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经济增长、财政、金融、产业和民生五个方面，说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态势。
欧盟经济近期虽然在德国带领下呈复苏态势，但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甚至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政府债务问题依然是个巨大的隐患。再加之，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美国挑起世界贸易战等多重困境，欧盟成员国出现了两极分化。
为此，我国要充分吸取和借鉴欧盟的经验教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针对性地分别与欧盟诸国开展多领域平等共享合作，致力于稳定欧亚大陆和平和繁荣欧亚大陆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欧盟经济近十多年间经历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地缘性政治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探究其经济态势，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处理中欧合作事务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财政、金融、产业以及民生五个方面来分析后危机时代欧盟的经济态势。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欧盟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态势研究，主要关注其前景和主要影响因素，尚未见从财政金融产业民生四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献。
（一）有关欧盟经济态势的三类观点
第一，乐观的观点。
江时学（2015）认为，“欧盟经济在缓慢复苏”。
毕振山（2017）认为，欧盟经济在加快复苏的步伐。
张敏（2018）认为，“近年来，尽管欧洲面临着英国脱欧、疑欧情绪高涨、民粹主义抬头、分离势力上升等新变数，但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并未被阻挡”。
第二，谨慎乐观的观点。
严恒元（2012）认为，欧盟经济复苏有望，但风险犹存。
沈忠浩（2017）认为，“欧盟经济复苏渐强，但挑战仍存”。
第三，不容乐观的观点。
王颖（2016）认为，“欧盟经济近几年一直复苏乏力，状况不容乐观。”
周茂华（2014）认为：
“欧洲虽然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但整体经济复苏的基础较为脆弱，四年来的救援措施虽然避免了经济进一步恶化，稳定了市场信心，然而困扰欧洲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欧洲经济将面临很长一段时间的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率。”
赵雪情（2018）认为，欧盟经济复苏乏力、呼唤机制改革。
Péter Halmai和 Viktória Vásáry（2010）认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欧盟经济的竞争力问题，欧盟在未来几十年中，欧盟平均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一半至1.2%。
（二）影响欧盟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者将影响欧盟经济复苏的因素，主要归纳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困等。
第一，欧债危机。
宋学红（2012）认为：
“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不断升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和冲击，也使欧盟的经济前景变得黯淡，欧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宏观经济风险明显加大”。
李巍和邓允轩（2017）认为，欧债危机构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令整个欧元区在长达数年时间里都笼罩在前景黯淡的阴影之中。直到今天，欧洲都还没有完全走出这场危机的影响。
Oliver Holtemöller等（2018）认为，意大利政府通过大幅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商业活动的意图与债务比率的稳定不符，这项政策意味着主权债务危机的高风险。
第二，难民危机。
李茁（2017）认为，难民危机给欧洲国家的影响在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和就业压力，且阻碍了欧债危机后欧盟经济的整体复苏，对欧洲经济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闫瑾和籍正（2019）认为，难民危机使得欧盟内部成员国的疑欧情绪泛滥，极大地影响了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使欧盟及其成员国花费大量资金用于难民治理，且对国家安全、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第三，英国脱欧。
金瑞庭和李大伟（2016）认为：
（1）“‘脱欧’将重创欧盟经济，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
（2）“‘脱欧’将导致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出现大幅倒退，甚至可能引发示范效应并改变现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3）“‘脱欧’将使难民危机等短期焦点冲突激化，若未得到有效管控，或将进一步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冯仲平（2016）认为：
“从目前来看，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最大影响在于使得欧盟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其面临的危机，而欧盟也可能长期陷入经济将不振、社会不稳、政治不安定的困境之中。首先，欧盟经济复苏严重受阻。”
乍得·丹莫洛（2016）认为：
“这段旅程史无前例：欧盟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成员国投票退出的情况，而英国仍在努力为退出欧盟制定一项清晰、连贯的计划。这种情况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专家们试图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此种做法无可厚非；而现实状况却是，对于英国和欧盟而言，没有人知道这段旅程的终点在哪里。”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困。
丁纯和杨嘉威（2019）认为：
“当前，欧盟正面临着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欧洲认同危机以及乌克兰危机接踵而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老龄化加剧、民粹主义泛滥等问题和挑战集聚，欧洲一体化正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欧盟被迫正式提出了‘多速欧洲’的发展选项。”
王朔和李超（2016）认为：
