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琼瑶式文艺百花齐放的今天，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宏大叙事都成了毒草，都成了任人唾弃的死狗。文艺批评家们忙于从垃圾堆里淘金，忙于颠覆与重写，并用他们的人性标准来丈量每部作品的高低。年轻人们忙于恋爱，如饥似渴地从畅销书专柜或者电影院里获取台词与剧情，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气息来演绎所谓的浪漫。而对于这样一部夹杂着意识形态说教的小说，似乎已经过时并且永远地过时了。但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因，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指向的原因，斯皮尔伯格和梅尔•吉布森这些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大行于世就是明证。如果今天有哪位小资猎奇似拾起了这本古书，并用他们独有的眼光来审视这部作品，吸引他们的肯定不在于书中的革命故事（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少年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故事。
听惯了对冬尼娅的赞美诗之后，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保尔，这个在文学青年眼中“形象暗淡”的少年怎么了，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仅仅是因为他忤逆了冬尼娅的贵族气质吗？抑或是他的革命意识刺痛了敏感的男读者的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本来这些都是小说着力要表现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刻意提起，但在这个时代，小资少女的歌谣梦幻远比革命硬汉的滔滔雄辩要吸引人，现代人读此书，心魂都已被冬尼娅勾走了，他们无暇顾及保尔的历练与理想。因此，我们还是先收起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怀，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男主人公保尔身上吧。
在认识冬尼娅以前，保尔在餐馆打工时，厌恶堂倌的不劳而获，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和堂倌、老板们是敌对，这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现在有的人一谈到阶级意识就歇斯底里，并且天真地把他归为一种等级观念，却闭眼无视背后的现实。“‘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 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正是这种不平等和压迫，萌生了保尔的阶级意识，藉此他获得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的目光，并开始认真审视周围的环境，但一切压抑着他，他不得不探寻着自身的拯救之道。他“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就在他青春的迷茫时期，“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他遇见了布尔什维克士兵朱赫来，随着情节的推进，他走向了革命，一种波澜壮阔的生活开始迎接他了。最后，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考验和战斗，以至于他完全有资格说他把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那么，是否如敏感的男读者所说的那样，革命者应该弃绝爱情，做一个禁欲主义者呢？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常识：革命者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革命也不是要压抑个体的爱欲。集体性并不否定个体性，革命也并不否定个人，恰恰相反，集体性是个体性的最终实现，革命所要成全的正是个人。文学青年们有一点是对的，革命是集体性的，而爱情却是个体性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二者看成水火不容的。于是，当爱情遇到革命，问题的焦点便在于，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是如何可能的？事实上，这一切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