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芝加哥弟子”与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泛滥

  

 

　　芝加哥大学是由约翰•洛克菲勒于1892年出资4500万美元创办。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保守的、亲资本家的传统和名声，甚至被人戏称为“标准石油大学”（“标准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二战时期，随着一批重要学者的离开和去世，该校经济系经历过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随着弗里德曼等人的加入以及其他学者的成长，该校经济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大大发展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都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各种问题并对政府干预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他们坚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而经济政策应该由专家制定并且这些专家应该远离那些自私自利、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的（外行）大众。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芝加哥学派尚处于边缘的地位。但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集团发现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更有利于实现其利益，因而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此同时，在媒体宣传的配合下，芝加哥学派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智利项目与“芝加哥弟子”的产生

 

　　从50年代中期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一批教授参与了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出口”到智利的一个项目。在该项目中，这些教授选送了一批经济学家到智利的一个大学去进行经济学教育，同时从他们在智利培养的学生中选取了一批学生（到70年代早期其总人数近百人）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这批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了智利。在皮诺切特靠军事政变上台后，他们都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被人们称为“芝加哥弟子”。

 

　　50年代早期，智利的学术界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教条是排斥的。在智利最好的大学里，如智利国立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是普拉比什及其领导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所主张的结构主义经济学。这种学说主张，由于国际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从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穷国（如拉美国家）应该拒绝那些认为经济规律具有普适性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经济政策。相反，穷国应该建立一个能反映其经济结构特点的分析结构和框架。根据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现实，他们主张穷国应该采纳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当时，这种学说不仅在智利的经济学界占主导，而且还受到商界的欢迎，因为贸易保护政策维护其利益。

 

　　美国人意识到，如果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能够给智利大众以“启蒙”，使他们认识到其政府对“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认识是错误的话，将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还认为，如果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能够和智利当地的大学进行合作，他们所支付的美元将获得很好的效果。因此，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在美国的合作对象就排除了其他大学而专门指派给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的芝加哥大学。

 

　　刚开始，美国人在智利选择的合作对象是智利国立大学，但该校的经济学教授们并不欢迎这个项目。美国人只好和智利的天主教大学商谈合作事宜。这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大学即便在智利也算不上是一所好大学，而且其经济学很弱。虽然刚开始天主教大学还担心芝加哥学派对人的理性的推崇与教会所鼓吹的教条之间的冲突，但考虑到与芝加哥大学建立官方的正式联系意味着可以极大地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正好可以填补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许多空白，两校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最初的合作协议由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基金会一起提供资金）、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三方在1956年签订。这个合作项目共持续了8年。一开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被派到智利，他们改造了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大纲，并从本科毕业生中选送一批人到芝加哥大学留学。这些留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了智利，其中一部分人（主要是最初的几届学生）回到了天主教大学接替了他们的美国老师。到1964年。这些“芝加哥弟子”已经完成了对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控制。

 

　　起初，这些“芝加哥弟子”在天主教大学比较孤立。由于芝加哥风格的教学方法太过抽象并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学生们并不喜欢他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赢得了一批忠诚的学生。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决定推广这种模式。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也被招到智利天主教大学进行本科学习，学业优秀的毕业生则被选送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继续学习。

 

　　1967年以前，智利商界并不欢迎“芝加哥弟子”。因为企业家普遍对其大肆攻击政府干预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一个偶然的事件带来了转机。在1967年发生的学潮中，商界的领袖们发现，整个智利除了天主教大学经济学院外，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在学生抗议中暂时关闭了。此后，“芝加哥弟子”就开始频繁地被邀请到那些由智利企业资助的思想库和杂志发表演说或文章，但他们对智利政府的政策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

 

　　二、皮诺切特独裁政府与“芝加哥弟子”

 

　　1970 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对智利的矿业、工业和银行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政府开支。虽然这些政策在改善大众生活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国内外资本家的反对和捣乱，智利经济陷入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结成了同盟，而“芝加哥弟子”也第一次在其中获得了政治友谊。

 

　　1973年，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独裁政府。皮诺切特政府当时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并把前政府国有化了的企业私有化。但他们不懂经济，必须寻求专家的帮助。几经周折，他们寻求到“芝加哥弟子”的帮助，后者迅速拿出了方案并在政府关键经济部门中获得了一批重要职位（如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

 

　　“芝加哥弟子”根据其所掌握的 “科学”开出了治理智利经济问题的药方：必须用“看不见的手”去代替“看得见的手”，即用市场去代替政府干预。被国有化了的企业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开支被大幅度地削减，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被废除，智利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除了汇率仍然不允许浮动外，其他的经济政策都直接来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这是最早的“休克疗法”。

 

　　为了支持“芝加哥弟子”推出的政策，弗里德曼、哈伯格以及哈耶克都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大量的演讲。这些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大。随着关税水平的大幅降低，进口替代制度被废除，非传统性的出口大幅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攀升（到1982年高达24%），贫富分化急剧加大。为了维护统治，皮诺切特政府残酷镇压国内的批评者和反抗者。

 

　　高举自由大旗的“芝加哥弟子”如此自然地与一个独裁政府合作并不奇怪。早在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上台建立独裁统治后，同样有一批美国培养的印尼经济学家与其合作并被提拔到关键的经济部门任要职，史称“伯克利黑帮”。他们推行的政策与“芝加哥弟子”的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这其实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中找到答案。芝加哥学派宣称，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与价值相关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因此，在芝加哥学派的门徒看来，如果一个独裁政府允许他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专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控制和制定各种政策，那么这个政府同样是很好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民主政体未必就是合适的，因为它往往被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所困扰。

