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网站2020年12月14日发表了美国党派主义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主席、美国智库“防务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理查德·哈纳尼亚（Richard Hanania）的评论文章：《中国的真正威胁在于其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
分布在美国政治光谱上的各派力量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美国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来自中国的威胁。就在特朗普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威胁概要》（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的报告。这份报告堪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专家和政府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主旨是：美国各界应该齐心合力共同将中国击败。在报告的第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以大国竞争为特征的全新时代”。 如果特朗普本人（或者他所任命的那些官员）的确有一条贯穿所有外交政策的思想主线的话，这条主线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安全。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十分注重强化对北京的施压，具体表现在：对台湾地区给予前所未有的支持、更加频繁地派遣军舰穿越南海以及遏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业务扩张。 特朗普政府走到终点，“中国威胁”却并不会随之消失。一度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国防部长最佳人选的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指出，美国对东亚地区所作出的军事承诺并非足够坚定。有时候，大国竞争会成为历史给人类提出的一个必须作答的题目。根据前五角大楼官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表述，美中两个大国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教授指出：“回顾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当一个雄心勃勃的崛起中大国与既有大国发生碰撞时，人们往往会诉诸武力”。 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让我们感到如此害怕？对于那些习惯于简单直接地进行立论、认为立论语言应词义精确，且希望达成的目标和所提出的手段之间应存在严密逻辑关系的人们来说，阅读美国外交政策分析报告是一种令人感到非常懊恼的体验。 一个日常关注“大国竞争”或“中国挑战”话题且经常阅读时事评论和政府报告的人，很可能并不明白美中两国到底为何会卷入对抗的漩涡。国务院的这篇《中国威胁概要》所采取的写作策略就好像把许多东西一股脑都扔到一面墙上，看看最终有哪些能够粘住一样。这篇报告在诸多领域对中国进行了指责，从在贸易领域过于成功，到试图主导世界，再到对非洲移民采取种族主义态度等等不一而足。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两场世界大战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围绕德国及其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展开的，冷战则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一场争斗。那么美国和中国之间为何会发生对抗呢？ 在表面上，我们可以用古代或当代的一些国家对抗案例来进行类比，不过如今美中两国之间对抗的本质还是非常不同的。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或者说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并没有构成严重威胁。在未来数十年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实力的确将出现下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这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历史潮流正是华盛顿自身积极拥护支持的。 中国对美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是在军事层面，也不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正不断取得成功，即便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不会损害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安全，一个成功的中国还是会对美国的政治集团（political establishment）、美国国家力量存在的合理性（how it justifies its own power）以及美国对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构成重大威胁。 什么是“中国威胁”？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32倍。在GDP总量方面，中国将在20年内成为一个比美国更加富裕的国家（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以前苏联为例就会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1980年，苏联的GDP仅为美国的40%，而且当时两国增长的趋势曲线也在向对西方有利的方向延伸。 最近，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发给那些研究最重要问题的学者。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惠及大多数人口的非凡的收入增长”。 如果美国或中国对对方存在领土要求的话，情况将是非常恐怖的。最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阿塞拜疆取得了胜利，因为与亚美尼亚相比，阿塞拜疆的经济和军事在过去20年里都实现了更大的发展。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位于太平洋两岸，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领土问题。 不过，在日中岛屿争端和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确还是希望能够维护受到北京威胁的盟友和伙伴的“领土完整”。拜登在“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编译者注）问题上很可能会采取为日本守岛站台的政策。“尖阁诸岛”由无人居住的五座小岛和三块岛礁组成，美国视其为日本领土。美国为何会冒着爆发核战的危险支持日本的主张呢？很少有人为此提供解释。此类质疑声音往往会被人们受到的道德感召所遮盖，在那种道德感召之下，人们是不太在意具体的利弊得失的。此外，确保美国国际声望免遭损害和强化对华威慑也是其中的原因。 在时事评论员和公众眼中，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一定是不利的。然而事实上，截至目前，美国消费者已经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直接获得了大量利益。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有一点应该是毫无争议的：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较低的物价是我们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结果。虽然人们有时出于某些原因会故意表现出自己是个政治健忘症患者，不过事实就是事实：多年来，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直将获取上述经济利益纳入优先考虑；而且显而易见，这一政治决策对两国关系也造成了影响。 不过，美国经济体系的一些重要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也遭到了削弱，这并非因为中国人欺骗了我们或对我们耍了花招，这更不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结果。相反，原因出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在确定孰轻孰重时犯下了错误。如果说我们有哪里出了问题的话，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在确定利益的优先次序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美国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与他国进行贸易；美国在制定贸易谈判策略时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国内产业因受到忽视而日益凋零时，在就业机会严重不足时，美国也完全可以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去应对。许多人把上述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已经在文明层面成为美国的敌人，这是非常荒谬的。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导致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可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一些不良记录并非很罕见的现象。