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鲲：强调“未来”的大奖，为什么不奖励给年轻的科学家？

【9月6日上午10点，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三个奖项陆续揭晓，共诞生了4位获奖人。“生命科学奖” 获奖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张亭栋和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物质科学奖” 获奖者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卢柯，“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获奖者为山东大学教授彭实戈。】

未来科学大奖是2016年成立的，以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为目的的新兴科技大奖。这项奖励最引人注目的是奖金特别高，单项奖金约700万元人民币。

9月6日上午，2020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学奖”颁发给了张亭栋、王振义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对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王振义院士】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大奖组委会与王振义院士进行了连线。对于获奖，王院士一方面感到非常开心，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一些忧虑：“这个奖为什么给我这种96岁、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奖给年纪轻的人？我们年纪轻的人难道没有科学家了？难道他们没有创新吗？”

显然这个问题里包含着两个不完全一致的命题，一是未来科学大奖，这个名字中强调“未来”的大奖，为什么不奖励给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命题似乎不是很明显，但也足够清晰。难道年轻的科学家没有同样好的创新吗？

中国科技大奖为什么不喜欢给年轻科学家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王选院士，曾经对年龄、院士和科学前沿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评论：“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

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在30岁之前还没有在科学上做出重大贡献，就没有机会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科技大奖确实应该给那些更年轻的学者，因为年轻的学者才是真正站在了科学的前沿，在攀登的路上也最需要鼓励。

对于没有科研经历的人来说，不难接受王选和爱因斯坦的说法，因为中学课本里甚至本科课本里出现的，大部分都是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牛顿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描述的时候才44岁，胡克20岁就提出了（也是胡克定律的发现者）提出了光的波动学说，开普勒38岁就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中的前两个。这些科学家在不惑之年就以自身的发现，有力的推动了人类科学的进步。考虑到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以及并不成熟的科学文化和简陋的实验条件，这些科学家40岁冲击的里程碑可能只能代表他们30岁甚至更早的设想和水平。

进入19世纪后，年轻的科学家们继续创造着科学的奇迹。普朗克42岁时间报告了普朗克常数，26岁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35岁居里夫人分离出了镭，并在九年后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这些还不算最快的，李政道因为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31岁就获得诺奖；同样31岁获奖的还有发现正电子的安德森和创立量子力学和应用该理论发现氢的同素异形体的海森堡。这还不是最年轻的，劳伦斯·布拉格因为X射线分析晶体结构获奖时，年仅25岁。

比起那个群星闪烁的年代，今天的科学界已经大不一样了，30岁不要说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严肃地进入学术领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是以诺贝尔奖为例，有学者对诺贝奖科学性奖项得主获奖时的年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获得这些诺奖的平均年龄一路走高。2016年医药、物理、化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更是高达71.9岁。

【1901-2010年诺贝尔科学奖（医学/物理/化学）得主的当年平均年龄】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倒不是说诺贝尔相关奖项的评选标准变了，或是评选者的偏好发生了明显改变，而是取得重大科学发现越来越难了，时间上推迟了。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温伯格曾经对科学家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进行过研究。他说：“在科学领域，青年才俊这一形象正日益过时，至少是在这三个学科内。如今，物理学家做出令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的平均年龄是48岁。30岁以下的物理学家能取得突破的非常少”。而在1905年之前，有1/5的获奖学者在30岁前做出了重大突破。

另一方面，研究者从做出成果，到成果被普遍承认的时间也延长了。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数量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正如诺贝尔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凯尔斯特兰德所言：“即便这些科学家在早年就获得了重大的发现，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如此，这就需要诺贝尔委员会以更高的标准去做验证，到这些科学家获奖可能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1900-2000间从做出突破到获诺奖的平均时间】

从数据上，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做出突破性成果到获奖的时间进行回归分析，这一时间逐渐越来越长，但是增长速度低于诺奖得主年龄的增长。

最后，科技大奖获得者年龄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获奖者质量。20世纪的头十年，诺贝尔奖还曾经授予一个关于灯塔照明的研究。从当时的角度看该研究有很大意义，但是以十年为单位回头看，对于科学的进步而言，这项成果的意义并不大。如果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平均年龄和现在差不多，这一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曾经邀请93个顶尖物理学家，对从1900年到198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含金量进行打分。20世纪的头十年不出意料的垫底了。

【1900-1980年，诺贝尔奖含金量变化】

虽然科技大奖的获奖年龄越来越大是一个总的趋势，但是未来科技大奖作为中国非官方的科学大奖还是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此次获奖的4位科学家除了卢柯55岁之外，其他的年龄都比较大，总平均年龄达到了78岁，比诺贝尔奖还要高。

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组织行事更加谨慎，特别害怕所授非人，行为逻辑非常保守，害怕出格。年纪大的得主，无论是从科学上讲，还是品格方面都趋于盖棺定论，授奖后风险较小，也符合中国人孝老爱亲的民族品格。

年轻科学家有可能挑不起大梁吗？

老实说，在主流舆论异口同声赞扬年轻人的当下。提出这样的命题很容易被批评的声浪所淹没。毕竟在某些人看来，世界是发展的，一代新人终将胜过旧人，担心今不如古是杞人忧天了。

笔者当然同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年轻科学家的事业，但是辩证地看待发展问题需要和具体的矛盾运动联系起来。