 

　　三、“智利奇迹”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变化

 

　　随着智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开始增长。虽然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工资下降，但美国媒体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片面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在智利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面对60年代后期开始并在70年代加剧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以金融资产阶级为首的美国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必须打垮国内外的工人阶级力量，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正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因而，从70年代开始，大量的（政府和各种基金的）资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资助其研究、学术会议、杂志和招收留学生。美国的媒体则越来越多地给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提供发表见解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芝加哥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样，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一起逐渐成为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也从被个别国家所接受发展到被很多国家所接受。

 

　　四、智利80年代的经济危机及“芝加哥弟子”的淡出

 

　　由弗里德曼等人所鼓吹的所谓“智利奇迹”并不值得其他国家羡慕。与1960年的水平相比，尽管1980年智利的实际人均 GDP上升了35%，但失业率从 1973年的 4.4%上升到 1983年的 22%，而且实际工资下降了40%。I970年，智利有2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皮诺切特下台的1990年，该比重上升到40%。

 

　　1982年—1983年，随着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智利的GDP下降了19%，芝加哥学派所宣称的市场的自动纠错机制却没有发挥作用。在实施开放政策后积累下来的大量外债，进一步加重了智利的经济危机并危及其金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智利的第一代“芝加哥弟子”被迫退出政府。为了对付危机，智利政府临时采用了一系列与芝加哥学派理论相反的政策：政府直接干预并挽救了大量的银行（包括已经被私有化的）；大约50家企业被重新国有化；一系列的保护性关税被重新恢复。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智利经济重新进入了一个增长时期。但度过危机后，皮诺切特又部分恢复了前一个时期的政策，那些被重新国有化了的企业再次被私有化，另外一些“芝加哥弟子”又得到了重用。而且，这些做法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由于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等因素，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上涨，皮诺切特在1988年的公民投票中败北并在1990年被迫下台。尽管“芝加哥弟子”的领军人物在投票前警告民众称，如果亲民主联盟获胜将破坏军政府带来的经济自由而且国家的经济管理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但投票结果表明民众并没有被吓倒。随着皮诺切特的下台，“芝加哥弟子”被迫再次从智利政府中退出，但其制定的政策大部分仍被保留了下来。此后，虽然他们在学术界和商界仍然很活跃，但在政界已很难见到其身影。

 

　　五、芝加哥学派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影响

 

　　随着“智利项目”的成功，美国把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拉美国家。除了从拉美国家招收本科生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和选送其中的优秀者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外，美国还在一些拉美国家“复制”智利项目。例如，在阿根廷，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设立了库依欧项目，让库依欧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大主教大学合作培养经济学家，仅1962年至1967年即选送了 27名阿根廷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

 

　　随着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大量经济学家回到拉美国家，“芝加哥弟子”在拉美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拉美的学术界（芝加哥学派逐渐取代了结构主义学派成为了主流）和商界，还表现在政界（其典型就是智利）。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传播和泛滥起了关键的作用，也为“拉美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国际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力合作，牵线搭桥，提供资助。随着美国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化”，美国的合作教育机构也不再仅限于芝加哥大学，而是扩展到了其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六、美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及相关思考

 

　　美国有意识地对外传播其主张并不仅限于拉美地区。早在50年代，美国就在其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资助建立了一个芝加哥学派的桥头堡——茅里斯•富克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在以色列的传播，以及后来以色列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都起了关键作用。这是美国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并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之一。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利用各种援助和合作的机会在其他国家培养亲美的精英人物。应注意的是，除了培养亲美的经济学家外，美国还为其他国家培养军事和警察人才。美国设有专门的学校为拉美国家培养这方面的各种层次的人才。其中，设在佐治亚州贝宁堡的美洲军事学院就先后为拉美国家培养了近6万名军警，包括后来通过政变上台建立了亲美独裁政府的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后来，由于该学院的名声越来越坏，美国政府在2001年将其名称改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美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大致有如下六种：

 

　　1、设法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接受了对美国有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人才。最好是通过美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使美国的理论和思想被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精英和大众所接受，这样，这些国家的政策自然会对美国有利。

 

　　2、设法拉拢、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使他们或其家族的利益与美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推行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并打击压制反对力量。

 

　　3、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经济等方面的顾问（尽量以私人公司的名义），诱导相关国家向美国或国际组织贷款，使这些国家逐渐积累其庞大的外债并要求他们用其最值钱的矿产、石油等资源作担保。当这些国家无力还债时，迫使它们用这些担保物抵债从而控制其资源。

 

　　4、如果第一种手段未能奏效，有关国家的政策仍然对美国不利，则制造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债务或经济危机迫使它们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经济政策，最好由世界银行或IMF之类的国际组织出面施压。

 

　　5、如果有关国家仍不上当，其政府继续执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则通过策动“颜色革命”等方式，利用非政府组织等煽动老百姓闹事，想方设法使那些不愿屈服的重要政治人物下台。或者干脆支持有关国家的亲美军人实施政变，甚至组织暗杀。

 

　　6、如果上述手段全部失效，美国在需要的时候则寻找借口军事入侵，建立傀儡政权或寻求“国际托管”。

 

　　总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从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方面从软到硬地进行渗透和控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想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当程度的阶级妥协和合作是不可能的，贫富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太大也是不行的。这是由于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国际大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相比，民族资本总是相对弱小的，只有得到工农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维护民族利益。这样才有可能打击国内的亲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和发展民族和国家利益。

 

　　（来源：清华大学求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