“当前，欧洲正面临着难民冲击、恐袭频发等现实难题，无论是经济一体化还是政治一体化进程均受阻，主要根源在于其自身政策理念没能跟上环境快速变化，导致欧盟患上了所谓‘不适应症’”。
Paul J. J. Welfens（2016）认为，欧盟在接连遭受多重危机的影响下其支持率受到影响，欧洲联盟需要在不断的挑战中进行深化。
二、欧盟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概况
近十多年来，欧盟经济受多重危机的影响出现明显波动。
如下图1所示，在后危机时代：
（1）欧盟真实GDP增长率与其主要成员国的变动趋势大体一致；
（2）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7年开始欧盟的真实GDP增长率迅速下降、并于2009年降至负值（-4.3%），随后两年经济出现回转；
（3）2011年-2013年，再加之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经济再次出现波动；
（4）2013年-2018年，欧盟经济在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成员国的带动下出现缓慢回升的趋势，但在2017年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拐点。
图1：2006-2018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真实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注：本文仅选择GDP和人口在欧盟处于前五位的主要成员国家作为代表。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影下，随着美国挑起世界性贸易战和欧盟各成员国间经济水平差异不断扩大，再加之疑欧（盟）情绪抬头和欧盟面临的地缘性政治危机等，都给欧盟经济的复苏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欧盟仍受到如何满足各成员国现实利益需求和追求欧洲共同体经济发展的两难困扰。
三、欧盟后危机时代的财政状况
在后危机时代，欧盟（总体）债务率处于先上升后下降、仍居高位（80%以上）的态势，财政赤字总体上也是呈先升后降态势，其中：
（1）德国的债务水平虽仍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比例，但其债务水平远低于欧盟整体水平，并且财政已连续几年实现盈余；
（2）在欧盟的其他几个大国，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其债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意大利债务率甚至高达131%，且财政持续处于赤字中。详见下表1。
欧洲主权债危机虽已过去，但欧盟高债务率的影响依然存在。对于债务率持续多年超过100%的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希腊、比利时等）和财政赤字持续多年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其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率在近年来还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比例，依然存在债务风险。
表1：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政府财政指标（单位：%）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四、欧盟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状况
（一）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运行情况
第一，欧元的增长情况。
如下图2所示：
（1）在2007-2018年期间，欧元区M1、M2、M3存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其增长率都表现出明显波动的态势，另一方面M1与M2、M3增长率之间的变化态势又有所不同；
（2）M1增长率在2007-2008年下滑后，2009年明显提高（高达12.3%），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下降后，2012-2015年呈波动上升趋势，2017年出现向下拐点；
（3）M2、M3与M1的增长率变化态势不同之处在于，2009年在M1增长率明显提高之时却出现了显著下降，2010年和2011年在M1增长率明显下降时却小幅提高。这说明，在欧盟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2009年及其之后的两年，货币运行出现了异常——M2、M3的增长与M1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减弱了，2011年后才趋于正常。
图2：欧元区M1、M2、M3存量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欧盟中央银行。注：各年M1、M2、M3存量及增长率数据为该年12月的数据。
如下图3所示：
欧元区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M3对M1的增长率呈现出下降趋势，由2008年最高值135.65%下降到2018年的49.41%。这意味着，欧元区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前在货币创造环节的大幅扩张后，在货币创造环节的增幅显著下调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欧元区存在负面影响的通货紧缩。
图3：2006-2018年欧元区M3对M1的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由欧洲中央银行官网数据整理。
第二，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运行效率。
我们用货币量与GDP之比来说明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运行效率。欧盟后危机时代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运行效率，总体来说呈下降趋势，如下图4所示：
（1）M3/GDP从长期看呈现上升的趋势，由2007年的0.84增长至2018年的1.07，仅2011-2014年后有小幅的波动；
（2）M2/GDP除2011年略有下滑外，其余年份均呈逐年上升；
（3）M3/GDP从2014年开始稳定地超过1并持续上升。这说明，欧盟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以增发货币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趋于下降，货币出现了从经济运行中漏损的情况（刘明国等，2018）。
图4：2006-2018年欧盟的货币运行效率
数据来源：欧洲中央银行。
第三，欧盟主要成员国的金融机构贷款流向。
根据欧洲中央银行官网公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流向数据，我们可知，在后危机时代：
（1）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金融机构贷款主要流向了家庭和非金融企业，其中，金融机构贷款家庭占比德国在55%以上、法国和西班牙在45%以上、英国在40%以上，意大利是非金融企业贷款占比最大（45%以上）；
（2）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金融企业贷款比重都比较小，约10%以下；
（3）意大利和英国金融企业贷款比重较大，英国金融企业贷款比重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的小幅下滑、于2015-2018年又出现了回升趋势（约占31.22%），意大利金融企业贷款比重比英国低些（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5%左右）。
