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 孙洁民：新冠病毒、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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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东 孙洁民：新冠病毒、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2020-08-27
【摘 要】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抗疫不力、政治腐败、经济金融脆弱和意识形态极化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尖锐、亟须变革而无计可施的窘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与政治国家结成同盟，不断解除资本增殖束缚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从旧的系统性危机走向新的系统性危机的过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干预，不是终结新自由主义，而是在挽救新自由主义和尾大不掉的金融寡头。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垄断资本与无产阶级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博弈。在新自由主义系统性危机中酝酿的极端意识形态，很有可能成为比新冠病毒更具杀伤力的“病毒”。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系统性制度性危机的加深，近年来各种出人意料的“黑天鹅”事件不断发生，许多人已经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见怪不怪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种表现还是让人大跌眼镜。当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尚在中国时，西方国家大部分政客和媒体甚至一些中国学者都认为，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体系、公共卫生系统和国家治理水平，应该可以在充分保障“自由”的前提下从容控制疫情; 相反，中国的举国抗疫是社会治理水平低下和公共卫生系统落后的表现。然而，当中国在各种不利条件的叠加影响之下仍旧通过不懈努力迅速控制住疫情时，疫情却在西方国家大规模暴发了。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些国家无视中国提供的相关病毒信息和成功经验，白白浪费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牺牲为代价为全球抗疫赢得的宝贵时间，以致完全错过遏制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欧洲第二大医疗器械出口国意大利疫情迅速失控，医疗系统很快被击穿; 英国推出的所谓“群体免疫”政策令世界哗然; 美国政府把金融市场维稳和两党斗争置于生命和科学之上，导致确诊和死亡人数高居世界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本是偶然事件，但截留别国物资、股市多次熔断、负油价、经济衰退以及种族矛盾冲突等一幕幕闹剧和悲剧接连上演，表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性矛盾正进一步加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正进入新阶段。
一、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打破新自由主义神话
虽然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神话，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打破了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神话，而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再次打破了其在经济金融领域的神话，而且打破了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神话。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呈现出一种系统性失败。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打破了关于西方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神话。此前，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传染病。2019年10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联合核威胁倡议组织和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一份颇具影响的报告《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在指出全球多数国家在对传染病暴发的预防、发现和响应方面都存在能力欠缺的同时，将西方国家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普遍排在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前列，美国更是高居榜首。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使居于前列的美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形象迅速崩塌。有的国家医疗体系被迅速击穿，医疗物资和人员短缺，确诊病人无法收治; 有的国家为了避免医疗体系被击穿，刻意提高检测门槛、减少测试数量，只收治重症病人; 有的国家甚至推出所谓“群体免疫”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新自由主义难辞其咎。新自由主义把医疗服务当成商品，把病人当成客户，认为政府垄断会带来效率和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主张医疗卫生体系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让市场甚至资本逻辑起主导作用。但商品化医疗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不平等，再加上其他种种因素，致使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医疗技术水平无法高效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体系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但应对传染病的能力却不断下降。医疗药品和设备的研发生产被市场和资本主导。私人医院比重增加，号称非盈利的医院事实上也在按照市场规则运转，大量医院被视为市场主体，追求“效率”和效益，“冗余”的床位等医疗设备和物资被视为浪费，一旦医院“经营不善”自然也要被淘汰。于是我们看到， 绝大部分国家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过去40年里都上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的幅度更大，从平均5%左右上升至10%左右，美国更是从1980年的8.2%上升至2018年的16.9%。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医院数量却减少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33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医院数量减少了，有的国家减少的幅度超过一半。相应的，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医院床位数也显著减少，不少国家减少幅度在三分之一甚至以上。美国的医院床位数从1980年的136.5万张减少到了2016年的89.5万张，每千人床位数在这个时期从6.01下降到了2.77。虽然我们不知道在现有医疗技术和组织水平下“最优”的床位数应该是多少，但此次疫情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医疗体系的脆弱性。这个脆弱性是导致西方国家放弃“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种控制源头、切断传播途径的传染病防控治本之策的重要原因。