当初韩国和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不良记录。此前没有任何国家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被美国视为根本性威胁，而且许多国家最后都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机的作用下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并确保了法律的严格实施。此外，对于许多大公司（也就是因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而遭受直接损失的一方）来说，他们认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所受到的损失不过是为了开展业务而付出的成本。 那么，为什么要把中国视为威胁呢？也许是因为中国要按照自己的观念重塑世界？这一说法在许多国家安全事务官员们中间非常有市场。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编译者注）就是这类人士的一个典型代表。麦克马斯特曾宣称：“中国正在引领新规则和新秩序的建立，这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不自由、不安全”。可是当我们剥开此类言论的外衣，就会发现中国那些受到指责的行为其实好多国家都曾做过。中国向穷国贷款的做法被描述成中国让那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不过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而且，针对中国贷款的批评言论通常来说并不会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类似贷款项目（该国际机构的贷款常常引发同样的争议，而且其贷款项目比中国资金援助所涉及的领域更广）。 虽然上述立场在美国官员中越来越有市场，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一立场并没有对其他国家的主权表现出战略尊重。2020年3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在向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一直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规范性原则。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泰德·皮奇奥尼（Ted Piccione）也写道：“中国领导人给出了对‘国家主权’的能够获得普遍接受的解释并提出了互不干涉内政的主张”。 中国当然不是无可指摘的，不过下面这样一种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即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在过去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上，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无疑是最为和平的（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it has had easily the most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of any nation of the l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虽然存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不过一直以来，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时都是将这些问题作为内政来处理的。相反地，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却在国外攫取了殖民地，而且至今仍然经常对一些主权国家实施制裁。虽然中国的领土主张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相比，其表现还是非常克制的。美国在早期历史上曾宣布整个西半球的事务都不容欧洲国家染指（the U.S.itself early in its history declared the entire Western Hemisphere as off limits to the nations of Europe）。自那时以来，美国在干涉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推翻了多国政府、处死了多位国家领导人并对许多国家进行了经济制裁。 世界各地的麦克马斯特们也许会说，中国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克制，是因为中国在等待时机以实现其统治全世界的目标。不过，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与邻国存在一些纠纷，但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更加关注自身的较为内向的文明，这个文明并不把从根本上重塑世界视为自己的使命（Alternatively,China may be an inwardly focused civilization that,while it may have disputes with its neighbors,is not on a mission to fundamentally remake the world）。中国当然希望看到各种规则变得对自己有利，中国也反对那种对外部势力变更一国政权的做法进行合法化的主张，不过北京并不希望从根本上取代联合国，北京也不打算重写国际法。中国的战略是，他要在由西方民主国家二战后制定的国际体系内实现自己的稳定和发展。中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中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是最近才发生的，我们尚未发现中国欲推翻既有国际体系的迹象。 针对中国问题所给出的上述分析与中国过往的行为是相吻合的，而且考虑到美国在国外推行美利坚军国主义（American militarism）给这个世界造成的损失，一个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也应该如上文所述那样去做。此外，我关于中国的上述分析也与那些反华鹰派们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他们曾很诚实地指出：北京给我们制造的麻烦并不在于他意图主导世界，而是在于他可能会妨碍美国以一种单极霸权的方式去主导世界（the real problem with Beijing is not that it wants to dominate the world,but that it might stop the U.S.from doing so in a unipolar manner）。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精英们所受到的威胁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些国家安全事务精英们（the national security elite）在“中国威胁”问题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若要理解他们为何对中国表现出如此歇斯底里的政治态度，我们必须先剥开他们表面的说辞。也就是说，若要理解那些时事分析人士、智库研究人员和军方高官背后的动机，我们就必须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时的指导原则是：美国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随着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支撑这一主张的许多思想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美国政治领袖们产生影响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更是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不过，考虑到爆发核战争的风险，而且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也许会无限期关闭国门，那种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热情受到了一定抑制。在整个冷战时期，他们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民主化和市场开放两个领域。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把精力放在了所谓的“扫尾工作”上，其主要对象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南斯拉夫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等对民主资本主义（democratic capitalism）负隅顽抗的势力。即便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他的“历史终结论”之前，已经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人们自然会在政治领域产生发出自己声音的诉求，这种民主化会自然发生。在南美的智利和亚洲的韩国、台湾等地发生的事情似乎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回到座位上静待历史在眼前发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精英们认为，为了完成“扫尾工作”并实现全球民主化的目标，在国外大规模部署军事力量是有必要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还需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一些国家侵犯人权和911事件之后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对美国在海外部署军事力量提出了要求。