这说明，在经历过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征明显。这为欧盟经济的健康复苏打下了基础，但是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家庭贷款占比高又为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恶化埋下了伏笔。
（二）低利率政策，有助于欧盟经济恢复
欧元区长、短期利率的走势如下图5所示：
（1）长期和短期利率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2）长期利率在2008-2010年出现小幅回落，2011年利率出现短暂上升之后随即下降、直至2016年，且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3）短期利率在2008-2009年急剧下降，之后除2011年出现小幅回升之后，其余年份都处于下降趋势，并在2015年后出现负值。
图5: 2006-2018年欧元区长、短期利率走势图（单位：%）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注：短期利率是3个月期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利率是指十年内到期的政府债券。
欧盟主要成员国的长期利率如下图6所示：
（1）长期利率水平大体呈现下降趋势，除意大利和西班牙在2011年、2012年有明显上升外，其余国家至2016年均保持小幅波动下降趋势，并将长期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2）2017年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的长期利率出现了上升迹象。
图6：2006-2017年欧盟主要成员国长期利率状况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欧元区主要成员国近年来利率不断下降，其短期利率在2015年后保持在负利率水平，德法等国的长期利率接近于零。这是欧盟为了缓解欧元区的通货紧缩状况和刺激经济恢复，推出欧元量化宽松政策所致。
（三）欧元汇率在新的水平趋于稳定，较低估值有利于其出口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元的汇率也相应受到冲击。欧元的汇率走势如下图7所示：
（1）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在危机前小幅升值后，2008-2015年间呈波动下降趋势，2015年以来略有回升；
（2）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表现为欧元的相对贬值，2015年后也略有回升。
图7：2006-2018年欧元汇率走势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这说明，欧元对美元的贬值趋势和欧盟资金流失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而且，欧元对美元和人民币的贬值还有利于其出口的增加（这一点从下文的出口情况也可以得到支持）。
五、欧盟后危机时代的产业状况
（一）实体经济逐步恢复态势难掩百年大变局中的衰退命运
2008年以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产业结构，由下表2可知：
（1）欧盟农业比重总体较低，德国和英国农业比重常年在1%以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农业比重略高于其他成员国。
（2）欧盟的工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约22%左右，且近年来有所下降；德国的工业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占比最高，常年维持在27%以上；意大利的工业比重也相对较高，近年来一直保持在21%以上水平；西班牙的工业比重自2008以来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维持在21%以上；法国和英国的工业比重较低，常年在18%左右。
（3）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服务业比重最大，欧盟近年来服务业比重维持在76%以上、2015年开始略有下降；法国和英国的服务业比重较高，近年来均保持在80%以上；德国的服务业比重低于欧盟整体水平，基本维持在72%左右；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服务业比重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表2：欧盟及主要成员国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注：三大产业比重是用其增加值与GDP的比重计算所得。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欧美国家虚拟经济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弊端——萎缩的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
由上可知，欧盟及其各主要成员国服务业比重是工业的近四倍。自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和产品市场变化的原因，欧洲将中低端制造业逐步迁移至东亚等地区，本土地区则保留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这为其实体经济的萎缩埋下了伏笔。
虽然在后危机时代欧盟实体经济表现出逐步恢复态势，但是在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欧盟的制造业优势有衰减的迹象。2017年，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降低至18.68%，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的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仅分别为5.63%、2.11%、1.94%、1.79%、1.27%。④其制造业目前表现也不容乐观，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2018年3月的55.2降至2019年4月的51.5，下降了6.7%。
（二）产品研发投入
产品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未来的竞争力或者说发展潜力。欧盟多年来都比较注重产品研发，德国和法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多年来一直高于欧盟整体和中国的水平，但欧盟整体产品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却低于美国，而且其在后危机时代表现出被中国赶超的态势（2015年开始中国的产品研发投入占比就超过欧盟、接近法国了），详见下表3。
表3：2006-2017年欧盟与中国、美国的产品研发占GDP比重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在后危机时代，欧盟整体的产品研发投入占比虽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但其内部成员国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却有差异，如德国2011年以来在产品研发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而英国的产品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却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经济近年来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特征；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尤其是政府债务率较高国家）对产品研发投入就更是力不从心了。
