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4月2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的演讲。他指出在未来的5年或10年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五五开，并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工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趋于僵化、保护过度。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12000美元）后，开始停滞。这时的经济体，既难以与先进经济体的高新科技创新相竞争，也难以与低收入经济体的廉价生产成本进行竞争。 国际经验来看，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的期间内，阿根廷年均增长0.2%、巴西为0.4%、墨西哥为0.7%，南非不仅没有增长，还是负增长，为-0.8%。这些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还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与之对应的是东南亚的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顺利地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 根据报道，楼继伟部长为此开出的药方是，从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入手，扩大劳动力供给、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包括鼓励农产品进口、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改革户籍尤其是那些农业劳动力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与城市，调整现有《劳动合同法》、增加劳动关系的灵活性，以及社会保险全国统筹、用制度保障劳动力在全国的自由流动。 这些措施直指当前经济转型的核心障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是因为城市化的内需拉动力度还不够，最关键的是很多地方政府的眼光仍然只盯住卖地盖房、中央政府总是想把劳动力引导到中小城镇。 但经济集聚的现实是就业机会和经济产出越来越向城市群集中，尤其是特大城市，这些城市恰恰越来越不欢迎外来人口，千方百计地要限制他们，允许他们就业，但不允许他们落户、举家迁到城市。眼下区域之间巨大的人均GDP的落差，显示的正是受制于户籍制度，落后地区劳动力无法通过流动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造成了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工资增速远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 中等收入陷阱的危害不仅在于增长停滞，还有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过大，是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巴西之败，正是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6。国际经验表明，顺利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的国家，当时的基尼系数都是相对低的（0.4以下），跨越失败而停留在中等收入的国家，收入差距都很大。 相对于橄榄型社会的价值观、消费偏好的一致性，收入差距过大容易撕裂社会，社会不易达成共识，人群对立。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容易陷入高标准还是低标准的争论，不得不满足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的基本要求，做出妥协，忽视长期的经济发展。 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药方仍然在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推进市场化改革。收入差距的三大根源在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前两者的差距主要是劳动力难以充分自由流动造成的，农民和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是低收入的根源。而行业差距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力，国企和财产性收入为主体的职工享受了制度与税收上的优惠，造成不公。为此，需要在未来势必要做出户籍、人口等社会政策的调整。 （作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独家网） 附录： 4月24日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的讲座。网络上曝出了楼讲座的8个要点： 1、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速将到5%以下）可能性50%+。现在的关键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增长，实现全面小康，就需要抢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也就是最后5-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主要有以下措施： 2、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不要有对抗性的思维，觉得外国会断我们的粮。这样，能够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3、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顺便提了一句，一定要征收房地产税，调节租售比）。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西部只搞省会城市，东部搞城市带，形成产业链，把各种服务业做上去。 4、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5、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农民自主决定土地的交易，不能搞征地，然后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6、五是在社保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去解决97年以前没有交造成的亏欠。把交费率降下来，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其他几个比率相应调整，达到精算平衡。各地方自己搞好后，国家才能统筹。社保就是保险，不是储蓄，个人账户没有继承这一说，活到啥时候领到啥时候。 7、其他还有一些措施，比如鼓励创业，灵活就业，创业半年就算是就业了；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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