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李光耀病危了，这大约是2015年开年以来最大的政治新闻。于是乎有关李光耀反共、亲华、新加坡治理儒家化的话题又一次在互联网上泛滥，一时间众说纷纭。那么，李光耀为何反共？李光耀为何在亲近大陆的同时又在国际上号召东南亚各国警惕大陆？李光耀以及新加坡政府究竟是西化还是儒家化？兰台经过仔细梳理，将为凤凰网的网友一一解答。
（李光耀 资料图）
李光耀与共产党：靠共产党发迹发迹后镇压共产党
李光耀是个反共者，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为了抵制东南亚共产党的“颠覆渗透”，他曾长期和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台湾蒋氏父子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也曾“直谏”邓小平，劝说其放弃对南洋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支持”。他对越南的态度前后变化迥异，当初的“冷”是抵御“共产势力扩张”的需要，后来的“热”，则有配合美国，在越南推动和平演变的意图。直到近年，他仍然不改反共本色，并将之作为劝说美国介入东南亚，游说南洋各国“警惕中国野心”的重要论据之一。
以“反共需要”为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左翼组织遭到长期压制。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著名左翼领袖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近30年之久的。直到1987年，新加坡还曾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个定论。
然而这位“反共专家”却有一段无法磨灭的“联共史”：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他的“啤酒精英”团体就曾正式和左翼工会结盟，共同争取海峡殖民地的自治权。这是因为李光耀发现，传统的精英社团无法争取新加坡基层，尤其华裔基层民众的支持。如今带有反共色彩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却有浓厚的左翼色彩。1957年李光耀曾和左翼发生冲突，这一冲突随着当时殖民当局负责人林有福镇压“共产主义者”并逮捕林清祥、德万奈尔而暂告平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两天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组阁，随即便释放了2人，直到1961年李光耀和党内左翼势力“大决裂”，这段“联共史”才告一段落。
对于这段新加坡自治早期政治史，李光耀始终闪烁其辞，“断代为史”，真实的一面恐怕只能留待后人梳理。但不难看出，他与左翼团体当初的联合，是出于时势的需要，他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左翼的基层人气和组织体系，而社会主义团体需要借他们这个精英组织的“壳”，以规避马来亚共产党始终得不到合法地位这一大难题。
但这毕竟是权宜的政治联姻，骨子里反共的李光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独立之初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议会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这种“精英搭台，左翼分子唱戏”的局面，李光耀是无法容忍的，宁可选择和马来亚合并，也要肃清左翼势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较少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他联马、联美，反的只是本土、紧邻，或在他看来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则无关痛痒。正因如此，冷战后期的他并未参加里根-布什的“反铁幕大合唱”（苏、东之“共”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红色中国表明其不染指东南亚、不输出革命姿态后，他也并未参加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公开为之卫护。
李光耀本人曾为自己这种看似有些功利主义的“不彻底反共”辩解，称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毕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仍是正统政治思潮之一），而只是反对“列宁主义的集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并将之作为其长期迫害新加坡左翼政治人物的辩护词。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他本人被欧美和自由派人士所诟病的，恰是“集权”的一面。从这一点上看，李光耀似乎和自己昔日的盟友、后来的政敌并无太多差异—要说差异，大约不过是他们都喜欢自己集权，憎恶对手集权罢了。①
李光耀的亲华与反华：曾公开表示希望台海两岸永不统一
新加坡是世界上华裔占人口比例数最多的国家。新加坡华裔大多与中国大陆有亲缘关系，乡土意识极浓，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中文是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教文化在新加坡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和现代化进程中曾起到重要作用；两国的价值观上多有相通之处。
但新加坡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东盟和美国优先，与中国适当拉开距离，有时还要刻意做些让中国不高兴的举动给他国看。例如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公开告诫外国投资者“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力避给他国留下“中国代言人”的印象，在涉华问题上强调照顾东盟的整体利益。为凸显自身的自主性，新加坡领导人注重自身特性、民族认同和主权平等，自认是华族而绝非中国人，对中国评价和交往时经常采取谨慎的、甚至反常的态度，对中华文化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
新加坡对中国表现的“不够亲”，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其一，新加坡作为华裔为主的国家，处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大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之 间，与两国关系十分微妙。出于对自身特殊的安全环境的考虑，新加坡尽量避免因注重发展与华关系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和猜忌，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亚洲的“第二个台湾”。其二，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又担心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在亚洲地区可以为所欲为后，会给自身和东南亚国家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威胁。因此，有意将美国拉入牵制中国，重视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平衡作用。②
