人警醒的是，在一些媒体工作者意识形态能力缺失、一些媒体盲目市场化、西方错误思潮泛滥的影响下，一些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新闻单位的媒体工作者，不仅没有对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思想等进行正确判断、客观认识，客观辩证、一分为二地评价其功过得失，而是盲目鼓吹两人如何伟大、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认清撒切尔夫人、里根等西方政客的真面目，要警惕过分片面地报道他们其如何伟大等而落入散布新自由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的陷阱。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自觉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防止国际反共势力的渗透，不断加强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清醒认识到“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其根本目的还要剥夺我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19]牢固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的自信心。[20]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④]格勒：《撒切尔夫人与英国病》，载《中国慈善家》2013年第5期。

　　[⑤]《程恩富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64页。

　　[⑥]《25年前英国最有权势的女人撒切尔如今被遗忘》，人民网2004年05月19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4549/2507962.html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李艳艳 北京联合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