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精英们看来，虽然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可是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一进程中担负起领导责任的话，共产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恐怖主义等势力就可能会成为其中的阻力。 然而，我们最终所看到的情况似乎是有些自相矛盾的。“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实现”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看起来越是不可避免，这一历史进程反而越是迫切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在美国强大军力面前，那些抵制这一历史进程的力量就越是显得怪异和不可理解了。那些精英们对民主资本主义的热情是如此高涨，甚至连反恐战争所引发的“文明冲突论”也被纳入了这一宏大叙事。美国军费开支的庞大规模因此被合理化了，其规模之大连所有潜在对手的军费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一扇大门就这样被掌握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推开了。 中国与西方政治学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对手。前苏联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且对当时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有一定吸引力，不过苏联的经济实力显然不足以兑现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承诺；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曾夺走许多西方人的生命而且是一些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不过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没有产生全局性影响，而且他们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以及美国拥有这一地位的正当性也不构成威胁；如今的俄罗斯也许对我们的文化和政治造成了一些影响，不过应该没有人把这个国家视为值得效仿的榜样，而且俄罗斯在名义上是接受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制度的。 然而，中国却不同，中国拒绝接受一人一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而且即便把该制度作为一种终极理想或目标他们也是不愿接受的。贝淡宁（Daniel A. Bell）在其著作《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一书中指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政府公务人员的遴选、晋升是由考试结果、工作表现以及是否满足某些客观标准来决定的。一名公务人员在政治层面是否能够胜任其工作的判断标准与获得多少选票无关，而是由其政治面貌和对工作是否忠诚来决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等中东独裁者有时会用“民众和社会各部门还没有为施行自由民主做好准备”来为自己的制度辩护，不过中国人并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为自己的制度合理性进行说明。 对于西方来说，民主制度受到批评并不罕见。柏拉图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反民主思想家，今天对民主持怀疑态度的人则喜欢用“利益集团的影响”或“选民们出于理性的非理性行为”等经济学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对于美国政治领袖乃至大多数知识精英来说，那些反对民主原则的观点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所著《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一书封面】 “经济发展将开启民主化进程”的政治模型是从大量案例中归纳出来的，为何这一模型对中国却不适用呢？要看清它错在何处，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公元10世纪末的一位欧洲社会学家声称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皈依基督教，因为欧洲所有王室成员都已经是基督徒。如果当时有统计学的话，人们完全可以用回归模型去“证明”这一假说的正确性。在今天，我们最常使用的统计模型是在观察独立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政治学领域进行回归分析和假说验证的原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同样的事件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反复发生，那么我们便可以据此推断其中一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然而，各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全球的扩张是在由路径依赖和网络动力学所构成的框架内进行的（the sprea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operates in the realm of path dependence and network dynamics）。根据这一政治学理论，二战后出现的民主化浪潮与其说是历史规律使然，不如说是由美国强大的实力和传教士般的民主热情所推动的。当美国霸权衰落导致美国对外部事务的关注度下降时，当人们发现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导致民主光环褪色时，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便会被大大削弱。 中国超越美国不仅体现在GDP总量这一个方面。其他一些衡量社会发展健康程度的指标都告诉我们，近些年来，北京的领导人比华盛顿的领导人做得更好。“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容易发生内部冲突吗？中国的犯罪率与美国相比微乎其微，而且中国也没有出现普通美国人习以为常的那些社会骚乱和政治性暴力事件。“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容易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吗？自1979年至今，中国与他国之间从未爆发战争，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几乎每一年都在打仗。“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更不擅长创新吗？2020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出版物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青少年在智商测试和一些国际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也比美国青少年更好。2008年，美国获得的国际专利数量是中国的16倍，2018年这一差距缩小到了2.4倍，而且趋势曲线显示中国不久之后就会超越美国。 二战后形成的美国自由主义共识的合法性在于，在该共识指导下，美国比不接受该共识的国家有更好的表现。然而，中国的发展在这个方面却对美国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无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多么温和友善，这一威胁都是存在的）。美国精英阶层对一个比美国更加成功的小国还是可以忍受的。新加坡的创立者、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就是一位明确反对民主制度的领导人，他的“优生学”主张曾令美国精英们大惊失色（新加坡的全国总人口从未达到美国最大城市的水平）。不过，李光耀很愿意在地缘政治领域把自己的国家与美国捆绑在一起。 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它所取得的成功之所以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庞大的规模。当然，当一个国家从第三世界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时，人们对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领域变得更加自信并不会感到奇怪。中国最近与不丹之间的领土纠纷就体现了这一点，两国已经就此举行了24轮会谈。 那么，关于中国，美国领导人该把注意力放在哪些问题上呢？美国领导人不该再为中国是否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个问题而纠结了，这是一定会发生的；美国领导人也不该再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忧虑了，中国人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美国完全无从插手而且这个问题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也没有关系。