此次疫情也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世纪以来，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生巨变: 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模块化、网络化、扁平化的特点; 世界各国在产业之间以及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紧密联系，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为了加速资本周转、减少库存，甚至发展出所谓“零库存”管理模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对整个生产网络体系及其支撑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意味着系统性风险上升，一旦网络中某些重要节点出现问题， 就可能对整个网络形成冲击。疫情暴发之后，各国纷纷停工停产，国际航运受到严格管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已经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1月份的3.3%调整为－3%，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也意味着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国际劳工组织在2020年5月底估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2020年第二季度的劳动小时数将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10.7%，相当于3.0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上述这种生产组织方式要求工人根据非常“灵活的”“即时的”生产需要，形成大量灵活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使得非正式就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此外，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5月发布的一份简报估计，全球还有约16亿非正规就业工人遭受封锁措施的严重影响。这些人往往既没有储蓄也缺少其他收入来源，不工作就意味着无法生存。“‘死于饥饿或死于病毒’是非正规经济中许多工人所面临的极为现实的困境。”如果政府不采取恰当的措施，这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疫情的冲击还直接引发股灾，全球股市在2020年2月开始迅速崩盘，这本身就表明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金融自由化不断发展，金融投机、金融欺诈盛行，家庭、企业、政府债务膨胀，股市泡沫严重，金融市场积累了愈演愈烈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频发。但在每次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改弦易辙，针对导致危机的根源采取措施缓解矛盾，而是用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以为情况会有所变化，但各国政府继续沿用原有思路，一方面把一些传统政策用到极致，如把基准利率降到0，另一方面采取非传统的经济政策，如多轮货币宽松和负利率。这些举措虽然确实挽救了金融市场，但很快又导致严重的金融泡沫，以致许多人预测，即使在没有疫情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2020年前后也会出现新一轮金融危机。这种局面使得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陷入两难: 如果要控制疫情，就需要大面积停工停产，但这会给就业、经济、金融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如果要恢复经济，就必须尽快复工复产，但在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疫情的恶化，给医疗体系和社会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冲击。因此面对疫情暴发，一些国家不愿采取措 施断然停工停产，甚至提出所谓的“群体免疫”论。一些欧美国家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复工复产。为了尽快重启经济，美国多个州甚至操纵疫情数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复工复产之路必定充满坎坷。一边是疫情大暴发的风险，另一边是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风险，新自由主义的抗疫逻辑可能使这两难成为现实。抗击疫情不仅需要公共卫生系统全力应对，更需要政府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然而，自疫情暴发以来，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西方政府的种种“迷之操作”再次打破了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神话”。当疫情在中国暴发之时，西方国家只顾着对中国的抗疫举措冷嘲热讽，对本国应对疫情的能力盲目自信，甚至有政客认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不会出现中国那样的疫情暴发问题，白白浪费了中国人民为全球抗疫赢得的宝贵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国家既没有做好人力、物资准备，也没有做好应急预案，最终导致疫情在西方的全面暴发。以美国为例，2020年1月，美国政府拒绝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检测套件，而本国疾控中心研发的检测套件却存在缺陷，直到2月中旬，全美日检测量仅约100份。当病毒在全美大规模传播时，有序的管制和隔离措施姗姗来迟、组织不善又执行不力，医疗机构及其他部门的防护设备严重缺乏，食品生产企业得不到足够防护，导致疫情严重冲击食品供应链，白宫施压疾控中心修改统计方法、操纵疫情数据……美国坐拥世界最强大的科研系统、最发达的医疗技术、最顶尖的传染病学家，却在确诊人数上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如果说这些现象反映的是西方政治体系的衰败和失能的话，那么另外一些现象恐怕就是其腐败甚至腐朽的表现了。比如，美国两党部分议员一边隐瞒疫情一边抛售股票; 2020年3月31日，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了预算高达2080万美元的方舱医院改造计划，并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将合同交给承包商 SLS公司，仅仅两周后，没有接诊任何患者的方舱医院又被拆除; 在抗疫关键时期，美国总统指定毫无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亲属负责医疗物资统筹，其领导班子不仅任人唯亲、缺乏经验、工作不力，还涉嫌向私营企业输送利益。而这些行为即便被媒体揭露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和处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被金融垄断资本(包括金融化了的产业资本)所“捕获”，西方政府的议程也明显受到影响，金融市场、经济运行的优先级明显高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比如当股市崩盘时这些国家为救市采取措施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高于为抗击疫情做出的努力。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中产阶层规模缩小、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等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即便是在经历了1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2019年年底仍有16%的成年人无法正常支付各种账单，37%的成年人难以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支出(2013年为50%)。而低学历者和少数族裔的处境更为艰难，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的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难以支付当月账单的比例分别为6%、15%和12%，而拥有高中及以下文凭的人群中对应的数据分别是19%、35%和29%。该调查还发现，2019年有18%的成年人未能支付自己或者家人的全部医疗账单，有25%的成年人因为无法支付而取消了某种形式的医疗服务(2013年为32%)。大量底层民众生活困难，许多成年人由于吸毒、抑郁、自杀等原因过早死亡，这导致美国在和平时期并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连续3年下降，从2014年的78.9岁降至2017年的78.6岁。面对疫情冲击，即便是在政府增加了各种紧 急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底层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太大改善。