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年终回眸之：《八佰》风波琐忆

 

“中国电影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严肃的电影评论缺位造成的。”

 

01

 

看来，管虎执导的影片《八佰》以34亿票房的靓丽数字，笃定会成为2020年的票房冠军。

 

票房之外，《八佰》的政治效应也正在显现。

 

十月初我去上海，发现四行仓库纪念馆前摆满了鲜花和香烟等祭品，这是献给“国军”的。而不远处的外滩上海解放纪念碑前，却空空荡荡。

 

国庆期间，难道不应该摆一点鲜花和香烟，祭奠一下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吗？

 

《八佰》的上映，再次激起了关于国共两党谁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争论，原本就已经被撕裂的历史认知，伤口变得更大了。

 

在知识界、文化界和城市中产阶层的部分人中，国方战胜了日本，共方掠取了胜利果实，似乎已经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共识。 这种舆论已经对共和国的正当性、正义性提出了严重挑衅。

 

而这种效果，正是我在2019年批判《八佰》时早已预料到的。

 

02

 

2019年5月，《八佰》摄制完成并取得“龙标”之后，即以制片方一贯的风格，开始了铺天盖地的营销活动，网上的“果粉”也随之活跃。

 

按照制片方的计划，原定于6月15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映礼，7月5日在全国正式上线。

 

因为我长期以来一贯的、旗帜鲜明的反对歪曲抗日战争历史，认为应该将抗战历史概括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对国军抗战史要以总结失败教训为主”的立场，一些果粉忍不住跑到我的微博下留言、炫耀，他们把《八佰》的拍摄与上映视为一大胜利，这激起了我对这部影片的好奇心。 

 

结果我发现，影片中浓墨重彩的镜头居然是国军士兵在四行仓库楼顶以血肉之躯保护“青天白日旗”，而制片方和有关部门竟将其定位为“国庆70周年献礼片”，其戏虐、恶搞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令我非常反感。

 

我决定尽自己所能发一点不同的声音，让他们明白，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会被他们那一套所忽悠，热爱五星红旗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死绝呢！

 

03

 

2019年5月26日，我写了《〈八佰〉：一部意味深长的献礼片》一文，发在公众号“昆明湖畔电影公社”上。

 

5月30日，《八佰》的导演管虎感受到了来自民间批评的压力，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见截图），隔空做了回应——

 

 

 

6月2日，我又写了《〈八佰〉：请不要被〈八百壮士〉附体》一文。

 

为了搞清楚《八佰》的来龙去脉，我专门找到了1975年在蒋经国亲自过问下，台湾拍摄的《八百壮士》。对比两部影片，我发现，《八佰》与历史真实存在过的“八百壮士”已经没有太大关系，而主要与一部叫《八百壮士》的电影有关——其主要灵感和素材都来自《八百壮士》。

 

这个期间，《八佰》制片方展现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公众号上已经不能再发评论《八佰》的文章，我只好将其转到微博，同时也尝试在一著名网站的“风闻社区”里用我的个人账号发表，结果根本就不能通过审核。这家网站一向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命的，然而也向《八佰》及其背后的势力低头了。

 

 

 

6月3日，我写了《最致命的陷阱：“八路拍神剧，国军主旋律”》一文，虽然不是直接抨击《八佰》，但批评了包括《八佰》在内的这样的文化现象：

 

“用正剧、英雄史诗的范式表现国军的抗战，用‘神剧’、闹剧的范式表现八路军、新四军抗战。”

 

6月9日，红色文化研究会召开了《八佰》研讨会，我参加了会议。

 

此后几天，形势发展很快。

 

6月15日，《八佰》宣布因为“技术原因”不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

 

6月16日，我写了《由“技术原因”谈起：为什么缺少优质国产电影？》

 

6月18日，发表《评〈八佰〉的立意：国军“照亮”了谁？》 6月19日，发表《简论管虎的“寻父之路”》

 

6月25日，《八佰》官微正式宣布撤档，将不再于7月5日正式上映。

 

6月28日，发表《〈八佰〉争论中的毛主席语录》

 

2019年《八佰》风波的真实经过，大抵如是。

 

现在有舆论说，《八佰》撤档是因为导演管虎和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一张合影引发风波，这完全是以讹传讹，这张照片在网上成为热点的时候，关于《八佰》的讨论已经充分展开了。

 

坦率地说，就我个人而言，并不主张用“撤档”的方式解决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电影，我的一贯立场是允许放映，允许批判。中国电影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严肃的电影评论缺位造成的，有了严肃电影评论的引导，才可能使电影工业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04

 

2020年夏天，经历了疫情煎熬，影院停工之后，《八佰》于8月21日上映。

 

上映之后，《八佰》即受到主流媒体的盛赞。

 

8月25日，针对一家主流媒体在评论《八佰》时的错误观点，我写了《也谈“孤军悲壮的背后”：如何才能不“悲凉”？》

 

8月27日，发表了《评《八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篇文章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最意味深长的是结尾，管虎把镜头转向了当代：从四行仓库遗址的大特写，缓慢拉升，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全景镜头——高楼林立的浦东，气象万千的大上海。 这一镜头语言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读——正是由于国军的抗战，才有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解放战争被直接跨越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与牺牲，仿佛都不曾存在。”

 

 

 

10月12日，我专程来到四行仓库参观，发表了《四行仓库参观记》。在文章中，我非常失望地写到：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有些内容，颇不严谨”，“四行仓库纪念馆就这样完全不加甄别地采信这种漏洞百出的‘回忆’，并将其作为确定无疑的信史灌输给每一位参观者，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吗?这是对历史负责吗?这是对那些在四行仓库战斗过的士兵真正的尊重吗?”

 

10月3日，发表了《关于〈八佰〉争论的总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在文章中指出：

 

“可能早已故去的蒋氏父子也没有想到，尽管他们在军事上‘永远回不了大陆’，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却居然有可能‘凯旋’了——这意味着解放战争仍没有结束，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旗的斗争也没有结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战斗正未有穷期!”

 

 

05

 

回首《八佰》风波，我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意向：一辆硕大无朋的以色列坦克横冲直撞，一个巴勒斯坦小男孩向它掷出了一块石头。

 

我觉得，《八佰》及其制作方以及其背后的庞大势力，就是这样一辆坦克，而我，就是那个小男孩。我掷出了石块，并且听到了石块击中坦克钢板时“当”的一声，我满意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