以中国为例，毫无疑问今天中国的科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科学家要更强。但随着科学家水平的提高，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增加更快。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下，中国前所未有的需要尖端科技成果。过去的中国科学家可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成果冲击国际前10%就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今后可能要做出前千分之一乃至于万分之一的成果了。

从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程度讲，年轻的科学家还真有可能没有同样好的创新。如果中国的科研实力和潜力不能转化为足够多的综合国力，那么认为年轻科学家缺乏创新的声音自然会多起来。

除了国家的战略，科学自身的发展也改变着年轻科学家的命运。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和几百年的科学史中，科学投资能够产生显著回报的时间不过就是短短两百多年。

谁能预言未来的科学，依然会走今天的道路，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呢？《theatlantic》对诺奖含金量的研究特别指出：“新的发现需要更大的团队和更全面的科学训练，但科学投入总体的经济效益正在变小”。

经济效益在变小，而研究周期却在变长，考验着年轻的科学家。而不断升高的单位科研经费，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从事某些关键的研究，这就对现有的科学评价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除了全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独特的不足需要逐步克服。

最普遍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过去一百多年后，“赛先生”依然没有深入大众生活甚至教育中。科普在中国的主流含义仍然是普及科学知识，而非普及科学方法和壮大业余科学研究者队伍。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恐怕是哥德巴赫猜想领域民科最多的国家，这无疑和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脱不了干系。

【曾经激励了一代年轻人投身科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要承认，发表在《人民文学》的这篇报告文学在那个年代鼓舞了无数有志青年投身科学。笔者的高中数学老师就是在该文的鼓励下，投考了数学专业。但是该文也存在片面夸大陈景润的决心、勤奋、忍耐、灵感所起的作用、片面夸大科学成就为国家带来的荣誉等问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科学探索脉络以及陈景润所受的科研训练、本身具有的天赋和科学的思路则被忽略了，文中的公式不仅散，而且是陈景润论文中最简单的那些。

这些问题又不止出现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这几乎成了相当一段时间歌颂学者的主流范式。从后来的民科身上，不难发现这些负面效应。西方国家的民科大多与宗教学、神秘学藕断丝连，而中国的民科多数相信决心、忍耐和灵感，相信他们简陋的科学工具能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对“为国争光”有一种异常的狂热，甚至不惜用自残来证明自己。

笔者的高中老师也在大四时发现数学“还是有一点点难的”，及时选择了老师作为未来的职业。

有人或许会说，大众对科学研究没有了解不要紧，只要有关键少数争夺科学高峰即可。但大众对科研的这种误解直接造成两大后果：

一是高考完很多学生没能科学的填报志愿，直接导致所学的学科和研究的领域与内心真正所想差距十万八千里，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听到因为相信“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结果选择了生物学的。或者是对CPU设计感兴趣，结果选了微电子或者半导体，最后就业做的是芯片封装的例子。

二是科学的评价权，由少数精英所垄断，有相当一部分公众甚至不能对简单的科学社会事件做出判断。

无论是2018年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还是之前的小学生研究癌症，都有一大批网友真心觉得中国科研又有了很大的提高，真好。反映出中国的科普事业，尤其是能讲清楚研究本身的科普，仍然任重而道远。

还有一些问题也很突出，比如中国大学生的培养问题。中国留学生到海外要交高昂的学费，但是海外留学生到中国来却有较高的奖学金。除了要批判超越现状的留学生比例指标外，是不是也要反思我们的高校的培养质量和吸引力。

曾经中国留学生的聪明和勤奋，以及各国科学家对中国的同情，促使着各国科学家毫无保留的培养中国留学生。但如今中国的科研本身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而剩下的少数国家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培养中国学生。中国高校的培养质量不上升，只能导致未来的后备力量被削弱。

还有价值观引导问题，年轻人喜欢的B站在5月20日推出了致敬五四青年节的短片《后浪》。该片的本意是赞美年轻人，但舆论普遍批评视频中的年轻人生活奢侈，甚至有人还计算过要有多少钱才能活成《后浪》中的样子。

【《后浪》中五光十色的生活】

B站从善如流，赶快推出了《入海》。《入海》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后浪》的缺点，更接地气，同时也把年轻人逐渐掌握生产技能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毕竟生产才是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而非《后浪》中展示的消费。

但《后浪》和《入海》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对人生奋斗和人生榜样的正面展示，年轻人承载着社会的希望，鼓励年轻人向行业领军人物看齐和奋斗无可厚非。我们的社会不能一边展示着平凡、平凡和平凡的小确幸，还大声鼓励说：“我看着你们，满怀敬意”、“梦想会回答生活”。

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既有天才又有勤奋，在40岁之前都很难做出突破性成果。鼓吹“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对全社会值得认真对待的职业，都是不负责任的，对科研尤其是。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科技力量又有效地塑造着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青年宣传片不再出现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领军青年，很难想象新一代年轻人会不会越来越不愿意从事科研，不愿意尝试科研，甚至不愿意成为技术骨干和专家。

但是有问题需要解决，也是一个系统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标志。年轻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无限的希望。王振义院士提问引出的两个命题，也只有靠未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科学家回答。但这个过程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既要指出他们面临的挑战，真诚地鼓励他们，也要真正地支持他们攀登科学的高峰。这比简单的颁个奖或是出个宣传片盲目赞美要有用地多。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科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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