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应如何？这是任何时代都无法绕开的话题。当下，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有积极的，有迷惘的，有得过且过的，有固执己见的。可见，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仍然有广泛的讨论空间。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文章写得长了点，有2万多字，是想努力把道理说清楚和期待与读者深入讨论——题记
一、人到中年，一个纠结千年的话题
人到中年，四、五十岁，就像太阳正当午。过了这个年龄段，人就老了，太阳就西坠而去了。这是人生的鼎盛年华，也是人生最耽误不起的时段。
不过到了近代不久，这种看法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又有人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心理年龄的概念，并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响应的原因是这个概念的实用性。小字辈利用它可以把自己说得大一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老年人则相反，可以利用它把自己说得很小，努力不被社会边缘化。
这一观念的理论依据是时代资讯的丰富对人的影响。其实，这一理论依据对利用心理年龄来小化自己年纪的中老年人来说，是很不利的。因为，丰富的资讯促成人长大还有一二分道理，但绝对不会使人变小。当然，这其中利用心理年龄小化自己年纪的中老年人中不乏糊涂蛋。他们把心理年龄当成了自己不服老的挡箭牌。甚至人老心不老这样的一向为人诟病的话在他们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也是脸都不会红一下，足以让人晕倒。其实，不管用什么借口，青年就是青年，中年就是中年，老了就是老了，任何人对此都是没法改变的。
人到中年，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解读它并不容易，纵使在权威的孔子那里，也没有完全说清楚。子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从形式逻辑来看，外延如此之大的概念，内涵其实没有什么了。相反，在孔子那里，七十岁后的人要比中年人有“范”得多。子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你看，又能从心所欲，又能不逾矩。这种既能看透一切，掌握一切，随心所欲地游走规则之间而不磕碰到什么，不讨人厌的境界，不是真正的“范”又是什么呢?孔子活了七十三岁。他这话是在杏坛上跟他的学生聊天时说的，那时他还在当教书匠，离七十岁还蛮远。然而，等到孔子七十岁的时候，这位老兄却是完全没有履行自己说过的话。传记孔子七十岁的时候因为看见了一头神鹿，便什么事也不做了，整天无所事事，吃饭睡觉不吭气。孔子杀青，讲的就是这回事。当时孔子到底想到了些什么，导致了老哥的这种怪异之变，这就只有天知道了。纵然没有发生过这种“杀青”的事，然而，岁月无情，人到七十岁的时候，也就干不了什么事了，再有“范”也没有什么用了。
有意思的是，在古时代的西方文明那里，很难找到像孔子这样生命阶段论的详细学说。我在通读《西方哲学简史》时发现关于人生方面的学说都是比较笼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数“四种自然”所解读的人占重要地位的世间万物这支学说，是厄立根纳说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世界分为四种自然。一种自然是创造万物而本身不被创造，是上帝。第二种自然是既被创造又能创造，是人。第三种自然是只被创造而不能创造，是物。第四种自然是万物的最终归属。这种自然是什么呢?纵使他老兄不说下去了我们也会明白，那便是死亡。面对这第四种自然，谁都会感到特别地灰心。
可见，人到中年，是一个人生纠结的季节，活在其中，更是不容易。因为，好的活法总是以好的想法为前提的。而人到中年这一话题，千百年来都没有弄出个可以指导中年人行止的好细则来。要是中年人把东西方文化集中在一起产生了“不惑、知天命”等方面的顿悟，对于不少中年人来说，还是一种特别恐惧的事。这种恐惧，甚至在大诗仙李白，大文豪苏轼身上都发生过。“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哪是讲高堂呀，分明是见到自己头上的第一根白发的时候产生的心理恐惧。与其说是白发，不如说是一条连接第四种自然白色通道。苏轼则是直接悲叹：“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与李大诗仙不同的是，苏大文豪不久便想通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于是，有人感叹：这人呀，在“要命”的问题上糊涂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年的郑板桥就是这么认为的。但问题也跟着来了。中年人活到糊涂这个份上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是非的正误判断能力，就会想错事做错事。这是不应该的。
二、剥去迷彩，中年人的地位很重要
然而，一个中年人不管处于何等状态，有件大事却是回避不了的。这就是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也就总是要有个活法。而且，中年人的活法客观上跟在襁褓中，在童年中、在少年中、在青年中所有以前的活法都没法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由完全被爱转变成了必须爱人。你的父母这时会相继离你而去，纵使还在，也没力气扶你而要你扶了。你的老师、兄长等帮过你的人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义务，也必须脱手对你的搀扶了。而你的子辈孙辈已经在你的膝下，你的眼前，等待你的引领。你已经不可能完全依赖过去一直护着你一路走来的人了，你又必须对生命的传承负责。你会发现，在社会、在单位、在家里，有种无形的力量已经把你推上了众目睽睽的位置。
中年是上天注定的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人到中年，一个不为想法左右的做法就必须见之于你的行动：这就是你必须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辈与下辈的关系，反哺与发展的关系，把自己牢牢系在生命的传承链带上，体现一个中年人生命意义上的作为。只有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才会从所谓的理想、空想、幻想和妄想的窠臼中跳出来，抖落身上的尘土，变得执着而纯洁，活出中年人应有的姿态来。
林肯说，一个人活到四十岁，就要对自己的脸负责。我赞同这种中年人的活法。因为，它不但托起了生命的高贵，也托起了人类的“德”。每个人，都是由这种“德”发祥来的，没有它，就没有人类昨天今天和明天。