相反，疫情冲击使得这些国家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大量民众生计困难，甚至感染了新冠病毒也难以得到检测和救治;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救市措施的出台，股市迅速反弹，在累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口达到4260万人的情况下，美国亿万富翁们的财富从2020年3月18日至6月4日增加了5650亿美元，增幅高达19%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新自由主义加剧的“结构性种族主义”: 少数族裔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平均受教育水平更低、更多从事低技能服务业且更依赖公共交通，因而感染风险更高; 慢性病患病率更高，因而感染新冠病毒并引发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没有健康保险或无力支付检测、治疗费用，因而得不到及时的检测和治疗。据统计，此次疫情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新冠肺炎总体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8倍; 黑人和土著居民畸高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与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严重不相称。虽然在新冠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美国的疫情却使人分出三六九等。之所以会出现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因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之所以这个事件迅速在全美引发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其背后凸显的正是美国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矛盾在疫情中的进一步激化。随着新自由主义泛滥所带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不断加深，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陷入了无法解释现实、更无法解决矛盾的困境，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文化危机。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右翼民粹主义乘势兴起，甚至在美国等国登堂入室、执掌政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西方主流文化的危机更加暴露无遗。西方国家政客既无力有效控制疫情，又不愿意承认失败，只能操纵民粹主义，把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或者少数族裔。在疫情冲击下，荒诞的意识形态图景展露于世。在政界，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热衷于散播阴谋论和煽动性言论; 意大利国会议员主张以反人类罪将比尔·盖茨送上国际法庭。在民间，科学家饱受鄙夷; “5G传播新冠病毒”“比尔·盖茨制造病毒”等荒谬言论充斥舆论，甚至出现民众烧毁5G基站的闹剧。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文化危机的加深，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西方政客不仅带头操弄甚至鼓励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而且打破二战以来的传统，对新法西斯主义势力表现出纵容态度，同时对反法西斯主义力量进行打压。
二、新冠肺炎疫情乱象的新自由主义根源
新自由主义一贯将自由市场作为最理想、最有效率、最能实现人权和自由的制度安排，政府只是“守夜人”，唯有“最弱意义国家”才是“功能最多的国家”，“任何比这功能更多的国家都要侵犯人们的权利”。这种神话不仅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区，将国家与市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形而上学地二分，而且无非是在说，新自由主义国家是服务垄断资本“功能最多的国家”，而公共卫生系统、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工人、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利益则是实现这些功能的代价。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把以往由种种新自由主义神话遮蔽的矛盾和危机暴露在阳光下。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理论”，其核心和理论支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并大举改变货币政策为肇始，以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和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工程开始推行。借助美国的霸权地位和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工程得以确立。随着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西方国家走出“滞胀”危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新自由主义迈向巅峰，甚至自信地宣告“历史的终结”，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作为全球治理模式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形成气候，并非因为它兑现了某种“善”的哲学或建构了逻辑严密的经济学政治学体系，而是因为它满足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中心国家霸权的需要。二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自此，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时代”;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工会力量增强。但凯恩斯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次矛盾，“黄金时代”也不可持续，美国的政治经济扩张使资本和技术向欧洲和日本转移，形成实力日益强劲的跨国资本。跨国资本的运动虽然符合美国扶持、控制欧洲和日本的需要，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反过来削弱了美国和美国商品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加剧，削弱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垄断资本增殖能力的削弱，使得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缓和劳资危机的能力降低;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竞争，也使垄断资本日益拒斥“黄金时代”的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外部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特别是越南战争和两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系列内外矛盾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和“滞胀”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重新尖锐; 垄断资本寻求改变以恢复利润率和竞争力，无产阶级则希望保住斗争成果。由于左翼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力量在理论和组织上还不成熟，垄断资本凭借新自由主义获得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势地位，打碎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其进行了系统性改造。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系统性危机，以美国垄断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包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不仅实现要素“最优配置”、实现劳工套利，还能规避监管、规避国内的劳资矛盾并间接削弱工会力量。与垄断资本全球布局相呼应的是国内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政策。