美国领导人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中国的国家抱负和雄心是否会达到一个美国无法忍受的水平呢？无论如何，南海里的几块礁石不值得我们为之发动一场战争，也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掉对华贸易利益以及在气候变化、抗击新冠疫情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关系。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的海外投资问题呢？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呢？台湾问题呢？美国领导人应该很明确地向中方说明自己的红线在哪里，阐明为何踩到那条红线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并明确指出当中方触碰红线时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美国领导人还应坦率地说明为何中方的某些行为会引发美方的忧虑。如果美国对中国真正的忧虑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那么就应该直接说明，而不是用“掠夺性债务”这种流言来掩盖自己真正的忧虑所在。 如果美国领导人只是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或者也可以把正式盟友的具体利益关切也纳入进来），那么中国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得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之所以不愿看到中国崛起，还有金融、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等原因。如果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甚至民主也不是人类实现和平、发展、繁荣的必要条件，那么美国该如何对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进行合理化解释呢？当美国不再是全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当美国被一个对西方民主制度连表面的赞美之词都不愿表达的东方国家超越时，美国将如何对自己的制度进行合理化解释呢？ 最后，我们也许应该扪心自问，美国的民主制度给美国人自己带来了哪些好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最好不要忘记这些年来我们在国外发动战争时死去的那些美国年轻人和在战场上消耗掉的大量财富。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自己的衰落？ 在谈论中国崛起时，我们指的是一种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正如上世纪中叶一些欧洲大国因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大众传媒的崛起以及自身实力相对于美苏两国的衰落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殖民体系一样，美国已经不可能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然而，美国的政治领袖们却仍然在为减少对华贸易活动、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禁用TikTok、在南海实施更多海军行动等问题展开辩论。其实，即便对华鹰派们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上都得手（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是如此，不过拜登上任后却不一定），中国崛起的势头也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截至目前，北京并没有表现出对他国领土的兴趣，北京似乎也不愿像美国那样干涉遥远国家的事务。一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行为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们认为卷入那些纠纷是得不偿失的。虽然我们不能对未来中国的行为进行预测，不过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我们不应无视上述事实。 因此，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南海水域与中国玩所谓的“懦夫游戏”。这是一个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在南海修建的几个构筑了防御工事的人工岛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人工岛在台湾问题激化时将非常有价值。不过，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较小。中国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应该足可以让该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在台湾问题激化时站在自己一边并对台湾进行孤立。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想到如下几种可能性：无限期维持现状、在经济上强力施压以迫使台湾与大陆统一、对全岛进行封锁之后进行武力统一。其中，只有最后一种情况可能引发美国的干预。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预计美国领导人很可能会把台湾的“独立”和民主等完全抛诸脑后。 最近在香港和白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美国政府对大多数美国人漠不关心的遥远地方所作承诺的本质。在过去两年里，香港和白俄罗斯都发生了亲西方的示威活动，美国对这两个地方的民主派都进行了声援。两地政府最终都控制住了局势，而美国也对两地政府采取了制裁措施。不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媒体不再关注，一切恢复如常。正如美国已对西藏失去兴趣一样，美国早晚也会对香港和新疆失去兴趣。 即便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承诺仍然存在，未来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缓慢流失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只要日韩两国同意保留美国驻军，美国就能够继续维持在两国的军事存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会要求美军从该地区撤出）。虽然韩国仍然在国防领域依赖美国，不过韩国已经在华为5G和承认香港是中国内政等一系列涉及地缘政治的事务上与中国进行了合作。如果日本的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的话，面对不断升温的中日关系，驻日美军也将无可奈何。中日两国和13个其他国家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这份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扩大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可见，在孤立中国这件事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美国精英阶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达成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正在遭到削弱，而是正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美国行使全球霸权的逻辑产生质疑。也许，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接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当前东亚地区的现状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美国不会永远保持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取代美国地位的那个国家对“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可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搭乘中国高铁是什么感受，他们也不会知道美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不过中国在太空项目和癌症疗法等曝光度较高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应该会让他们获得一些信息：美国正在被中国超越。美国不应再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了，美国应该反观自身，看看我们的体制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美国完成这样的转变将令大多数美国人从中受益，不过对那些国家安全事务精英和官僚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噩梦。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2月14日美国Palladium Magazine网站；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所著《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一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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