这德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我所接触过的文字中，伟人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阐述得最透彻和完整(如有兴趣，不妨看一看，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德，当中年人直面到它、触摸到它的时候，身上的责任感，也就会油然而生。他所做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觉。很多人到中年后活法上会出现的巨大改变，甚至给人一种“颠覆性”的感觉，原因就在这里。而且，一般也只有中年人才能做到。因为，它需要时间的积淀和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到中年就能产生这种巨变，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类拔萃，成为我们经常所说的救星之类的领袖人物。而人到中年还没有产生这种巨变，那么，这个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心尚未呈露或没有完全呈露的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到中年会不会出现这一伟大的转变，跟一个人的才学和地位没有什么关系。说明这个问题用典型的事例比系统论证要省时得多，也要有力得多。比如，明代的袁宏道，湖北人，24岁就考中进士，27岁出任江苏吴县知县。是个学者型的带品的官，特别是一手散文写得文采飞扬。然而，该老兄人到中年之后，精神世界却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曲度，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见识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姬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此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对照现实看来，大明有大量这样的官，不灭亡才是怪事。因为，这种放荡不羁，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娱，珍肴美餐之乐的生命意义，是牢牢建立在个体的索取，而无视回馈整体延续之上的，在生命的传承意义上，便是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也是生命传承链上的死结。这种人、特别是这种官多了，链子会断的，不要也罢。
相反，那些讲不出什么东东，写不出什么文字来的社会底层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人到中年之后，显得更加忙碌了，绝不会只顾自己而把扶老携幼的责任扔在一边不管。庄子说：“时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于行之美恶。”道理就在这里。然而，这些道理在现实社会中却总是显得供过于求，庄子的粉丝寥寥无几，要比袁宏道的粉丝数量少得多。北宋大儒张横渠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发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扭转局势，也没有挡住悄然而起的舞弄风情，特别对个人口味的程朱理学。其结果是导致了当代“愤青”戴旭所描述的“中国自宋以后就没有产生过真的战略家，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才填补了这六百多年来的历史空白”。事实上，戴哥的概括并不全面，还漏掉了自宋之后中国人就少了一份血性这项。也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泱泱大国多次成为向别人供奉GDP的工具。每次都输在了比自己GDP少很多倍的对手手里，一次次几百年地白干。由此可知，共产党强调知识分子要跟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考虑到了历史教训的。
三、立德，上天赋予中年人的价值取向
话题一扯开，就免不了有些“绕”，但也没有什么坏处，有时对说明问题还是必要的。这个世界上，虽然重大的命题都是简单直接的，但要说清楚并不容易，总是需要做些“绕来绕去”的工作。歌德巴赫猜想简单直接得可以用1+1=2来概括，但人类为此已经“绕”了几百年来没有把道理说清楚。何况商榷人到中年这么一个涉及了认识自我的命题。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榷这么一个命题，不仅要有逻辑支撑，立场支撑，还贯穿着真理与谬误，良知与偏见，魔性与神性的斗争。加上中年人的一路走来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商榷的过程中，要做到从业已成形的自我评价中跳出来都已经非常不容易呢。
我就见过这种中年人，你跟他讨论问题，尽管是商榷的口吻，只要与他的意见不合或者带有批评成份，他就说你搞说教啦，说你如何如何地不该啦，毫无道理地指责你。把自己牢牢锁定在自以为是的藩篱之中的同时也要把你拉进去。
中年人是这种样子真的很不好，这等于是自己主动与一个中年人应有的耳明目聪视德和从善如流的听德绝交了，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我们的先贤把这种视听机能停止的状况谓为“耻”。这也是“耻”字的内涵字义。 “耳”字旁边一个“止”字，意思是耳朵里听不进东西了的时候就是“耻”了。
人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一旦与“耻”结缘，那么，人生的轨迹就会因此改向。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不是正方向了。只是这个道理并不被人广泛理解。有的中年人甚至天真地认为由此带来的后果顶多就是长不大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错了!因为，人生跟世间万物一样，从来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始终都在运动着、变化着。就算你想停下来，生命体系不会因为你停下来而停下来，你的参照物永远不可能是你自己而只是向前飞奔的造化。正因为如此，当你停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飞速倒退，与人生的方向作反向运动。中年之前尚有外力牵着你跑，中年之后呢，则就只能发动自己的内动力来跟上造化滚滚向前的车轮了。这便是人生的辩证法和中年人特别不能犯糊涂的大事情。
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没法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点上。年龄如此，与年龄相对应的行为也是如此。而且，人生的运动状况与物的运动状况是不同的，最显著的区别是人生的运动变化是有方向性的且贯穿一生，不能错向。一般来讲，中年以前是他人为你把握方向，中年之后呢，路则要由自己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小青年跃不出自以为是问题不大，因为还有人照着，也还有改造的时间和机会。要是中年人跳不出来，情况就比较糟了。
思想上，什么都还是想着依赖，唯独想不到已经必须担当了。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容易使人滑向索取而忘了奉献。现在，不是很多人一门心思想着的就是这件事么?能捞则捞，能占则占，能贪则赶紧贪。我就见过这样的人。没有直接好处的事从来不会主动去干，一年到头，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如何弄假发票虚报冒领来钱。
工作上，无法担纲本职工作甚至是负作用。倘若上苍阴差阳错地让这种人为官。这样的官员，也就只能是个上传下达的传声筒而已，很难上升到真正领会上级意图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层次上去，更不可能对手下的前程负责，甚至还会把公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工具，很容易变成贪官污吏而自我终结人生。倘若是一般的公务员，往往会因无职无权而推卸所有的责任，甚至自己的良心，成为国家豢养的懒汉和单位的负担。倘若没有政策保障而在体制之外，则往往很容易因看不到工作的意义而苦不堪言，或者无视社会责任而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
生活上，总是给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感觉，说你老吧，你又不老，说你少吧，可你又不少。真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拿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纵是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孩子护着你，把你当老人敬着你。纵是有人这么待你，你不觉得荒唐可笑么?
