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春天》是这些新上映的影片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它和同样是于洋担任男主角的《火红的年代》堪称双壁。
“海鹰”建造组的同志们在冯涛的带领下,经过紧张战斗,终于查清了起火的原因,但又遇到难以解决的66号材料问题。齐大同再次劝说冯涛丢掉“海鹰”,集中力量搞“飞鱼”。
国内外反华势力的大合唱,尤其是赫鲁晓夫主导的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新中国年轻的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危机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中国的国防科技反而凭借自力更生的志气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今天看《第二个春天》,有一点令人感慨,就是文艺作品和时代的结合非常紧密,作者反应非常快,中苏关系刚刚公开破裂,以此为背景的话剧就创作完成并且上演了,它起到了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帮助群众加深对反修问题认识的作用,也启发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
这一版的《第二个春天》在青岛拍摄完成了大部分外景,但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化,最终未能彻底完成,目前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剧照。如果以后有研究电影历史的人,能够将现存的胶片修复整理再现在大银幕上,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七五版和六六版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大女主”变成了“大男主”,同时主题也突出了两条路线斗争,变得更加深刻了。
西方一些著名的舰船类专业刊物,如《简氏舰船年鉴》、《世界舰船》等对“海鹰”纷纷予以了报道,并推算了出了这艘拥有六具导弹发射装置的快艇的各项技术参数,绘制出了线图,还按照北约的命名规则,将“海鹰”命名为“海岛”级。
当然,这些西方的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都闹了笑话。 实际情况是:“海鹰”的“本体”,不过是一艘普通的护卫艇,为了拍摄影片的需要,心灵手巧的海军战士将其改装成了一艘外形非常先进的导弹护卫艇,也就是说,“海鹰”其实是一艘“道具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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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自强的问题在于,他有情怀,但没办法,看不到群众的力量,遇到问题只会到故纸堆里查资料,依靠少数精英搞现代化,只能搞得冷冷清清,永远跟在洋人后面爬行,这正是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现代化失败的教训之所在。
潘文的特点,在于对“洋人”(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的高度崇拜,甚至到了信仰的层面,他认为苏联的图纸不可能对不上号,苏联专家也不可能出错,他的立场、认同都在“洋人”一方,“在‘飞鱼’(苏联)身上,寄托着我后半生的事业和理想”,“亲爱的赫文斯基同志,你走了,这里就再也没有我的事业和理想了”……等等,就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表达。
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说,潘文等于当场“被打脸”。
而冯涛则和齐大同完全不同,他在海军任支队政委时,有过在海战关键时刻,苏联援助的新舰艇主机出故障,“备用零件对不上号”,只能坐视受伤敌舰逃走的惨痛教训,对“飞鱼”图纸对不上号油然而生了几分警惕,他比齐大同更深刻的认识到,在中苏发生重大政治分歧的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已经成为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种杠杆和手段。
当苏联在“飞鱼”总装阶段,卡住主机,赫文斯基专家不辞而别,1060厂的生产陷入瘫痪之后,冯涛站在高高的龙门吊上,对全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是于洋老师最为精彩的银幕华章之一,也是一首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我将其全文整理如下——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