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我和我的父辈》：电影上开始有了老百姓

 

 用更新颖的手法讲好中国故事、

——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陈先义

 

 

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到这部《我和我的父辈》，由中影集团等单位开创的“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作品，已经是第三部了。可以说，这样一种用集纳故事的形式创作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非常新颖的形式。至于这种形式符不符合电影创作的传统形式，在我看来已经不显得那么重要了，因为任何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电影题材从无到有，进而形成一定的范式，不都是根据大众的审美需要不断完善，才形成现在的套路和模式的吗？

 

可以说，当下这种故事集纳的模式虽然还要等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但是到目前为止，大众对这样一种形式不仅是认可的，而且是欢迎的。汲取前两部的创作经验，这一部《我和我的父辈》在思想主题的表现上可以说又有新的探索。哪些地方属于新探索呢？我认为主要的是题材。作品从晋察冀的烽火岁月一下子跳跃到了2050年的科幻年代，从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下子跳跃到科技新时期智能领新潮的年代，从写实的现实主义一下子跳跃到了敢于想象的梦幻新时代。观众的思维随着编导的大胆创新，进行跨时代的大幅跨越。如果从审美的角度分析，这是具有强烈思想性和艺术审美意义的一种创新。

 

《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个单元汇集而成：《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作品由章子怡、吴京、徐峥、沈腾联合导演，像张艺谋、李雪健、陈道明等这样的一批知名演员直接参与了创作。但是，这部作品并未仅仅在打明星牌上做文章，而是在思想内容上下了足够的功夫。

 

这部作品，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从题材看来是散的，但是形散而神聚，从不同的历史视角，通过“家和园”的故事描写了几代父辈的奋斗历程，讲述了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再现了中华民族从炮火纷飞的烽火岁月，到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层群体在为祖国利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从家庭关系观察父辈人生这一特殊视角和载体，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精神世代繁衍和生生不息。

 

第一个单元《乘风》，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冀中骑兵团，为保护群众撤离，以死决战日军，塑造了冀中人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军民群像。危难关头，骑兵团的英雄们迎着弹雨冲锋，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在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青纱帐、大刀队、骑兵等这些特别的冀中抗日元素，在作品中都以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真实画面，得到最真实最鲜活的表现。这里边，骑兵团父子兵上阵，在马上持枪并肩作战等，那种热血场景，让人过目难忘。第二单元《诗》主角演员章子怡用女性细腻的情感，再现了一个航天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坚韧和温柔。而电影中的女儿长大后成为航天员遨游太空，这其中如泣如歌的叙述，让观众对航天工作者那种甘于奉献和敢于牺牲的精神，表示发自内心的由衷敬意。这部以1969年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的作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展现了一代航天人的航天精神。可以说，这是以往的同类题材作品所没有的。

 

如果说前两个单元更多的是“英雄叙事”的话，那么后两个单元《鸭先知》和《少年行》则主要写了平凡人的故事。《鸭先知》取材于中国第一个电视广告诞生的背后故事，写了一个平凡人家的父亲敢为人先的那种艰辛探索和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服输的精神。编导一下子把笔触伸进了上海弄堂的平凡生活，并以这个弄堂为背景，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求新求变的改革精神，反映了改革是适应了整个时代的呼唤。相比来说，《少年行》这部带有极强科幻韵味的作品，更多的反映了当下的最鲜活的生活。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现实也是对未来的想象。作品以机器人“星一号”肩负特殊使命从2050年回到2021年，邂逅了怀揣科学幻想梦的少年小小，两人意外组成了一对临时父子。在机器人老爸的影响下，少年小小坚定地追求科学梦想。少年强则国家强，伟大梦想、科学创新精神在这对“父子”间实现了非常自然的传承。这样的作品，想必一定会对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们有别一种人生启示。

 

《我和我的父辈》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我认为其经验非常值得总结，一个形式上完全新颖的电影作品，一开始还曾经被认为颠覆传统样式会引来社会责难的担忧，而现在却给人耳目一新的良好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编导遵循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讲述了普通人的故事。

 

无论《乘风》中的乘风父子，还是《诗》中的一家人，抑或是《鸭先知》中的那个痴迷创新的父亲，或者是《少年行》中的虚拟父子，应该说，这些都是普通人，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代表。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都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故事。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受到观众的特别青睐？没有别的，因为这样的故事，一下子拉近了艺术与老百姓的距离，让人看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过去的电影，虽然也有这样的叙事，但总体来说，还是写大人物、大事件、大背景的较多，好像只有写这样的故事，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片，才能吸引观众，才能赢得双效益。其实，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不在于你表现的题材和人物的大与小，而在于你写没有写出老百姓的真感情。《乘风》中的乘风父子，《诗》中的父子母女一家，都是虚构的普通人，但在观众眼里，这些人物，都鲜活地生活在我们周围，都是我们身边的“这一个”。我们这个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千百万具有家国情怀的普通人，国家才不断实现发展和飞跃。

 

另外一点，眼下电影创作，艺术家应该有怎样正确的创作态度，这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有一种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认识。有的人认为，名角、名演员不能演小角色，一定要演大角色、演主角。应该说，这部电影开了个非常好的头，无论是著名导演张艺谋，还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道明、海清、李雪健等等，作品使用了一大批堪称“大家”的知名演员，但是在剧中担负的都是 “偏座”的普通角色。不要小看了这件事，这对于这些年的电影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名演员是否一定不能演普通角色？一个时期影视圈里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名牌”演“大牌”。因此耍大牌、摆谱似乎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这部《我和我的父辈》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因此有许多观众反映，老一辈艺术家那种执着于艺术的良好作风好像又回来了。这种好作风的带头人，是一批像李雪健那样被称为劳动模范级别的著名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下整顿演艺圈的作风的背景下，这样一次带有示范性的创作，应该给全国艺术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想，这样一个示范，对重建演艺界的良好作风，对于真正推举出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我和我的父辈》给电影创作又一个更深刻的启示和示范。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