如此等等。可见，无耻必然不仁。但问题的严重性还远没有结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先贤老子的话，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写照。如果沿着先贤的真知灼见再往下考究到社会底层的百姓如果不仁，情况又会如何呢?那就只能以自己为刍狗了。因为，危害已经没有向下传递对象了，要转移，也只能是向自己的子孙转移，最终只能是自作自受和殃及子孙。而且，这种情况也是司空见惯。就在前不久，在南京，一位年轻的妈妈因只顾自己玩乐，竟然把一对年幼的孩子活活关在家里饿死。而当记者调查这个凶手妈妈的时候，发现其父母也是一对少仁少爱的人。
可见，无论是谁，一旦到了不仁的地步，如果还不能幡然醒悟，其结果只能将会由不仁滑向为祸，害已害人害社会。这是必然规律。地位越高，为祸的范围的程度越大。王莽、秦桧这些历史上地位显赫的大奸，便是这样一步步滑向为祸的。也因为这些大奸大恶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而为历朝历代共诛之。倒是那些普通人为祸的时候因范围小而难引起广泛的注意，社会舆情也就一直没有形成较为猛烈地抨击。而这些人，也许是不知不觉就为祸了，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但一旦为祸成为事实的时候，也是生命不能承受的悲剧。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和中年人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因为，从条件层面来看问题，中年人尤其容易滑向为祸的。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中年人生活上的管束主要来自“慎独”，且其它方面都具有独立或基本独立的特点，既构筑了中年人家庭和社会的脊梁地位，与此同时，中年人如果思想上出现了认识偏差、行为上出现了执行偏差，这些特点又刚好是为祸的充分条件。相比之下，中年以前和中年以后，其为祸的条件就要蹩足得多。现在社会上很多诸如寡廉鲜耻、包养情妇、制假售假、正义不张……等等坏现象，但只要留心看看就会发现，这些坏事，很多都是中年人干的。到头来，大家都被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搞得怨声载道，可又有几个人去检讨过自己呢?特别是那些始作俑者的中年人。可见，愤愤于这个时代的怨言下面，其实是一代人特别是一代中年人的悲哀。
你看，从中年人自以为是一个毛病就可以引申出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在其他人群身上是小毛病的毛病一旦到了中年人身上，就有可能是大毛病。可见，关注人到中年这个话题是多么严肃和重要。而中年人又是社会的脊椎，又使关注人到中年这个话题，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关注中年人本身，由此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然而，也由于中年人社会脊椎的特殊地位，正确对待人到中年这个话题，也必然要靠中年人自己发动内心的觉悟来实现。因为觉悟才会自觉担当，也因为觉悟才能出彩。只是对于中年人来说，觉悟路上得到的外部帮助确实不多。年轻的不够格，年老的精力又不济。“朝闻道，夕死可矣!”先贤早已对这种帮助的稀有和弥足珍贵感叹不已。如果中年人把这少得可怜的觉悟路上的帮助都拒之门外，那就真的太蠢了!
话到这里，中年人会不会因为这种实现觉悟的几近无助而导致觉悟的基本无望呢?不是。对于中年人来说，无论天资怎样，都具备了产生基本觉悟的条件和能力。人到中年，自身体验、体察、体味的积淀已经十分丰厚，人性或人生的觉悟离不开这种积淀，加上中年人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纵是外部帮助少，觉悟也能通过自省、自悟来实现。先贤强调“一日三省”道理就在这里。这是上天对中年人的情有独钟和期待，也是我们特别强调中年人自身觉悟的原因。
当中年人觉悟了的时候，就会与自以为是，闭目塞听告别而变得耳明目聪，从善如流。就会一扫眼前的迷障，看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督促自己做好，把自己牢牢维系在生命传承网络上，端端正正地书写好属于自己的这个“人”字，自觉守护人之为人的“德”，筑牢这个人类社会的基石，托起这个人类社会传承发展的永恒主题。
四、守德，中年人的双手撑开了生命的天空
就在我们把思维引向深入的时候，守德二字让我们震惊!古往今来，什么时候社会守德，这个时代一定会温情脉脉，欣欣向荣;什么时候社会对德失去了应有的敬畏和尊重，就会遭至的德报复而祸患连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不去理它，但德却不是这样，不但要理，而且要守。
德是什么?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解释，弄得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其实，中华先贤早就把德解释得清清楚楚，十分透彻，而且就摆在我们眼前。“德”：一个 “彳”，意为众生;一个“十”，义为全部;一个“四”，义为上下左右周围;一个“一”，义为杆秤;一个“心”，本心矣。综合起来，德就是在你的心上，在对待上下左右，全部众生问题上，要有一杆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公与私的关系。先贤造“德”一字，可谓慎之又慎，不但把中华文化千万年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进行了形象化，也蕴含了“德”的全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丰富内涵和逻辑。守德，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求人从自私性中摆脱出来，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也应该建立“私”与“公”的平衡点。
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离开了社会，人就不能生存，人就不能为人。当人一味自私的时候，人的自私性与人的社会性便会产生巨烈冲突，不但会给人自身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也会给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做有道德的人，天生就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中华文化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根本原因。
官僚无德政权危，社会无德乱象生，人无德如兽。官僚无德，欺压百姓，民心流失，官民对立，内斗不停，外御无力，国家焉能不危?社会无德，人人自私自利，怎能建立共同的价值规范呢?怎能不乱?无德之人，其便已失去了人性而只剩下了兽性，人生的意义又怎么会在畜生身上生长出来呢?
