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东升（1937-2020.3.3），山西榆社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在国防科研部门供职，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科技哲学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我国自然辩证法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
苗东升老师去世已近一年了，但回想起昔日问学在其檐下，受教于病榻旁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发生在昨日。苗老师一生都在学术前沿开垦耕耘，他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学术。他的品行是中国学人的典范：执着为学，不慕名利。他常自嘲为“孤微子”，因为老师坚持真理、为人正直，从不用机械智巧为自己谋私利，也无心钻营人际关系。但其实老师并不“孤”，因为他的事业将会被后辈学人继承和延续。重读苗老师的回忆录《一蓑烟雨任平生》，不禁想起了老师学术研究上的些许故事。
一、与苗老师探讨“信息”的本质
苗老师认为“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机械文明向信息-生态文明转变的起步阶段”[1]。而对于信息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听苗老师的讲课时、和苗老师一起推着自行车走路时、在人大中区食堂二楼一起吃饺子时，都向苗老师请教这个问题，每次讨论常常启发良多，对信息是什么的认识不断加深。
去年得知苗老师得了癌症，身体很不好，已经无法走路，也不能久坐。很感激能有机缘在苗老师病重的日子里照顾他，心里也就好受一些了。在苗老师精神比较好的时候，我又问了苗老师对于信息的看法。苗老师沉默了一会，说他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很重要，但还是没有想的很清楚，等他病好了以后要把这些写出来，这些问题他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有了初步成型的想法。这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思考，是对当下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生态文明的总结和思考。
以往的工业-机械文明社会的哲学是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苗老师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只追溯到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为止。因为意识是人的特性，那么在人产生之前呢？地球存在，地球上也已经有了生命存在，但意识还并不存在。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物质也应该有其对立统一体，但这个对立统一体决不是意识（很显然意识并不是和物质同时存在的），而是比意识更广泛的东西。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物质是没有对立统一体的，物质在刚开始时就是世界的唯一性存在。苗老师认为这说明教科书体系还没有跳出机械唯物论的视野，由此也无法清楚地解释意识产生与社会发展的现象。
反之，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应该揭示，世界上既有物质，也有非物质，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苗老师认为，世界的非物质性存在，就是信息。物质与信息互为存在的前提。信息在意识产生前就存在，它代表物质的活性，物质发出的信息，构成了世界的联系。世界的进化，归根结底就是信息的进化。信息作为一种发展演变的能力，它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从最开始的物理信息，到后来化学信息，再到生物信息的出现，最终发展出了信息的最高形式——意识。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苗老师讲这些话的场景，冬日些微的阳光穿过窗户洒在床榻上，洒在苗老师慈祥的面容上，在谈论学术时，他的眼里放着光，他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逻辑还是那么严密，仿佛不再是一个受病痛折磨多日的、身形消瘦的耄耋老人。那时苗老师已经很难写字，仅仅只拿着笔，他的手都会不断发抖，但他还是坚持着颤颤巍巍地写满了一页纸的正反面，总结记录下自己关于信息-生态文明和辩证唯物论的核心观点，在这些歪歪扭扭、一大一小的字的背后，我看到的却是松涛翠柏般的精神，苗老师对学术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乐观地与病魔斗争。在苗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天，没有机会再和他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苗老师在弥留之际关于信息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我已不得而知，但苗老师对真理的追求、赤诚的师者之心将激励着我们这些学生继续深入研究信息问题。
二、《红楼梦》中的复杂性科学
苗老师赞同钱学森的“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在系统化的地球人类整体演进发展中归属于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即中国文艺复兴是其主战场。而《红楼梦》研究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方法挖掘传统文化之精华，以创造全新的文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典型代表。苗老师虽是数学专业出生，但十分喜爱文学，对《红楼梦》更是情有独钟，他在《红楼梦》的复杂性研究上有着深厚的造诣。苗老师曾说：“我不是红学家，但喜欢《红楼梦》，也爱读点红学论著。自从投入复杂性研究后，文化复杂性进入我的视野，开始认识到《红楼梦》研究的复杂性。”
