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写给中央的一封信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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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写给中央的一封信
2015-06-02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一点真话。当前国家的真实形势是:
一
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究竟应如何看?我认为其他数字意义不大。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 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这种小规模变乱,作为一种信号和预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层出不穷)。
二
一些国企的崩溃性瓦解不是机制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被有意识纵容鼓励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与近年国家投资结构及政策的变化,与股市泡沫经济的勃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股票市场的出现及交易额的日益增大,中国国内投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资为主。资金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银行投向市场。在1995年后,财政投资日益减少。大量资金转入股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造了股市万能论的神话。导致中国虚拟经济的兴起,枯渴了国家的金融资源,预伏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种子。
大量资金被导入股市,由此转入消费领域,退出投资领域。大量资金积蓄在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股市投机者手中。股票虚拟经济愈膨胀,用于兴业投资的实体经济即愈萎缩。股市现在已成为国内资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资本游戏竞争和掠食吞噬小投资者的最佳场所。股票市场导致中国投资结构的失序与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认为当今股市的本质,实质上乃是大户和机构的一种'圈钱'活动。在股市中,大户作庄,圈小民百姓(散户)的钱。在股市中,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少数大户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户资金的基础上。股市投机已成为资本间竞争、加剧两极分化和形成大资本垄断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戏建立于一个虚妄的神话上,即理性投资者总会要把钱投放在经济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萨缪尔森)
股票市场完全是欺人之谈。真实的现实是,大庄家注入资金,将其投放到盘子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这种股票乃是最有利于庄家获利圈钱的股票,而与该企业的真实效益毫无关系。这种大庄家注入大笔资金的股票,增长最快,吸引散户游资也最多。一旦庄家获利回吐后,小户股民即被贬值股票套牢。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资金吞噬掉小资金,这就是股市中的真实逻辑。获利最大的股票,即庄家与散户投钱最多的股票,与发行股票的企业本身效益毫无关系。中国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国股市也如此。中国国企的瓦解,是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资金的困竭与市场封杀,高税率的压榨,加速促成了这一衰变。
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金融突袭和掠夺,已逐渐取代产业及市场利润的竞争,而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间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形态。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资于亚洲产业的资本形态严重受损,几乎丢得精光。但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证券及股票等金融资本则大获其利。正是日本金融与美英金融资本之间这种新的共生利益,压制了其产业竞争的矛盾面,并且主导了日美政治联盟在近十年来的加强。
日本国内产业衰退,但金融业的地位则在上升。英国国内制造业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资本与美国资本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施金融突袭和掠取成功,其经济实力现已压倒仍以传统产业为资本主导形态的法国,并且即将超过德国而上升为欧洲第一位的经济强国。 90年代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掠取已发展成20世纪末以来国际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态。此也是'新兴(第三)产业论'、'知识经济论'的真正涵义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对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股市中私人垄断资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达到惊人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股市上现已形成巨无霸式的私人资本巨鳄。
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鳄手中持有着10,000亿以上的巨额金融资产。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场疯狂的巨鳄吞金运动。当潮退后,那些可怜的散户股民象被潮水抛弃的鱼一样,握着贬值的股票被搁浅在沙滩上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新潮。
香港股市则一直是英、美、日、华资本巨鳄,圈本地中小华商、中资机构及散户钱的猎金场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地产股成为国际巨鳄们炒作的大好题材。现在国际大鳄正在悄悄潜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网络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证券,成为炒作对象。
所谓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与高科技并无实质关系。风险投资,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被高炒?因为这些新兴股票盘子小,便于炒作,有虚拟的概念性。一旦巨鳄们获利回吐,将资金撤出香港,则香港必会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从而导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已不太远。
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谁的资本雄厚,谁垄断控制了市场,谁就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数量实行分配,这一点在股票市场的利润分配中是最明显的。所谓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种虚幻的欺人之谈。(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在本质上也服从上述规律。因为资本规模的大小已决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资源竞争中谁占据有优势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银行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及产品过剩)。由于资金稀缺,尽管表面上银行利率已调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则日渐高企(地下钱庄业的勃兴反映了这一现实),各种代金券及实物交易等非货币流通手段亦相应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有亏损。需要财政补贴。而私营企业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补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
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
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外同样发生大企业的倒闭,如韩国大宇集团、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构成大,结构调整难,资金周转不易,在市场结构变化及遭遇危机时陷入困境是常见情况。并不因其是'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态而可以避免危机。
在1994-199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虽已遭遇困难,但尚未大面积崩溃。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大面积陷入困境以及崩溃性瓦解的进程。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并发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使国家形势陷入动荡。其原因,不是国有企业的 '机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现行金融投资政策。
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本来正是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有缺陷,应当改善。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企业只应企业化,不应管职工养老、职工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托幼儿教育'等主张的抨击下,这一系统被摧毁了。巨大的负担转移到国家和地方财政身上,这本身又是国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税制改革,以高税负扼杀了企业生机。近年来,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项税率总和约占销售额的40%,甚至更高。加上银行年利率即高达50%。以这种高税负与平均利率相比较即可看出,任何生产型企业,若不逃税则注定应倒闭关门。正是这种高税负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导致众多企业为避税而外逃。政府目前应付失业问题所支付的巨额社会保险金是纯粹消费性的(而过去给企业的补贴则是作为生产投资),其总额及社会代价较之过去给企业的补贴要重得多。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东欧及俄罗斯陷入社会危机的覆辙。
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过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推荐给中国决策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是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之最终陷入分裂和动乱。
希望政府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整套经济改革建议有所警觉。希望在东欧及俄罗斯已彻底失败的'休克疗法',在我国不会以'结构改革'的名义,而得到一种新版本的惨痛重演。
附二:对文革要进行科学的再思考(节选)
文革是一段复杂的万端的历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搞全盘肯定文革势必和搞全盘否定文革一样不能不失于轻薄。例如在“开放改革”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广大的人们,今日重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持续性存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党里面存在着“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旧社会的文化、思想、习惯正在复活……这些言论,仍然会激起很深的共鸣。今天,社会生活中正积累着不少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官僚主义;官商资产阶级的兴起;直接生产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遭到侵夺;外来资本和势力的逻辑左右着我们发展的形式与目标;腐朽的思想、文化、习惯和行为,深刻浸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对文革进行科学的再思,应该有重要的意义吧。
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
除数十年前粱漱溟先生为中国农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听信名词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人;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这些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为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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