一个理性的社会可以包容很多东西，但唯独不能包容无德。包容无德，就是赞扬人的“私”性，损伤人的“公”性，就会肯定索取淡化付出，不但生命的传承链会断裂，社会也会随之混乱直到消亡。所以，历朝历代无不打击不劳而获，严惩巧取豪夺，再糊涂的君主，也知道选贤任能，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一个时代可以包容无德，这个时代一定出了严重的问题。
正是因为守德的神圣性，守德，便成了古往今来，种群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先贤大哲摆脱痛苦、提升自己、活出意义的重要渠道和教化他人、启发灵性的开门钥匙。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概括地说，就是守德。守住了德，才能起步迈向齐家、治国、平天下，写出大大的“人”字来。
佛典记载，佛陀为开启弟子们的佛性，曾这样考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怎样才能永远不干?”弟子们苦思冥想，没有答上来。佛陀见之开示道：“把它放到大海里。”佛陀讲授的是摆脱自我，普渡众生，超越生死，涅槃成佛的佛法和法门。我不知道当时听讲的佛陀的众弟子是否都得道成佛了，但我知道佛陀圆寂2500多年后，一个年仅20岁的中国小伙子也悟到了这个道理，并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心得：“一滴水只有放到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便是家喻户晓的雷锋。雷锋在他22年的青春年华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作着、快乐着、幸福着，他的名字和他的灵魂由此一同融进了历史的血脉而永垂不朽，感化万世和万世敬仰。
那么，觉悟从哪里来呢?禅宗的这首传世佛谒说得十分到位：“果与因交彻，心随境廓通。玄微机悉剖，妙觉本圆通”。叩开心中的“佛门”，内在的“佛性”就会充分绽放。佛家这里讲的“妙觉”就是觉悟，就在人的心中，即观念之中;“境廓”就是境界;“玄微”就是事物的联系与互相作用;“机悉剖”就是强调要悟到因果关系。因到果出，一旦水到渠成，领悟启动，觉悟就会像火种一样把生命的意义点亮。这便是“圆通”。这一“圆通”，引领中国，感动万世。
公元前一百年，四十岁的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匈奴单于以金钱美女诱降，并明确地告诉苏武，不投降就给老子放羊去。对于今天的贪官污吏来说，不投降等待自己的将是受活罪，投降便横财在手美人在怀，而且还是漂亮的外国妞，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呀，感谢上帝让自己摊上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还来不及呢。这还用得着考虑么，赶快投降算了。然而，苏武却毅然选择了后者，宁死不屈。苏武想到的不是自己个人的享乐，而是身上的使命和自己的选择对国家民族的影响。苏武毅然选择了放羊，这一放就是一十九年。大漠的漫天沙尘、刺骨冰雪、无遮挡的寒风烈日也无法动摇苏武的气节。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迎接他。看到胡须、头发全白了的苏武，无不为之感动。就在这感动中，一个伟大的朝代崛起了，迅速改变了受制于人的局面，由守转攻并大获全胜。
中华民族这所以绵延五千年至今，便是因为在时光的深处，有苏武这样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焰般的英雄，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行进的路。由此形成的中华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化成了中华民族的忘我主流性格，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渡劫难而不死，经磨难而不衰，一路至今，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的强大精神动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林县人为解决水贵于油的千年吃水难的问题，用绳子把自己吊在半空中，历时九年多，一锤一凿地在坚硬如铁的太行山腰凿出了一条长七十公里，宽八米，深四点三米的“人工天河”。当我站在红旗渠上，感受着开拓这条福泽当代和后世的生命之渠的人们的时候，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些开拓者的情怀，触摸到了他们的忘我，他们的纯粹和干净……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泪流满面……现在每每想起，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感动。并且，我深信，没有那个时代的中年人的惠泽万世子孙的情怀和执着的带领，如此艰难的工程，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而历史上每次遭遇几近亡国灭种大祸的时候，无不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贪图享乐，自私自利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和汉奸文化充斥社会的时候。史载，当清兵杀到扬州城的时候，一个清兵就可以随便在街上让男人或女人跪在地上杀头，而旁边的人竟没有一人出手相救。正是因为自私自利而不能自存，场州城就这样成了血城，纵是到了现在，这方水土上还存留着抹不掉的历史血迹，你去听一听那“扬州评弹”，曲调之所以会那么凄厉、苍凉、哀婉、悲怨，稍微了解历史的人便知其中的缘由。这也成历史对失德之人的无情嘲弄。这样的种群，是不可能擎起民族生存发展之魂的。其灵魂也只可能随其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当然，血的教训最终使幸存者醒悟了，这是后话。
可见，守德不但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石，也是做人的基础，且人人都应该也能够做到。
那么，是不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两件或者多件好事就表明这个人守德了呢?不是。守德的要义在一个“守”字，体现为一种自觉行为。偶尔的善行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不能持恒，总是患得患失。这种人当然不是守德之人。
