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谈谈国军抗战老兵问题（下）

 

 

　　谈谈国军抗战老兵问题（下）

　　——兼论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网络舆论空间以及一些大学的讲堂上，由此产生一些借颂扬抗日战争来贬低解放战争的种种说辞，如“内战无英雄”、“没有意义的党争”等，却是完全错误的。

 

　　抗日战争的意义是伟大的，但解放战争的意义更伟大。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摆脱了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命运，那么解放战争的胜利则使中国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直持续的半殖民地命运，同时也使中国摆脱了像德国、朝鲜半岛那样长期分裂的危险。

 

　　我们不难想像，假如中国真的被分裂，以中国的规模之大和人口之多，中国所遭受的痛苦，将远甚于德国和朝鲜半岛。现在被国人所期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变得摇摇无期。

 

　　现在许多国粉津津乐道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成为“四大强国”，但老实说，这真不过是一种虚名而已。历史的真相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丧失了大片领土，主权也受到侵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把中国青岛从德国手中转交给日本，引发了五四运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由于雅尔塔协定所遭受的损失，却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里的深远诱因，源自国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溃败的糟糕表现和蒋介石奉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直接的原因，则源自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争议。

 

　　 1942年3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4个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史迪威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主要的目的是要用美援武装国军，然后以国军为主力从中国大陆对日本展开反攻。罗斯福的此种打算，固然有加快战争进程，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减少美国青年牺牲的自私考虑，但解放被日本侵占的国土，本来也是中国军队当仁不让的责任，罗斯福此种要求和打算，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任何不当。

 

　　但蒋介石的“聪明”之处在于，美国参战后，鉴于美国的强大国力，他判断英美必胜，德日必败，既然如此，那在抗日问题上何不搭美国搭便车，保存国军实力等待战后对付共产党呢？有了这样的小算盘，本来就消极的蒋介石对和日本作战更加消极，对美国提出的反攻要求推三阻四，不断提高索要美援的要价，似乎把日军赶出中国是美国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史迪威盛怒之下提出要用美援援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更犯了蒋的大忌，终至闹翻，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罗斯福也断了指望中国反攻的念想。

 

　　但蒋介石作为浙江盐商的儿子，这点小聪明如何玩得过老谋深算盎格鲁撒克逊人？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转而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同意了，但提出的条件也是狮子大开口：包括外蒙古独立（即所谓维持现状）、苏联在新疆、东北的特殊权益，共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等等。罗斯福慷中国之慨一口答应，条件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其余部分，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的特殊权益——这就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共同出卖、瓜分中国的主要内容。以后斯大林对中国的解放战争三心二意，对国共和谈反到特别热心；马歇尔古道热肠跑到中国来调停国共冲突，其背后的动机，都是为了落实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利益。

 

　　本文不是对斯大林做全面评价，只是想指出，斯大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确实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本来，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之间的交易，中国完全可以不答应、不承认，但蒋介石为换取美苏支持其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态度。分别于1945年8月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11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一一确认。不客气的说，蒋介石比慈禧、李鸿章还不如，因为这两个人割地赔款还是因为打了败仗，而蒋介石却是在位居战胜国的情况下，出于一己私利而签署丧权辱国的协议。

 

　　如此一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居然陷于和战败国德国以及“被解放”的朝鲜半岛相似的处境，都被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仅仅是没有被美苏分区占领罢了。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根据德国和朝鲜的教训，不同的势力范围内必然会建立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国家”，中华民族也就万劫不复了。

 

　　所幸中国还有毛泽东，还有解放军——解放战争的胜利拯救了中国，使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

 

　　1949年，随着解放军席卷大陆，蒋介石通过《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向美国出卖的权益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全部作废；1950年，随着毛主席访苏和斯大林重签条约及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苏联出卖的权益，也被新中国一一收回。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摆脱雅尔塔体系束缚的国家。欧洲等到这一天，要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比如德国要到苏联临近解体才能重获统一，苏军也才撤离东欧诸国使之重获“自由”——远东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今天则仍然生活在雅尔塔体系铸造的格局中，比如朝鲜半岛的分裂、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以及美国在日韩的驻军等。

 

　　对中国而言，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外蒙古。（顺便说一句，我对目前网上关于要外蒙古“回归”的喧嚣相当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一种虚妄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泛滥起来对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好处。但既然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并被当成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条“罪状”，也不妨谈一谈。）

 

　　要求毛泽东在1950年代就使外蒙古“回归”，是一个没有任何合理性的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的国际条件，不要说1950年代不具备，在中国的国力远超俄罗斯的今天仍然不具备，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要和苏／俄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好比家里的不肖子孙把值钱的玉器都拿出去卖了换酒喝了，后来掌家的人能收回来多少就收回来多少，有些暂时收不回来，也没有办法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有时也不妨假设一下：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最后的时间窗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假如蒋介石能够像罗斯福和史迪威所希望的那样督促国军大力反攻，在苏德战争结束前收复东北，然后挥师西指，则苏军主力正在和德军鏖战，又能奈何？当然，现在谈论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能感叹蒋介石的无能以及愚而好自用了。

 

　　解放战争对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意义如此巨大，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如此巨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绝不容许任何人污蔑！

 

　　（全文完；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