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灾难自然是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到：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这主要是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换来自由与繁荣，也没有换来和平。第二大灾难是特朗普说的，他认为中国加入WTO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因为这导致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退，引发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三大悲剧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因为他在全球化的时代，却倒行逆流，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下，鼓吹“美国优先”，力图维护美国的霸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需要全球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之时，却不断制造分裂。他口口声声讲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结果不仅搞乱了世界，而且也搞乱了美国。
为什么说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对此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前苏联解体后并没有换来经济的自由与繁荣，相反是休克而没有疗法。同时也没有换来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长久和平与相互平等关系，以及新的国际秩序，而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背信弃义，打着保护民主胜利果实的旗号，推进北约东扩。对此不仅普京认为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灾难和悲剧，连戈尔巴乔夫在多个场合也认为，苏联解体教训是深刻的，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如果说目前中美关系正在面临回归新冷战的风险，那么在欧洲，新冷战早已开始，或者说冷战实际上并没有结束过，而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休战。
冷战后，尽管美国口口声声讲北约东扩不是针对俄罗斯，但是当北约军队进入新欧洲，美国导弹防御体系指向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还会这样认为吗？对此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米尔斯海默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认为：奥巴马总统决定硬抗俄罗斯，发动制裁，进一步支持乌克兰新政府，这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分歧，还将制造更多麻烦。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看来，一切都是普京的错，且普京的动机上不了台面，这是谬见。事实上，此次危机的根源是北约东扩，所以由来已久，一直以来俄罗斯人极度厌恶北约扩张，眼见着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纷纷加入北约，但俄罗斯并未出手阻拦。2008年，北约宣布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俄罗斯立刻表明其底线。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不只是俄罗斯邻国那么简单，这两个国家就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2008年8月的强硬回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和西方阵营。至于当前乌克兰危机，普京当然认为事态发展是对俄罗斯核心战略利益的直接威胁。不管怎么说，美国一直甩不掉冷战的阴影，自1990年代以来便将俄罗斯视为潜在威胁，全然不顾后者抗议北约东扩，反对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
那么，中国加入WTO是冷战后地缘政治的悲剧吗？对此特朗普认为是一个悲剧，因为中国加入WTO后并没有被和平演变，相反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在不经意间崛起了，而美国则衰退了。中国因为全球化崛起了，美国因为全球化衰退了。原因是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偷走了美国的技术。所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一个错误，所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选择遏制与脱钩，选择贸易保护，倒逼美国企业的回流，这样美国就能够再次强大，中国经济就会崩溃。那么，结果果真会如此吗？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经分析到，在全球化中衰退的大国一般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太，军事上围堵中国，在南海不断挑衅中国，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美国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贸易战，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美国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在高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那么，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中美关系真的会回归冷战吗？
可以说目前中美关系代表了世界秩序两种不同的理念与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美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政治，而中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经济；美国的优势在于政治与军事，其外交目的在于维护已经过时的霸权体系，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经贸，其外交目的在于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是顺势而为，并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推动者，而美国则是逆势而动，试图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阻止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如果说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两辆列车或者便车的话，那么显然美国的这一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则是开往21世纪。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加入WTO与崛起与其说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不如说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进步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冷战后第三大地缘政治的悲剧就是特朗普，因为他不仅搞乱了世界，也搞乱了美国。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已不足半月。4年前，特朗普“横空出世”，让失望、愤怒的美国工人仿佛找到了“希望的曙光”。4年时间过去，特朗普重塑美国制造业的承诺完全没有实现，但是他割开了美国繁荣的表象，露出了美国底层民众已被资本和联邦抛弃的事实。彼得·德鲁克在《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兴起是欧洲社会及其政治结构瓦解的结果，是一种丧失政治信念的结果，是欧洲民众政治异化的结果。这是一个群众绝望与恶魔再现的时代，信仰幻灭，社会与政治结构瓦解，欧洲社会再度变得非理性，险恶，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毫无意义又变化无常。德鲁克认为：群众的绝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同样，群众的绝望也是理解特朗普与民粹主义的关键。我们不能说特朗普代表了处于绝望中的群众利益，但是他无疑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一次制度转型，目的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私有化和自由化，让各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解除管治，让中央银行只关注通货膨胀这一个问题即可。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响了警报。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45%（23亿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过去的4年里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顶级富豪其资产超过了全部最不发达国家及它们的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发达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国人口总收入增长了约15%，而1%最富人群的总收入则增长了150%。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民粹主义会成为美国与西方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吗？抑或民粹主义只是原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结果和表现呢？显然，民粹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结果；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症状。民粹主义无法创建新秩序，新价值观和新社会秩序来取代已经崩溃的秩序，价值与信条。特朗普看到并利用了问题，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旧的秩序瓦解了，但是又无法从旧基础设计出任何新秩序，结果就是一片混乱。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