第一次接触苗老师是在2012年的冬天，当时苗老师正在作“红楼梦与复杂性科学”的报告。苗老师指出，《红楼梦》研究的复杂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红楼梦》是清代社会复杂性在文学史上的投影，从而造就出独特的文学复杂性；二是研究队伍的复杂性，这缘于中国社会转型演化过程中的复杂性。
苗老师报告中在黑板上写下“伏线千里”，几个字苍劲有力，直到现在我仍然印象深刻。苗老师赞同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笔法的判定：“局面之阔大，关系之复杂，非一般叙事方法所能为力”，“雪芹的笔是在热闹、盛景中紧张而痛苦地给后文铺设一条系统而‘有机’的伏脉”。他认为周先生其实是用了社会网络复杂性分析。《红楼梦》写作运用多线、交织、伏脉、节点等手法，“节点或为新线引入处，或为明线与暗线转换处”，“读者沿着一条明线走向某个节点，作者立即中断原线路，转向新线路”。“伏线千里”常导致节点的“遥遥呼应”，精美绝伦。[2]
因此，苗老师认为复杂性科学才是《红楼梦》研究最有效的科学武器，《红楼梦》研究有助于认识复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树立防止把复杂问题人为简单化的自觉意识，坚持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来认识和处理的方法论思想。[3]苗老师也一直践行着这个观点，在他的回忆录《一蓑烟雨任平生》里，把人间看作多层次系统，用系统学的观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苗老师曾说，“我的人生是复杂的，希望大家对我的这本回忆录，不仅是简单地解码，更希望能解味”。在他的回忆录里时常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比如：
“特别是青年人应该能够得到一点不成功人士的人生教训。由是而歌曰：
一生不通世故，愚顽不解人情。
寄言后辈诸生，莫袭老叟路径”
这里化用了《红楼梦》中宝黛初见时批宝玉的《西江月》二词。其实，“宝玉”非顽石，良才补青天，苗老师的学术贡献正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探索中的一块宝玉。
三、系统学与世界历史演变：四甲子里的世界与中国
本科期间，苗老师来我们学校做过三四次讲座，差不多每年都会来一次。每次邀请的时候，苗老师都欣然应允，让我们这些晚辈非常感动。每次讲座结束之后，都十分耐心地给大家答疑解惑。在苗老师的几次学术讲座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从甲子周期演化看世界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这项研究成果后来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刊登，题为《甲子史期的中国与世界——从世界系统的形成演变看甲午年》。
苗老师在纷繁复杂的近现代史中，找到了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就中华文化圈的历史演变来看，存在六十年一甲子的演变周期。在这场讲座和后来发表的文章中，苗老师运用系统学的方法以全新的视角总结了从1834年至2014年这三个甲子的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并对2015到2074年这一后续的甲子做出了预测。甲子一（1834-1894）是资本主义世界系统最终形成的阶段，伴随着中华民族进入屈辱的近现代史，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为结束标志；甲子二（1894-1954）中世界历史走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中华民族也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走向复兴；甲子三（1954-2014）中则经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刻较量，形成了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集体运动模式，而中华民族也站在了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基于以上的研究，苗老师指出甲子四（2014-2074）的当务之急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全面建立新模式，确保社会主义不变色和打赢一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必须赢的文化战。
印象更深的是，去年在苗老师临终前照顾他的时候，特别地向苗老师提起了这次讲座和相关的内容。原本精力比较衰弱的苗老师，就很有耐心和细致地给我们解答。从这里，我能感受到一个学者对学问最本真的追求，对同学们的关爱。
我对苗老师指出的“打赢一场必须赢的文化战”的理解是，只有充分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占领哲学社会科学的阵地和制高点，才能揭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才能团结广大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永久和平。
苗老师的系统学视角，为我们生动地解读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变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作为我国的系统学大师，苗老师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自己评奖评职称，而是将自己的学术思想用于研究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并毫无保留地传播给我们这些青年学子。苗老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青年学子做出了示范。
苗老师，我们会谨记您的教导。坚定地走您未走完的路！
注释：
[1]苗东升，一蓑烟雨任平生，第236页。
[2]苗东升，《红楼梦》研究与复杂性科学，河池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苗东升，《红楼梦》研究与复杂性科学，河池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研究生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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