只有内心自觉的时候，才能一以贯之地把守德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毫无疑问，无论一个民族处于何种时代，都不能没有这种觉悟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形成，离不开觉悟者的辐射作用。一般意义上讲，这种觉悟者是社会的老者和中年人。因为内心的觉悟总是与生活的阅历相应而生的。青年人、少年人虽然精力旺盛，冲劲十足，但生活阅历尚浅。老年人虽然生活阅历深但精力不济。中年人却是兼二者之长。所以，守德便成了关注人到中年这个话题理所当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话题。
倘若中年人鲜有守德之悟，那么，保证人类自身的基本传承的守德之责能指望的就只能是青年人或老年人，这都是人类的大不幸。如果把守德之责交给青年人，中年人置身事外，那么，在如何守的问题上人类就会整体性地陷入“摸着石头过河”状，这实质上已经把人类自身的传承置于了闹着玩的危险境地;如果交给老年人，中年人还是置身事外，纵然老年人有觉悟，也会因体力不支而压垮。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肯定是有一套老、中、青，传、帮、带相结合机制。事实上，当人一旦跳出自私的窠臼，人的思想就会变得开阔而单纯，行为就会变得明确和坚毅，就会自觉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躬身履行好自己应尽的义务，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个人也就融入了民族之魂并与之一起源远流长而不朽。
五、护德，中年人应该表现的气节
那么，是不是守德就够了呢?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人守德，也有人败德，有神也有魔，两者水火不容，必然进行此消彼长的生死较量。倘若社会政治清明，守德则是社会主流，败德成不了气候，只要守德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如果社会政治复杂，那么，败德就会形成气候为祸，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种祸害的漫延趋势，就会演化成社会和种群的灾难，谁都不能幸免。面对这种情况，守德就不够，还必须身体力行地护德，勇敢而不是胆怯地去化解苦难。这个时候，护德需要和体现的觉悟程度更高，也更具现实意义，特别需要引起人们的警觉。
阿基米德是人类历史上的旷世天才和德行高尚的人。他一生都在执着于人类的科学事业，至今人类还在享受他的智慧成果。然而，他一生又是极为不幸的，不幸得让人类为之千年垂泪。
为了科学，阿基米德到了痴迷忘我的程度。但他的国家却是给他一个安心科学事业的环境也提供不了。阿基米德曾经恳求道：“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但他至死也没有得到这个支点。如果阿基米德获得了这个支点，那么，他对人类的贡献肯定要比现有的多得多。这个支点便是国家清明政治下的强有力的政权给国人提供的安全保障。阿基米德的国家没有给他这样的保障。他的国家政治混乱，道德败坏。国王贪恋金银珠宝，国民寡廉鲜耻，工匠连国王都敢坑。朝野上下自私自利，醉生梦死，面对入侵的危险浑然不知。当罗马军队杀过来的时候，整个叙拉古城唯一能够抵挡敌军的只剩下了阿基米德的科学发明，几乎成了阿基米德一个人的应战。就这样苦苦支撑三年之后，公元前212年，叙拉古城失守。当侵略者一脚踢开阿基米德的房门时，见到的是一位白须雪山般地堆满了两腮的老人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看着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在沉思。当侵略者寒光闪闪的屠刀碰到老人的鼻尖把老人从数学的沉思中惊醒时。老人急忙恳请道：“不要弄坏我的图!”然而，这足以感动得让人落泪的请求却无法打动野蛮的暴行，寒光一闪，科学巨匠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一年，阿基米德七十五岁。在我掌握的资讯中，阿基米德一生只有过二次请求，都是为了科研。第一次得到的是心痛，第二次得到的是野蛮残杀。
当国家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时候，阿基米德这样的科学巨匠也不能自保，其他人等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阿基米德之死给世人的千年警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在中国，早于阿基米德年代的关龙逢之死而夏亡、比干死而商亡、伍子胥死而吴亡;与阿基米德同时代的屈原之死而楚亡;之后又有岳飞死而宋亡，崇焕死而明亡等等，都与阿基米德之死相似的警示意义。之所以称之为警示，是因为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考据历史，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仅死了200多万人这一例之外。人类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人口死亡都超过半数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新的统治者不得不从外地迁人过来。而那些败德的祸首，无一不是以死赎罪、灭门灭族的方式终结于历史。所有侥幸活下来的人，虽然没死，但在这个过程上也无不饱受生不如死的多重苦难煎熬，熬到命虽保住了的时候，迎接自己的则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一切又要从头干起，重尝一遍创业的艰辛。正是基于这样的警示考虑，避免和减少历史的血腥，中华民族始终把匡扶正义作为千年文化主流，塑像让秦桧的灵魂跪伏，造庙让岳飞长生;颂扬天下为公，诅咒堕落贪腐。如此等等。由此唤醒世代子孙守德、护德的精神，并涌现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注就了中华民族不死的灵魂。
尽管这样，当历史一路沉重地走到今天的时候，这一警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使人忧虑。面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状况，想到这一历史警示，稍有觉悟的人都会心惊肉跳。毋宁讳言，当代社会道德的沦丧程度和人的卑鄙无耻程度跟阿基米德所处的叙拉古城相比，好不了多少。秦桧死而复活，官僚利欲熏心，百姓萎靡不振，无知、无德、无耻的现象严重，国家一旦有难，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也再度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败德成了气候，这个时代就特别危险。当私欲至上成为社会非主流的主流之后，道德溃败便如决堤的洪水狂泻而下，纵横扫荡。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而这种败德之举，却被人解说为 “人人为自己，合起来就是为国家”。古今中外，找不出这种挥刀自宫还一点都不知痛苦且兴奋非常的人，也找不到把这种自残行为与特有益健康相一致的荒唐的逻辑。