英美等国政府压制工会运动、放松管制、为富人和企业减税，并将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等领域纳入市场化进程中。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垄断资本的再次崛起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甚至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生产、交换和社会再生产的金融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并发展为“金融寡头的统治”。金融寡头在大萧条中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则受到来自政治上层建筑的管制，但食利资本没有如凯恩斯所设想的那样“无痛苦死亡”，反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重获自由”: 通过自由化削弱甚至解除了对于金融资本的种种管制措施; 通过公共债务和利率的市场化，金融寡头在全世界建立起以金融为基础、以食利和投机为特征的积累体制。包括金融化的产业资本在内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步控制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并逐步建立起维护和支持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外的文化霸权，从而按照其要求改造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政治工程和意识形态霸权工程的配合下，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甚至改造，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和经历剧变后的大部分苏东国家。新自由主义形成、发展和蔓延的过程，本质上是垄断资本挣脱各种束缚以实现更自由的最大化增殖过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分析依然在场。与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相似，新自由主义既然保障了资本的自由增殖，也就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概言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不过是资本主义从旧的系统性危机走向新的系统性危机的过程。金融自由化政策塑造了监管缺位、信息不透明、欺诈盛行且泡沫严重的金融市场; 企业层面的股东价值导向在使企业绝大多数雇员实际收入停滞或减少的同时，反而使企业高管的收入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利润转化为利息和红利，并以金融资本的形式空转。 金融垄断的日益增强、金融界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以及金融资本对于学术界 的渗透和影响，使金融资本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空前强化。西方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务实”地服务于自己真正的“票仓”即垄断资本，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资本主义制度在自由与生命之间，总会本能地选择前者; 只不过前者不是人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金融部门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央银行的行为逻辑不得不适应金融资本的需要，这不仅使欧美国家的利率政策被金融资本绑架，而且导致欧美国家在疫情期间肆意“大水漫灌”，对超常规货币政策形成过度依赖。通过国际产业转移、打压工会力量、削弱政府管制、减少企业和富人税收等政治工程，以及借助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的破坏，垄断资本的利润率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同时导致失业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停滞、贫富分化加剧和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美国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投入更多劳动时间，并沦为消费金融的附庸。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不仅使国际贸易依存度空前加强，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空前提高，而且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以及“使用”劳动力的灵活性，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非正式化，大量制造业工人因产业转移和离岸外包而失业，不得不转向低技能服务业，甚至成为非正式就业工人。不稳定就业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收入使大量脆弱的家庭经受不起因疫情采取的停工停产、“封城封路”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甚至无力支付核酸检测费用。在生存压力之下，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种族主义就有了土壤，在政客们的操弄之下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阶级矛盾。混乱的意识形态图景也与中心国家作为食利国的地位有关。列宁指出，作为食利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会分化出特权阶层，产生机会主义，甚至导致部分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的腐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世界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凭借金融霸权而居于食利国地位。金融寡头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增殖，一方面使中心国家少数高技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享受高收入，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化”; 另一方面使中心国家的低技能工人不得不和外围国家的工人竞争，导致国际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从而使这部分工人更容易被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种族主义裹挟。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长期扩张带来的公共服务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严重削弱公共卫生系统的规模和预算，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紧缩政策进一步恶化了公共卫生系统的状况，积累的一系列恶果在疫情中总爆发。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去工业化、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等问题也促使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寻求私人投资的参与。讽刺的是，在此次疫情中，一些如州长和国会参议员这样的政界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的神话并不买账，他们指出，私人分销商管理医疗物资分配意味着大量物资不会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事实也的确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转变，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霸权空前加强。然而资本逻辑越赤裸裸、越无拘无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会愈发尖锐，资本主义社会就越趋向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就越激化。新自由主义的积累体制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在相当程度上迷惑了无产阶级，并通过与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种族主义“联姻”来转移矛盾，然而，在危机没有来临时，新自由主义尚可维系光鲜的外表，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各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要控制疫情就必须限制商业活动; 要防止经济衰退并且在疫情之后尽快恢复经济，就必须注入足够的刺激。同时实现这两重目标不仅需要科学的政策制定，还需仰赖经济社会足够的韧性。新自由主义恰恰使整个社会处于矛盾尖锐的脆弱状态。