李光耀深知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容易令人动感情的国家统一象征问题。他们（指中国）已向美国、日本和台湾发出信号他们准备战斗。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做对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在演戏，这是真的。”所以他的政府虽然保持与台湾的实际往来，在形式上却很谨慎。1967年台湾与新加坡商谈军事帮助时提出以新加坡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作为条件，遭到拒绝，台湾方面只好让步；1969年台湾设立驻新加坡商务代办处时，双方达成协议，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1971年新加坡在联大投票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认为，正是因为新加坡在外交上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当中国在东南亚战略问题上与新加坡共谋利益时，才会对新台的军事关系采取默认态度：1975年拉惹勒南访华时，告诉乔冠华外长，新加坡因国家狭小，将送士兵去台湾受训，乔冠华没有反对，“乔先生立即暗示他己经注意到我说的话”。
但是由于与台湾的关系切乎新加坡的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新加坡希望保持这种关系。新加坡在准备与中国建交时一再强调新中建交不会影响到新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只是在交往形式上会有些变化，新加坡的“中国政策”是“和台湾及中国大陆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李光耀甚至公开表示，希望海峡两岸“一切维持原有的状况。台湾维持演习前的原状，实际上（事实上）台湾与中国分离。这对新加坡来说是有利的，是好处成倍的。”③
李光耀为何90年代提倡儒家：为自己独裁在国际上找借口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坛前，他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并不密切，最早与华裔亲密接触，则是出于争取基层支持的需要。
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当自治实现、左翼在华人圈坐大时，他便不惜通过与马来亚合并的办法“稀释”华裔情结。当马来联邦倚仗人口优势，强推歧视华裔政策时，他打出“保护华人利益”旗号，促成新加坡独立；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④
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是，新加坡华人尤其掌握政经大权的精英阶级都是受西方教育，更以基督教徒为主；在精神文明上，创办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搞儒家思想的吴庆瑞亦坦白承认认同英国的维多利亚思想价值观。至于那些被精英教育制度以分流淘汰出局的贫二代则多数是断线的风筝，在文化认同上无所适从。杂七杂八的新加坡式英语应运而生，是新加坡低层次大众文化的精神面貌。
在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教育制度下，华裔学子的母语是英语，华文只是第二语文。学校教学媒介是英语，华文沦为语文课程。为了迁就精英阶级的英语家庭普遍缺乏学习华文华语的心态，简易版的B水准华文就是为这群官二代量身定制。被精英教育制度淘汰出局的新生代新加坡人，是具备洋泾滨语言文化特色的无根新加坡人，其中包括新生代新加坡华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⑤
那么，李光耀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提倡儒家思想教育和提倡亚洲价值观呢？
答案很简单，新加坡儒学现象纯是政治舞台的巨型文艺演出，是为新加坡专制政体量身编织的一件文明礼袍，和社会民生并没有密切的关系。
1984年，包括儒学教育在内的两年中学道德教育课程正式在学校执行。John Clammer (1998) 仔细的分析了这一段社会历史：‘李光耀对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大为失望。首先，华人家长选择宗教课程而不是儒学教育。其次，华人基督教信徒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倍受学业压力的学生，转而通过教会的社区活动寻求精神上的舒缓’。Clammer认为‘基督教会可能取代人民行动党对青年的影响力，是令李光耀感到极度不安的因素’。这一项出乎意料的新社会发展将挑战人民行动党在制定社会秩序上的政治权力。而在新加坡的政治文化里，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是可以挑战人民行动党的绝对政治权力。另外，人民行动党向来强调为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必须安定所以有必要把反动的幼苗连根拔掉。因此，理所当然的，在1989年，当儒学教育并没有获得如期的政治效果，反而可能变成对李光耀而言一头祸害无穷的洪水猛兽。这一个耗费巨资精心策划的道德教育课程就骤然落幕。
由此可见，从1984年开始直到1989年的结束，儒学教育在新加坡仅仅推行了很短的5年时间，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段里，也只有很少数的华人学生选择学习儒家思想。儒学教育是以彻底失败收场的。
李光耀从90年代开始提倡的“亚洲价值观”也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反对独裁成为潮流。李光耀发现自己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逐渐被西方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作为一个在地缘政治上把“靠拢欧美”作为立国之本的小国独裁者来说，如果放任这种“野蛮说”在西方世界流传，会严重影响自己对新加坡的统治。因此，李光耀为给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讲述一个能被西方世界所理解的故事，他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他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⑥
综上所述，李光耀其实是一个具有一定现代化思维的独裁者，至少也是一个威权统治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对于新加坡的统治。当然，相比萨达姆、卡扎菲来说李光耀做的非常好，他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不会用武力消灭共产党人的肉体，他给予民众一定的言论自由，他允许他治下的民众可以自由离开他统治的国度…但是无论李光耀有多少优点，他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
参考文献： ①④⑤⑥ 《凤凰周刊》第401期，作者：陶短房，原标题：李光耀的中国政治 ②凤凰网历史频道《观世变》栏目，“对话李文：新加坡为何对中国不够亲？” ③《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1965一1990)》，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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