当邪恶缺德的人把这种邪恶缺德的逻辑推介给社会的时候，所有缺德的事情都有了容身的池子了。经过这个池子一泡，人的社会变成了丛林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将万劫不复，死后也不得超生。
任何时代，都必须要有一大批人勇敢地站出来护德。这一大批人一定是具备思想觉悟的人，注定又只能是当代的中年人为主干。前面已经讨论过，人到中年天生秉赋地有了守德的觉悟，只要再向上一步，便能体现护德精神。但也是这一步的腾跃，却是很容易让人止步。千百年来，能够跃出这一步的中年人并不多，反倒是青年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比中年人好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不外乎二个方面：一是主流儒家伦理文化对中年人的精神禁锢;二是中年人对护德风险的畏惧。
人到中年，社会伦理文化特别是千年主流儒家伦理文化已经深入骨髓。在家里，中年人大都已经为人之父，有的还为人之祖了，长幼有序，尽享天伦。由此也会自觉维护家庭天伦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广到社会，建立和维护尊老爱幼、上下有别的社会伦理。而这种建立和维护又得到了主流儒家文化的赞扬并被千百年来的统治阶级固化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下从上”的政治伦理而牢牢地控制了中年人的精神。于是，面对败德现象，若是发生在自己的子孙辈上，发生在年轻辈上，中年人大都可以主动举起教鞭。倘若发生在长辈或上级身上，情形则大不相同。他们会自觉考虑犯上作乱，不伦不类等方面的伦理禁忌，显得有心无力。这样一来，如果呆在权力金字塔顶层的人是败德之人，败德行为就会因为失去约束而迅速漫延整个社会，社会道德迅速滑坡。
相反，年轻人虽然有经历浅之憾，但也因为经历浅受政治伦理影响浅而不容易循规蹈矩。当败德现象让之受不了了的时候，他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会勇敢地起来斗争。这也许就是每次社会变革，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年轻人的原因。而等到年轻人起来变革的时候，这个社会基本上已经很糟了，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对此，这不能不说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硬伤。由此可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奉行千年的圭臬，要么是一个伪命题，要么就是前贤说这句话的时候，在作扬弃的告诫：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一半，弃一半，不能全盘照搬。
事实上，千年来的主流儒家文化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用来治国理政管理社会确实不错，但在对待政治腐败，对待顶层和上层出现的败德行为上，儒家文化就显得束手无策。五四运动时，有识之士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便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共产党更是看到了统治中国千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的软肋，为防止权力顶层出毛病，一生都教育人民要敢于斗争。号召人民群众对待顶层腐败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还借古说今评《水浒》，告诫人民宋江不反皇帝的文化上的软弱心态实际上就是投降。如此等等，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这也是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的重要原因。
护德的要义也就在于一个“护”字，一旦有败德的苗头，不论是什么人，地位多高，就应该拿起斗争的武器，把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等到败德形成气候再作处理就难了。而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也只能是中年人。因为，中年人十分清楚败德的行为表现，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中年人的眼睛。所以，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幸与不幸，都是一代中年人的真实写照，道理就在这里。
然而，中年人在护德上的整体表现却令人惭愧，远远比不上在守德上的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但其中的原因也并不全部都是伦理文化对中年人的约束，胆怯也是重要原因。护德就要维护公平正义，就要与败德作斗争，就要触动人的利益，就要直面风险甚至牺牲等等。这些都是守德层次上不会附带和发生的。护德不但更需要走出自我，还特别需要勇气。由于自身、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往往又特别容易成为中年人的软肋。
绝大多数中年人不乏护德的良知，只能当他们面对护德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死”了我的家庭怎么办?子女儿孙怎么办?我能改变得了局面吗等现实问题而打起了退堂鼓。一开始，他们心里并不好受。因为并不是伦理文化约束造成的自愿行为，良心和自尊就会要受到拷问。吊诡的是，就在他们需要得到心灵的解脱的时候，托词就来了，而且与时俱进。过去是“宁愿得罪君子，不愿得罪小人”、“不怕贼上门，就怕贼惦记” 等等，现在又多了什么“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中南海的心”之类。我不知道这些荒唐的理由是来源于胆怯退缩者自己的编造还是败德者为扫除挡在自己前面的阻碍而精心设计的适时给胆怯者递过来的一块体面下台的木板。我知道的是有了这些托词之后，那些胆怯下尚有的那点正义感和良知都没有了，真正逃离了护德的战场。后果是可怕的。要么人麻木成了鸵鸟状，一遇需要挺身护德的时候就把头埋在沙子里躲避。然而，你又能躲得了几时?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当败德之人的作恶空间一旦失去有力的挤压，就一定会迅速恶性膨胀起来，社会生态由此急性恶化，每个人都会深受其害。要么患上网络大V张鸣说的那种通病：“有事不愿出头，特别希望别人出头，替他出头，风险是别人的”。张鸣这家伙歪理邪说不少，但这话可是入木三分。由此种种，可见，这种在败德面前的软弱退让而以种种托词、借口来作为理由的自我麻醉，本身也让自己滑向了败德，只是表现形式为隐性罢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隐性的败德，给了显性的败德事实上的放纵，显性的败德才能畅通无阻。