三、疫情阴影下的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激起了西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反思和批判。《金融时报》编辑部撰文指出: “需要通过彻底的改革颠覆过去40年的主流政策方向。政府须在经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们必须将公共服务视为投资而非负债，并想方设法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性。” 这里所谓“过去40年的主流政策方向”指的就是新自由主义。面对疫情，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将大规模干预提上议事日程。例如2020年3月17日，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宣布了 3500亿英镑的一揽子贷款和赠款;3月20日，苏纳克宣布，对于因疫情无法工作的工人，只要公司保留工资，政府将支付多达80%的补助金，每人每月最高2500英镑。这是二战以来英国对私营企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预，而且是由保守党政府推出的。美国等国也采取了大幅度救市措施，并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临时转移支付政策。在疫情压力下，甚至连右翼媒体都转而肯定“科尔宾经济学”和“国有化”的优点，以至于在世界舆论场中出现了以下乐观看法: 新自由主义即将因疫情而寿终正寝，国有化、国家干预甚至社会主义将取而代之。然而新自由主义未必行将就木。尽管遭遇意识形态话语权危机，但由于其经济基础特别是阶级基础并未被实质性撼动，新自由主义有可能在不改变其核心逻辑的前提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称: “像‘华盛顿共识’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死亡。”这在当时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新自由主义是否会终结，不取决于其理念或政策是否科学或“合理”，而是取决于统治阶级赖以维系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否发生质变。号称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其实高度依赖国家。正如葛兰西所说，“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同为一物，必须搞清laisse－faire(自由主义、放任)也是国家‘干预’的一种形式，通过法律措施和强制手段引进和维持”。这也是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工程而存在的原因。国际金融危机时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大规模纾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联储的救市行动都不是在终结新自由主义或转向国家干预主义，而是试图尽快恢复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大规模干预只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可逆响应。即便大规模干预被普遍用以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经济社会脆弱性，短期内依然可能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一方面，疫情仍在继续，截至2020年6月9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710万，死亡超过40万。其中，美国以接近200万的确诊人数和超过11万的死亡人数高居榜首。更为严重的是，全球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尚未出现下降趋势，每天仍然高达10万以上。其中，美国的每日新增人数虽然比最高峰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2万以上，近期由于过早复工复产以及各地爆发示威和骚乱等原因，更是出现了下降势头逆转的迹象; 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每日新增人数近期出现了明显上升的势头，巴西甚至超过了美国，一度高达3万。另一方面，在疫情结束之前，经济和金融的复苏必然阻力重重。正如前文所说，模块化、扁平化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实现资本主义高效生产的同时，也使供应链变得敏感而脆弱。尽管欧洲部分国家和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复工复产，但复工复产不仅取决于本国疫情和政府意志，还高度依赖供应链上下游的疫情发展，更要面对疫情出现反复的可能。由于疫情的暴发不是全球同步的，“震中”先后有数次转移，这使得经济停滞的周期被拉长; 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大量家庭依附于信贷，企业经营也高度依赖金融市场，因此本就不稳定的银行部门和金融稳定性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大量企业贷款和家庭债务的拖欠有可能引发连锁性的破产和信用危机，如果进一步影响到生产网络中处于关键节点的企业，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连锁反应。新冠肺炎疫情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既会引发“弹性形变”，也会引发“塑性形变”。这两种形变如何发生，新自由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何去何从，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以及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已呈尾大不掉之势。为了防止股市崩盘并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美联储不惜推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致使其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 同时，欧洲的债务水平也在飙升，再度为金融系统的压力和脆弱性加码，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种子，但应对未来危机的政策空间就要被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自由主义扩张以及本次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干预消耗殆尽。美股近期的表现表明，对金融投机的依赖已使美国股市陷入怪圈: 哪怕经济形势再糟糕，但只要有好于预期的信息出现，就可以引发新一轮上涨。在疫情影响下，新自由主义的“泡沫—危机”循环将更加脆弱，金融危机的爆发极易发展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不会终结全球化，但凸显了全球化的风险。逆全球化因素虽然在增长，但推动全球化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并没有被实质性削弱，此后世界经济可能从高度追求效率的全球化向效率与风险的再平衡转变: 重建国内生产、近岸外包、区域化、缩短或分散供应链可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德国、法国等中心国家就已布局重振或升级制造业。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刺激中心国家重新评价经济利益与公共安全、全球化与经济主权之间的关系。2020年2月，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宣布将审查确定需要“经济和战略独立”的行业。3月上旬，日本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决定重新布局全球供应链。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出，过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加剧了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全球生产网络是否会如美国、日本、法国等先进制造业国家谋划的那样发生变革，将主要取决于政治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全球生产网络微观基础———跨国公司———的变化同样值得注意。