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的这本新书，据说原本取名《为中国革命辩护》，我对此不大赞同。
在我看来，第一，刘继明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第二，革命也不需要辩护；第三，刘继明的这些声音，仔细辨听，其实不过是基于良知的呐喊。
不论儒家意义上的“顺天应人”的传统革命，还是近世以来西方revolution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其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之中，必然存在许多可以指摘和抨击之处。正如鲁迅教训一大票革命作家时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者往往偏取了鲁迅的另外半句话，说革命毕竟“有婴孩”。然而鲁迅的话是应该全面理解的，有婴孩就好好爱护婴孩，但污秽和血，也要正视。特别是当革命时代远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花头巾”，检讨革命过程中的错误，盘点革命所带来的痛苦，不仅是反革命额手称庆的快事，也应该是革命者痛心疾首的良药。刻意美化革命，其实正是帮了革命的倒忙，即使是发自真心的辩护，有时候也容易与“护短”界限不清，结果反而成了“低级红”与“高级黑”。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造反固然有理，可不等于任何造反都有理，也不等于造反的每个细节都有理。真正需要辩护的，不是那些造反中的血污，而是那些血污中的婴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看到了刘继明的姿态跟众多“低级红”乐队的截然不同。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受硕士导师钱理群等先生的影响，我很注意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我看来，中国始自鸦片战争的一系列“近代衰败”，与知识界丧失了王阳明所倡导的“致良知”，具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在成为“鲁迅”之前的“周树人”阶段，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孤独的呐喊。王阳明认为天地之心“只是一个灵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大声疾呼“掊物质而张灵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这个角度考察，亦可谓“改造国民灵魂”的呐喊史。而国民良知的重建，则是伴随着辛亥革命、文学革命、北伐革命、土地革命等一部近现代革命史，逐步显现端倪但同时又不断“云霞明灭”的。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陈映真，都为中国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闸门。这些名家不论是伟人还是俗人，自然都有其可资议论质疑乃至批评调侃之所在，这也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理所固然。但是，由于良知不灭则中国不亡的政治逻辑，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泼满血污，遭受到布鲁诺、伽利略的厄运。而那些污蔑与构陷，其手法之卑劣、逻辑之荒谬，已足为时代良知再次趋向泯灭之明证。刘继明由一个“文化关怀”的小说家，自我扩展为一个“唤醒良知”的呐喊者，不过是对此观察清晰之后，力挽狂澜而不能的杜鹃一鸣尔。
刘继明是一个王蒙所说的“学者化的作家”，是一个孔庆东所说的“讲道理的文人”。他有立场，但并不以立场标榜；他有学问，但并不炫耀知识或理论；他有才华，但更吝于笔下生辉，舌灿莲花。他只是朴素地铺排史实、洗净污痕、凸显逻辑、昭彰天理。
刘继明的言说方式，不大像一个获得多项文学奖的小说家，而更像一个大学老师——虽然讲课娓娓道来，自成一派，但能不能hold住自己班上的学生，还是个未知数也。
其实孔子也hold不住三千弟子，王阳明的心学也很快门庭冷落，鲁迅散落在大地上的投枪，则被搜集起来，去其锋、钝其刃，逢五逢十祭拜一下。因此，就不断需要有人走进无物之阵，去面对那些威风凛凛的旗帜：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
有人说刘继明是辩护，孔庆东说他是呐喊，而刘继明自己可能全无这些概念，他不过是微笑着：
举起了投枪。
2019年4月15日
文章来源于进步文化网 ，作者JiNBU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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