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医生提出“与病毒和谐共存”，饶毅教授支持张文宏医生的“共存论”，发表《谁与谁共存：老祖宗病毒与小孩子人类》。饶毅教授文中提到“生命的起源过程中，出现病毒非常早，而出现人类晚之又晚。病毒不仅远远早于人类，而且在人类出现之前病毒就与动物共存，人类出现之后也与人类共存。”饶毅教授说病毒早于人类产生并与人类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其言外之意就是现在人类仍然可以与“新冠病毒共存”。
一
饶毅教授的论证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饶毅教授的逻辑推理过程是——病毒与人类共存，“新冠病毒”是病毒，所以“新冠病毒”与人类共存。饶毅教授这个逻辑推理的错误在于用“新冠病毒”替换了“病毒”，得出了“新冠病毒与人类共存”的结论。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病毒”与“新冠病毒”不是一个概念，“病毒”是个大概念，“新冠病毒”是个小概念。作为大概念的“病毒”是一个集合概念，指的是作为与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物质相同存在的一类物质，而作为小概念的“新冠病毒”是非集合概念，其外延由诸如流感病毒、肺结核病毒等所构成。饶毅教授在这里把“新冠病毒”这个“小概念”偷换成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病毒”“大概念”，从叙述“病毒”这个物质与人类共存这个事实自然而然推出“新冠病毒也是要与人类共存”的结论。
这就故意把原来“病毒与人类共存”换成“新冠病毒与人类并存”，以“病毒与人类共存”为理由得出“新冠病毒与人类并存”的结论。
张文宏医生“与病毒和谐共存”的观点，其实提出的也是人类要与“新冠”病毒和谐共存，与饶毅教授一样，所犯的逻辑错误都是“偷换概念”。
二
人类与病毒“共存”着，不意味着要与“新冠病毒”共存
逻辑是一种论证工具，需要相关知识或常识才能使用逻辑的工具来论证需要说明的问题。在明白了以上所述的饶毅教授和张文宏医生的逻辑错误后，现在来看“新冠病毒与人类共存”观点所存在的其它问题。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病毒，不同的病毒与人类有不同关系，正如饶毅教授所言“现存病毒与人类共存有多种关系，包括致病，也包括互利互惠，还有很多井水不犯河水”。在这些病毒中，与人类“互利互惠”的病毒自然与人类共存着，并且是“和谐共存”；“井水不犯河水”的病毒，它不理会人类，人类也就不去理会它了。对“致病性”的病毒，人类则有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应对方法。
在人类社会现阶段，有的致病病毒是怎么也消灭不了的，但其对人的生命、健康、人类生存等也不至于产生特别严重的危害，比如流感病毒。对这类病毒，只要采取一定的方法是可以将其对人类的影响限制在一定程度的。有的病毒特别是传播速度快和范围广、防控难度很大的病毒包括流行病毒则对人的健康、生命甚至于人类延续、生存会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比如艾滋病毒、狂犬病毒、鼠疫病毒、结核病毒、天花病毒、流脑病毒、霍乱病毒、非典病毒包括这两年的新冠病毒。这种分类或许不符合科学标准，但从这些病毒形成的特别严重的危害后果看，倒是也可以做出此类“外行性”的分类。这些病毒不是时时出现在人类生活中，但人类应当对这些病毒时刻保持着警惕，注意防范，一旦出现，就要努力去消灭它，哪怕短时期内消灭不了，就是运用持久战也要将其消灭掉，万万不能在思想上认为人类可与这些病毒“共存”。
目前，人类消灭了的病毒可能只有“天花病毒”，但不能以此认为可以放任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病毒的流行与存在。消灭了“天花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或许也被消灭了，说明人类有能力消灭会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病毒，而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或者看到目前仅仅消灭了众多种类严重致病病毒中的一种或几种而不去主动消灭这类严重致病的病毒。
所以，尽管病毒早于人类产生，目前确实也与人类共存，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会允许自己与所有的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共存。
三
是否采取“与新冠病毒共存”战略，与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
饶毅教授提到的是“人类”与病毒共存的问题，因而以上都是从“人类”这个方面进行分析的。
其实，新冠病毒的流行与防治、消灭是在特定的阶级社会中，即存在于不可脱离的社会关系中。同样，各国是否采取“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战略，由于涉及到特定的社会制度，所以万万不能仅仅从“医学”、“传染病学”等专业角度去考虑，必须还要联系社会关系来分析，即必须考虑国家制度、执政党的性质与宗旨、利益集团的作用与影响等。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要站稳人民立场。去年以来，党和政府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领导人民，担当起救民于病灾的伟大责任，不遗漏任何一位感染者，不放弃任何一位患者，与新冠病毒进行了殊死较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遏制住了疫情蔓延，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英勇壮举！尽管疫情在局部地区有所反复，但世界上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在防止疫情上取得的伟大成就。
反观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私有的生产关系，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以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赚钱为目的，在遭遇到新冠疫情后，并不坚持广大人民的立场，不以生命至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防治方法欠缺、无力，资本家的政府根本不去也采取不了有力措施去防治，采用的是“群体免疫”等悲情方法，有的国家基本上放任疫情传播，加上医药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致使这些国家的疫情蔓延迅速，造成高致病率、高死亡率，这是人类疫情防治历史上可耻的严重后果。为掩盖疫情防治不力，为社会治理的低效或无能的辩解，为混淆是非、迷惑人心，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制造“与病毒共存”的舆论。从目前看，实行“群体免疫”、“与病毒共存”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落了个疫情防治失败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代表党和政府要求“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这是号召，是目标，也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承诺！从中国抗疫的优秀答卷来看，从两种社会制度防治疫情结果的对比来看，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来看，从社会主义真正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来看，你说中国该不该实行“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战略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作者：张昌廷 系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主任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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