这个世界上可敬的是人性，可恶的也是人性。本恶的人性不会被本善的人性感化。毛主席曾说：“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斯言犹耳，发人深省。人到中年，如果对此还执迷不悟，那么，人生几十年，便只能用惭愧二字来概括了。
六、传道，浇灌明媚的生命之花
如此种种，护德过程中受伦理文化的约束也好，胆怯退却也好，护德艰难也好，从根本上讲，是护德与败德双方力量对比的结果。精神文化的对比，现实力量的对比。而败德与生俱来就具有见缝插针、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和穷凶极恶的本性。由此使护德过程中无论是防是战，都惊险万分。对此，纵是《圣经》也劝人忍让。《圣经》上讲，世人不要去降魔，因为收服它不是凡人能够做到的，要等待上帝派他的儿子耶酥来降服。当人与魔相遇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经》给出的办法是，当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就把右脸也送上去。然而，当西方人尝试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福音，相反，而是陷入了中世纪千年黑暗。在我国，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告诫。可见，魔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然而，人类并没有被魔消灭，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便是有人在传道!决不是什么人人自私，则人人不能自私而自发地彼此制约的结果。如果人人自私，人类必然陷入无休止的争斗，而那个最后没死的胜利者，也必然成为其他肉食动物的大餐。因为传道，所以人间有道，由此使人类始终保持着降魔的力量，才得以一路走过各种艰难险阻生生不息，没有毁于魔掌。
魔是什么?当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鬼怪，魔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人性中恶的膨胀导致的行为的败德。因此，降魔责任也只能是人自身。所谓指望天神圣灵相助，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寄托。那么，道又是什么呢?对此，我们的先贤也阐释得清清楚楚，十分透彻。道，一个“辶”，义为行走，一个“首”，义为头，即用脑袋走路而不是凭着感觉走。道，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
传道，就是通过教育人、启发人、激活人类冲破自身魔障的力量，引领人弃恶扬善，让人类普遍性地守德、护德，形成邪不压正的力量对比。这便是传道的作用和道德一词的渊源及中华民族大智大慧的核心体现。佛家所说的开启慧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华先贤造“慧”字的含义也是如此。“慧”，两个“丰”字，即人的极致神采，中间一个“彐”字，即推倒的山，下面一个“心”字，综合起来，“慧”就是推倒压在心灵上如山魔障后体现出来的人的极致神采。如果人类个个都是慧者或者慧者占压倒性优势，那么，恶就能绝种或不能兴风作浪。道主生的道理就在这里。道在人间的传播过程，便是人间生机蓬勃而起的过程。先贤老子精辟地概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民族能否强大，繁衍不衰，取决于这个民族传道的接力是否绵绵不绝。当一个民族失去传道人的时候，这个民族便走到了终点。中华一脉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传承五千年至今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都特别强调和始终贯穿着重“道”思想，孜孜不倦，“道”火相传，照耀人心，化性起伪，泽被苍生，甚至盗亦有道，中华民族才没有成为迷途的羔羊，走上绝路。而世界上其它几个也曾辉煌过的古文明，则都没有始终坚持重道思想而最终走上了消亡的不归路。由此也使传道名符其实地成了决定人类走向的制高点。好人坏人谁都想占领这个制高点。谁控制了这个制高点，人就会跟谁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道的兴起便是魔的消亡。由此使道天生就是魔不共戴天的头等死敌，必然遭到魔的疯狂绞杀和围堵。这也是传道的崇高、伟大和凶险集中体现的地方以及传道的路上从来都是惊心动魄和血迹斑斑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五祖在黄梅把衣钵传给六祖的当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令六祖连夜逃走，以免丧命黄梅。佛门清静之地尚且如此，传道的凶险可想而知。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传道者无一不是一生与险为伴，有的还成了殉道者。商鞅车裂于市;屈原投江而死;老子最后不知所终;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凶险不断，过着丧家之犬般的生活;耶稣则被钉上了十字架……
事实上，传道的路上不但凶险无比，也十分艰难。难就难在人的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也正因如此，“邪道”往往要比“正道”容易被人接受得多。作恶之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绞杀不了传道之人，就会竭力地变着花样传播他们的“魔道”来引导人走火入魔，阻止正道的进入。你只要看看当今世上汗牛充栋、五花八门的教人做人的书籍，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这些也是道在初始传播的时候总是“大道独行”和道的种子洒入人间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隔代才能破土而去、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原因。
