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宾：如何让西方搞清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我大胆地打了一个比方

 

近两年多来，我在英国《金融时报》（FT）陆续发表4篇英文文章，主题分别涉及全球治理变革、“一带一路”、党和企业关系、知识产权问题。这些题目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展开讨论，自然在西方读者中激起剧烈反响。围绕每一篇文章，都发生了一些有趣、值得回味的事情。中国人在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发文并不多见，我在此撷取四个故事，希望能够帮助国内读者了解国际交流经验，并一窥世界风云变幻。

 

【故事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写给FT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2018年2月。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演讲。这篇演讲与习近平主席一年前在同一场合发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形成鲜明对比。我当时敏锐察觉到，把这两篇重要演讲放在一起对比研究，可以预示国际社会未来发展走向。我在文中引用费孝通先生名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说明中华文明具有包容特质，不构成西方文明的威胁；中国乐于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西方智慧和最佳实践在内。我希望能够纠正西方对中国文化和发展道路的一贯偏见。

 

 

费孝通（1910—2005）

 

这篇文章见报后，引起国际社会较大反响。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些国际机构内部引发了争论，欧盟的智库也邀请我去布鲁塞尔演讲。这儿单说一件趣事。FT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刊发。信的大意是，我在文中表达的观点并不新鲜；他写这封信，主要是想揭露我选用中文拼音Gu Bin署名，却隐瞒了德语本名Wolfgang Kubin。仅这一点，就生动地隐喻了这个世界发生多大变化！显然这位读者误以为我是德国汉学家顾彬了。我回信称，我和顾彬虽然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供职，但不是同一个人；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比顾彬先生年轻很多。FT编辑本已相信那封读者来信，接到我的回信后，他庆幸自己作了这番尽职调查。早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顾彬先生去年从北外退休了，但他至今不知道，曾经有一封写给FT的信件，差点儿给他的声誉招致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我们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写信的那位读者以及FT编辑的心态大概很无奈，他们以为发现了一个虽不愿接受、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位德国人“背叛”自己的文明，在西方世界里为中国站台。虽然这个事实及时被我证伪了，但这种误解的出现，源自中国软、硬实力实实在在的提升。随着中国主张国际合作，与特朗普政府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过去一味批评中国的西方智库和学者，开始放下有色眼镜，正视中国的发展，客观上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故事二】政府利用外媒发声很重要

 

2019年8月中美贸易摩擦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企图把贸易战引向货币战。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究竟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还是美国是法律操纵国？》，驳斥这顶帽子不仅违反美国国内法，也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法律。FT很快同意刊发这篇文章，并签了合同。随后他们又收到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一位副行长的同一主题稿件。FT版面非常珍贵，同一主题一般只刊发一篇。编辑向我坦诚，他们领导希望刊用央行副行长的稿件。他表示歉意，愿意支付违约费（kill fee）。我完全理解，没收违约费，转而把稿子投到别处。这位编辑还说，我以后再有稿件，请尽快投给他们，那意思是补偿我的损失。

 

其实在这件事中，我并没有损失什么，反而有所收获。我开始意识到，对西方媒体至少是FT来说，在选择来自中国的稿件的过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优先采用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权威发声，哪怕这样做冒着违约的风险。这个故事说明，我国政府部门完全有机会、也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外媒发声，阐释我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推进我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主张。

 

2018年9月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FT专访，澄清“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是“债务陷阱外交”。访谈鲜活生动，对遏制当时正在蔓延的国际谣言起到积极作用。今年7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FT发文阐述应对国际债务风险的中国方案——利用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机制补充低收入国家外汇储备，为G20谈判蓄势。这些都是利用外媒发声的成功案例。而2018年9月我国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和被美国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中国制造2025”，都不妨找外媒作一个专题访谈，利用外媒解释澄清误解，争取国际社会多数支持。

 

 

3月26日，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左五）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向孟方转交援助物资。新华社记者 刘春涛 摄

 