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地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化的力量: 借助互联网，疫情推动企业布局更大规模的服务外包，Twitter 等高科技企业借疫情推行员工在家远程办公。服务外包的扩张以及远程办公的大规模推行，可以使企业实现更加灵活高效的要素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配置)。换言之，就是使资本拥有更灵活高效地剥削劳动的能力，特别是跨国资本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廉价服务劳动的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能力每增强一分，中心国家工人劳动的不稳定性就增加一分，阶级和社会矛盾就可能被激化一分。由于垄断资本与政治国家之间数十年的“同盟”，西方无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被压制和分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深化，但当前西方工人阶级远比二战后的工人阶级阶层更复杂且力量更弱: 拥有更强集体意识和组织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规模减小，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原子化的服务业工人; 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往往党员人数不多、组织动员能力弱、普遍脱离群众，政党活动高度围绕选举展开而出现短视、迎合舆论等弊端，难以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有效的斗争策略。相反，垄断资本的力量依然强大。疫情没有导致欧美发达国家阶级力量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也尚未真正触动垄断资本的统治权，因此促使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革并使新自由主义消亡的动力仍不显著; 除非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出现重大变故，否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急需的缓解各种矛盾的改革政策仍然难以被采纳和实施，甚至难以出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的议程之中。在这种阶级格局之下，由于无产阶级无法进行严肃的反思，更无力提出真正解决矛盾的理念和政策，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将进一步转移矛盾，操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将更加极化和右倾，法西斯主义登堂入室乃至爆发战争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而大量生活在困苦和失望之中的民众在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引领的情况下，反倒可能成为极端意识形态快速发展的土壤。对此，各国的有识之士不可不高度关注。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中，每个时代总会有一个霸权国家在体系中起主导作用，一方面利用其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霸权维持有利于自己的秩序;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种霸权地位攫取利益。要维持这种霸权地位和体系相对正常的运转，这个国家不仅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军事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且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以维系平衡并换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服从。但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美国的优势相对削弱，越来越难以维持，美国霸权开始出现危机。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不仅试图继续从这个体系中攫取各种利益，而且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维持其霸权的各种成本，越来越不顾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赖以维系霸权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不惜打破其主导建立的各种事实上有利于美国且已运转多年的规则，甚至退出其主导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这些都从事实上加剧了美国霸权的危机。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不仅应对疫情不力， 导致美国疫情大暴发，而且毫不顾及盟友的利益和感受，截留抗疫物资，甚至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政府在疫情中的种种表现、种族主义引发的抗议和骚乱、赤裸裸地利用其霸权试图对华为公司赶尽杀绝，等等，不仅是其各方面霸权衰落的表现，而且必将加速其霸权衰落的进程，必将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更深重的混乱和危机之中。如果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算起，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全球泛滥了40余年，在初期帮助西方国家走出“滞胀”危机后，虽然带来了垄断资本利润率一定程度的恢复和经济增长，但也进一步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带来了不断爆发的各种危机。上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使这些矛盾进一步深化，世界资本主义早已陷入系统性制度性危机之中。本轮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这种危机的结果，又促进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西方国家抗疫不力、政治腐败、经济金融脆弱和意识形态极化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亟须改革而不得的困局和危机; 美国霸权的衰落更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除非资本主义如二战前后那样向改良主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以暂时缓解矛盾，否则肆意滋长的极端意识形态很有可能成为比新冠病毒更具杀伤力的“病毒”。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之所以能够将大萧条化危为机，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以二战为前提的———这正是资本主义的“野蛮”之所在。遗憾的是，如19、20世纪那般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还未出现在天际线。即便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日趋尖锐，然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等条件外，还需要理论、组织和政治上的准备，这些准备在当前的西方尚不成熟。如果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想要改变现状(不论是通过工会运动、议会斗争或者是更彻底的方案)，必须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冷战以来被垄断资产阶级持续妖魔化而颠倒的理论和历史纠正回来，结合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撰写出“后新冠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以使无产阶级摆脱目前的分裂状态而重新“形成为阶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政党都应有所作为。（作者：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洁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原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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