但是，道的种子一旦播洒，就一定会表现顽强的生命力，越是大道，生命力越强，越不会消亡。商鞅虽死，秦法犹存;屈原投江，其道不灭;老子成了辩证法的开山鼻祖，并被后人奉为神;孔子生前并没有得到世人的肯定，然而，他的学说通过子思隔代传到孟子的时候，便蓬勃而起，至汉以后，其学说成了历朝历代治国安邦的根本;耶稣死而复活，世人膜拜;文天祥以身殉道，他的学说通过他的学生王炎午传播到顾炎午的时候爆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振聋发聩的不绝呐喊;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没有像康、梁一样逃亡保命以图再起，变法献身时年仅33岁。但他播下的道的种子，通过他的学生杨昌济传到毛泽东的时候，不但开启了一代雄视环宇的千古伟人的革命之路，也催生出了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这些伟大的传道先贤，为了不让人类自掘坟墓，面对传道的巨大危险和艰难，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宏慈大德挺身而出，舍生传道，化解人类苦难，引领人类走出一个又一个的险境。他们以身体的瞬间失去，唤醒和鞭策着一代一代的后来人，才有人类的繁衍和丰茂，也才有我们的今天。他们虽死犹生，给后继者带来了永久的感动和启示，并为传道之路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伟大的传道者，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无须传道。我们甚至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成为平凡的传道者。因为，传道以有道为前提且需要身体力行的身体条件。而有道必然要经历一个悟道——得道的过程。虽然佛家有顿悟成佛的主张，但顿悟离不开深刻的生活阅历和岁月的洗礼。这便是古往今来，传道制高点上总是闪烁着中年人的身影原因。因此，从普遍意义上讲，中年人尽管不可能个个都成为伟大的传道者，但可以人人成为平凡传道的传道者。而且，也具备实现这种平凡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施展空间，这便是对子女的传道，就是向周遭传道，大道小范围传，常态化。这对于中年人和部分身体条件还不是很糟的老年人来讲，都是可以做到的。然而，正是这一能做到的领域我们却没有做好。
不少人只知“溺爱”，不知传道，使成长的一代和当今社会深受其害。不少老年朋友隔代地培养出了不少自私自利的“小皇帝”、“小公主”。特别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中年人，不但没有尽了传道之责，有的自己还走火入魔。我就亲眼见到过这样教育自己孩子的中年人。这对夫妇上小学的孩子有天回家后跟父母讲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偷东西。话还没说完，这对父妇便亲急忙对孩子说：“孩子，你千万要叫喊，你一叫，小偷就会记恨你，报复你，尾随你，挖掉你的眼睛”。一番话，把孩子吓得惊恐万状，呱呱大哭。因为，孩子叫了，小偷因此没有得手。经过这么一吓，恐怕孩子以后看见小偷行窃时再不会叫了。这不是传道，这是在助魔。社会风气怎能不坏?我们知道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因为，有了这两个群体，就形成对魔的压倒性力量。但更要知道，强大的少年群、青年群的形成，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支强大的中年队伍和部分老年人群在教育他们、引领他们的结果。以此而观之，看看我们当今的社会状况，正义不张，败德遍地，人人自危，青少年理想信念缺失，成了脆弱的一代，受害的一代，如此种种。恕我直言，朋友们，这是我们整体性的失职呀。
而面对日益变坏的社会状况，我们的中年人却没有反省自己，激发危机感和使命感，找出社会问题的结症，悟道护道传道，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而是甩手不管或向社会发泄。要么活在当下，享乐至上。在我的大学同窗圈中，持这种活法的就大有人在。要么偏激愤世，大发牢骚。我就看到，北大一位知名教授在文章里大骂王八蛋苍生。苍生出了问题，难道知识分子没有责任?这些不是正确的态度，这样下去，我们这代中年人将成为愧对先贤恩泽的耻辱的一代，酿成悲惨后世的羞辱的一代，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也得不到善终，死于悔恨且轻于鸿毛。正确的态度是不但要身体力行地守德，护德，还要勇于传道。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通过一代又一代大哲先贤的悟道、得道、传道，道的光芒历久弥新，内涵十分丰富，并形成了互为补充的系统化体系和不断丰富的补充空间。这个体系，概要的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下大道，这个道，就是“公”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它正确指明了人类行进的方向。一个“公”字，使人成为唯一走出丛林的动物，人类要到达幸福的彼岸，也必然沿着这个“公”字走下去。背离了这一大道，人类便将遁入自私自利的魔道，人类社会就一定会回到丛林社会而万劫不复。第二是中庸之道，也是处世之道，它所强调的是团结为上，不走极端。第三是君子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强调正心正己，光明磊落。另外，也有诸如变通之道、无为之道、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师生之道、孝道、妇道、商道、各行各业的道等等，但都可以归结到这三大范畴之中或是这三大范畴派生的“术”。
这三大范畴之中，天下大道是方向，是根本，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在这个理想的支撑下，中华民族才得以一路走来，历经惊涛骇浪，转千弯，过千滩，生生不息;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其他二个方面的范畴则是服从和服务于天下大道的方法论层面上的道。这种从属关系，既给人类辨识正道与邪道提供了方法论。这就是凡是与天下大道相融的道都是正道，凡是与天下大道相背的道都是邪魔之道。与此同时，也赋予了人类道统的不断充实和完善广阔空间。经过无数先贤的不断补充完善，到今天，中华民族对道的贡献如同高悬于人类夜空中的璀璨的星辰，成为引领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文明走出困境的济世之道和救世之道。这个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人类千万年文化精华之大成并对其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形成经世致用的系统科学体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必然走向。准确回答了人类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并且对于人的自我修为改造，化性起伪提供了人人都可进入的途径，全方位地托起了人类社会天下为公的千年的梦想，弥补了过去为实现这一梦想在方法论上的不足，而且通俗易懂，容易被大众理解接受。对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大力传播。
作者：李治伏 党员，军转干部 来源：昆仑策网；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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