【故事三】“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发展迅速，保护水平大幅提高，但美国始终污蔑我国是偷窃其知识产权的“小偷”。2018年以来更是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抹黑打压我国。为此我决定给FT写篇文章，扒扒美国的黑历史，揭露其虚伪可笑之处。当时读完美国作家Ron Chernow的传记《汉密尔顿》没多久，对书中披露的美国发家史印象深刻。于是我在文中详细描述了200多年前美国建国之初，举一国之力挑战英国法律，大肆偷窃英国知识产权。最后评论说：“美国历史告诉我们，当美国爬上技术巅峰后就开始踹梯子，极力阻止其他人爬上来，一如英国当年在美国崛起时处处设防。”

 

 

蓬佩奥演讲中的名言：“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盗窃！……这才是美国不断进取的荣耀。”

 

但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偷窃知识产权呢？我在文中描述了技术进步的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模仿，第二步是投入研发，第三步是迈向技术“无人区”。起步于“模仿”（imitation），这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技术发展需要交流互鉴，我国古代四大文明自由地造福人类，反观今天美国大搞技术封锁、科技脱钩，实在是反人类行为。在谈技术“无人区”时，我举了华为5G的例子，但FT编辑悄然把“技术”（technological）一词改为“法律规制”(regulatory)。这个改动意味深长：5G是前沿技术，华为做得最好，但如果说这项技术无“法”规制，不是我的本意。在我坚持下这个词最终改了回来。

 

一些西方人士污蔑中国具有偷窃知识产权的文化传统。他们在论证这个观点时，习惯引用鲁迅先生塑造的小说人物形象孔乙己的名言——“偷书不算偷”。在西方知识界这句话传播极为广泛，甚至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但西方的讲述是片面的。孔乙己偷书的后果是什么？是被别人吊打，被邻居耻笑。我在文中指出，这个后果西方人隐而不讲，但按他们的逻辑恰恰说明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有力。

 

文章见报后引起轩然大波，仅在FT官网就引发200多条评论。但其发表过程可谓命途多舛，从2019年11月份被接收，直至第二年初见报，历时两个多月。期间与FT编辑部斗智斗勇，许多富有戏剧性的画面不便在此展开。总之多亏FT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帮忙才最终得以见报。我跟国内外媒体打交道多年，从未经历如此漫长的发表等待时间。我跟Martin感慨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耐心就是美德。”

 

【故事四】一个西方人听得懂的比喻

 

在美国政府妖魔化华为公司的时候，我国《国家情报法》也被推上风口浪尖。该法第7条说，任何人都应当依法支持国家情报工作。西方媒体渲染这个条款，说一旦中国情报机构提出要求，华为公司有义务配合搜集情报，因此采购华为5G设备将给西方国家造成巨大安全隐患。2019年初我给FT撰文，有力澄清了对《国家情报法》的错误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阐述党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华为公司展台，图自“新华网”。

 

在经济外交场合，党组织与企业的关系是一个焦点问题。如何说清楚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因为事关我国发展模式能否被西方社会接受认可。但是这个问题又非常棘手，很难以西方理解的方式解释清楚。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把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调和、不能共存。为了以西方听得明白的方式说清楚这对关系，我在文中大胆地打了一个比方，我说，设在企业的党组织好比基督教会。教会的职能是要求信徒们仁爱互助，而党组织的职能是号召党员尊敬守法、成为模范员工。在日常经营中，进行业务决策的是企业的管理层，而不是党组织；正像基督徒CEO在日常业务中自主决策，不会寻求或听从来自上帝的旨意。

 

这个类比太好懂了，西方读者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极具冲击力；一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甚至觉得遭受了侮辱。一位律师朋友读过这篇文章后，跟我说，曾有国外律师同行询问中央党校是干什么的，他说可以类比为EMBA学校。在与西方社会交往的十多年中，我深切感受到中国被误解得太多了，究其原因各种各样，有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有意或无意误导造成的。我真切地期盼能有更多的有见识的年轻人参与发声，他们爱中国、懂西方，更有能力融通中西文明。平和理性地携手西方，参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果能如此，我写这些“报屁股”文章以及本文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顾宾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法律与治理》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