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金钱的收买功能与资本的政治作用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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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金钱的收买功能与资本的政治作用
2021-10-25
现如今的中国是如此之小康富足，业已培育造就出空前规模的富豪集团与中产阶级，所以，现在确实到了需认真谈谈钱的时候了。钱能买东西，这只是金钱最原始的功能，在高度现代的人类社会，金钱所能收买的绝不仅仅是东西，如今的中国也是这样。首先，金钱能够收买官员，即通常所谓行贿。向有权的官员行贿，以换取相应的好处。当代中国有一大批官员曾为金钱所收买，被拉下水了，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所查处的那些人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人数量巨大，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甚至还出现了“塌方式腐败”。被反腐败“一窝端”，其实也意味着被金钱所“一窝端”，由此可见金钱收买之效，也可见这等收买行为的普遍与流行。其次，金钱还能收买政策，即利用金钱的效力来影响政策取向，使之为我所用。这一收买往往同收买官员紧密结合，但彼此又有不同，收买官员已实现上下通吃，但收买政策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大多还都只能在较为基层的地方、单位和部门里进行。再次，金钱还能收买思想价值的代言人。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各自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口袋金钱的状况决定着脑袋里的价值形态，这是一条基本定律。展现与表达同金钱所对应的思想价值，也需要有学术建设，直接表现就是舆论喉舌与代言者，这在西方已经是普遍现象，如今的中国也出现了，尤其是在新媒体领域和网络空间，资本一度相当得势，收买了相当一批玩思想务虚的人，掌握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放眼如今的中国，给资本站台、为金钱呐喊的人实在很多，这支队伍隐然已成规模，并且深入到许多体制单位内部。最后，金钱还能收买政治主张的代理人。资本势力历来都迫切需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这也要用金钱来收买。人们经常所讲的“权钱交易”主要是权力与金钱之间的交换，收买政治主张的代理人并非是做这种简单的交换，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要比这种简单的交易更高级，所涉及的是制度、道路与模式问题，但核心仍然是收买与被收买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才深有感触地说，“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美德”。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队伍却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金钱收买功能在中国持续发挥作用，也不断迈上更高台阶、达到更高水平，当年毛泽东主席所十分担心的“糖衣炮弹”攻势一度在中国达到高潮。不妨可以这样说，中共十八大以前的一个时期，是金钱收买功能发挥最充分和最到位的历史时期。
二、经济资本到政治资本的历史性跨越
金钱收买功能发挥到一定程度，金钱就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了，而要升级升华成政治意义上的资本，即政治资本。到这个时候和这种程度上，金钱就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要变成政治问题了。金钱成为政治资本、上升成为政治，突显了这样几个要害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定义域下，资本的名声很不好，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资本都被打入冷宫、接受专政，政治地位可谓低下之极。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实现政治翻身的过程，即从不合法走向合法，从边缘走到中央，要在政治上得到充分的肯定，要堂而皇之发言发声、建言建策，更要地登堂入室、从昔日的阶下囚变成今日的座上宾。现在，资本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不容小觑，已经远远不是“人民群众”所能比肩比拟的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句话，因之也成为当代中国诸多政治术语中认同度和认可度比较低的话语之一。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联的是政治权力，包括自身的权利保障与公权力的分配。在自身权利保障方面，资本首先围绕生存权、发展权而奋争，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一类的争论，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发展权之争，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不但要争得同样的发展权，还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大程度的优先发展权；在参与公权力分配方面，资本要在政治平等的名义下（一般不会直接打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的招牌），最大限度地争取议政和参政权，拓展中国政治的服务功能，推动中国政治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动因。奠定金钱与私有的地位，仅仅在有形的层面还不够，还要有无形之思想上的强有力保障条件，那就是要在价值上把金钱与私有正义化、高尚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西方世界的名言在中国被广泛宣传介绍，现如今得以空前地大放光华，几乎成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政治伦理准则。私有财产神圣化所带来冲击十分巨大。私有财产神圣了，相应地就是私有神圣，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公有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性质，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冒犯和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不管这等行为发生在外国还是中国，也不管这等行为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与未来。在这样的逻辑定义之下，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历史固然要被否定，甚至连中国历史上“等贵贱、均贫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以及“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社会理想，也一概都成了无稽之谈。从经济资本向政治资本跨越，这是更高级的收买，即收买政治（或者叫政治收买）。金钱从收买具体的人与资源，到收买政治，直到最后收买中国，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路径。这意味着，资本不仅要将中国经济变成资本的经济，而且还要将中国政治变成资本政治，也要将中国变成资本中国，资本的扩张与发展没有边界，没有底线与止境，就是一个无穷值。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种发展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只不过现如今所兼并的资源更加广泛、更加高级了，即资本要从经济“兼并”发展到政治“兼并”与社会“兼并”，至于最后能不实现这样的历史跨越，要视具体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而定，现如今的中国只是存在有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进程。
三、塑造新型的资本与政治的关系
因而，如何塑造或规范当今中国金钱与政治的关系，这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大博弈，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实际的政治气候。说实话，在当今中国，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一命题构成挑战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外部的霸权力量，一是内部的资本力量。两种力量同中国关系都错综复杂，就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如下情形值得注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下，资本与政治的关系总体上呈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之间既矛盾对立又互相依赖，资本把政治“化”过去固然不行，政治把资本“化”过来也不妥当，甚至可以说，中国政治的主要风险也就在这里。具体而言，则表现为利用与反利用的对立统一，限制与反限制的对立统一，收买与反收买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之下，具体运行过程就总是磕磕碰碰、难以把握，很难找到良好的相处之道（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就总是在“左”右两个倾向上来回摇摆。当今中国资本与政治关系的种种现象，传统政治理论往往难以找到恰当解释逻辑，而只能概之“中国特色”四个字来搪塞应付，笔者曾试图用“左宜右有”、“中体西用”、“执两用中”等文化理念来思考这些现象，也未能理出和顺的头绪来。政商关系是现下一个相当热络的词汇，其实质仍然还是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而且主要通过人群族际关系来具体展现和表达，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老板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现如今，官方正式的口号是要建立“清亲”新型政商关系，即官商之间只进行高尚的联系，而没有龌蹉的交易。这当然在理论逻辑与理想准则上非常正确，可实际却十分纠结。所谓“清”就是清清白白，所谓“亲”就是“亲亲密密”，这样一种美妙美好的关系，大概只能停留在大脑的幻想当中，实际上很难甚至根本无法落实。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钱”方面来讲，就等于是剥夺它的收买功能，使其在权力面前变得没用，这很难做到；在“政”的方面来讲，则又等于剥夺了它的主权地位，使其成为资本平等的伙伴，这也不可能为政治所接受。所以，当代中国历史框架下，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老板与官员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加以塑造，将始终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大难题。总之，有关金钱与资本的问题已经构成当今中国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是有关资本主义一系列问题中比较关键的一个。资本的政治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历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此必须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用一句过去的老话讲，搞社会主义建设，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这是不能被允许的。我们需要知道它在哪里，知道它在干什么，也要知道应该让它干什么和不干什么，只有只有把这些问题安排好解决好，中国复兴崛起才可能顺利得以推进。（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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