（三）欧盟产品的国际贸易状况
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产品的国际贸易状况，可以分欧盟内和欧盟外两个方面来说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与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贸易状况，如下图8所示：
（1）欧盟总体上在2007-2012年间是逆差，在2013-2017年间呈顺差的状态，2018年则再次出现逆差；
（2）德国长期是顺差，且顺差额在后危机时代表现出强势增长（2017年最高时达1845.58亿欧元，2008-2018年年均增长16.90%）；
（3）法国和意大利的产品贸易分别从2012年和2013年开始也有所好转，顺差态势基本稳定；
（4）西班牙和英国等则表现为常年的贸易逆差。
图8：2007-2018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外部产品贸易净出口（单位：十亿欧元）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内部的产品贸易状况，如下图9所示，在后危机时代：
（1）欧盟28国整体多年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非平衡状况；
（2）德国表现为常年的贸易顺差，但其顺差数额自2007年到2013年间有所下降，2013年到2016年间逐年上升，随后的两年又有所回落；
（3）法国和英国表现为连年逆差，且逆差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
（4）西班牙的情况在好转，2007-2013年间其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并于2012年实现顺差，2014-2015年又有所恶化，2016年后贸易再次回到顺差状况；
（5）意大利除2009-2011年间出现逆差外，其余年份均是顺差。
图9：2007-2018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产品内部贸易净出口（单位：十亿欧元）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这说明，欧盟各成员国在国际竞争力上已经出现两极分化趋势——一边以德国等为代表（在欧盟内外产品贸易皆是顺差），一边以英国和希腊等为代表（在欧盟内外产品贸易皆是逆差），其他如法国、西班牙等就看其未来的国家发展取向了。德国凭借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与研发能力在国际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能力。而英国近年来大力发展金融等服务业，致使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衰退，其产品贸易常年逆差和研发支出占比较低，都说明其后劲乏力了。尤其是希腊、葡萄牙等政府债务率较高国家，随着其产品研发投入占比的相对下降，其发展潜力也自然要趋于下降的。意大利虽然债务率比较高，但是其实体经济表现出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可小视。
六、欧盟后危机时代的民生状况
（一）失业率先升后降，青年失业问题凸显
失业率是表示一国或一地区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标，人口大量失业意味着经济的衰退或经济结构的恶化；经济结构的恶化意味着未来经济的衰退。由下图10可知：
（1）欧盟（28国）的失业率在2008-2013年间呈现上升趋势，2013后趋于下降，但仍处较高水平（6.5%以上）；
（2）德国的失业率相对于欧盟整体而言较低，自2009年以来大体呈下降趋势，且于近年来保持在4%左右的较低水平；
（3）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率在2008年以来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近年来略有好转，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4）英国失业率自2007-2011年间逐年上升，2011年后开始下降且近年来维持在4%左右；
（5）西班牙的失业率在2007-2013年间呈现急剧上涨的态势，并于2013年达到26.1%的失业水平，虽2013年后逐年下降，但2018年失业率仍然在15.3%的高水平。
图10：2007-2018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失业率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伴随着欧盟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和及其工作岗位的流失，使得劳动人口逐步向服务业转移和失业。目前，欧盟失业还表现出了新特征，即青年失业问题尤为突出（李姿姿，2015）。据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在欧盟（28国）2019年2月有330.9万的青年（低于25岁）失业，青年失业率达14.6%；在欧元区（19国）则有233.7万青年失业，青年失业率高达16.1%。欧盟失业问题难以解决，长期的失业救济金一方面降低失业人口寻找工作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增加各国财政支出负担，使得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就业问题难以解决，还影响着欧盟各国民众对欧盟一体化的认同程度。
（二）物价小幅上涨，通货紧缩阴影相随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状况，如下表4所示：
（1）欧盟通货膨胀率在2008年显著上升之后，在2009年随即大幅下降，而且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在此期间还出现了物价水平小幅下降情况；
（2）2012年开始通货膨胀率一路下降，直到2017年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这说明，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造成的流动性萎缩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纾解。
表4：欧盟及其代表性国通货膨胀率（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工资水平较高，成为欧盟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欧盟多个成员国都是属于高收入国家，其工资水平自然较高，但是，这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其每小时劳动力成本状况，如下图11所示：
（1）欧盟及各主要成员国（除英国外）的劳动力成本，自2004年以来大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法国的工资水平最高，2017年每小时劳动力成本达到36欧元，德国次之；
（2）意大利的工资水平略低于法国和德国，且近年来保持在28欧元左右；
（3）西班牙的劳动力成本在主要成员国中最低、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自2012年来一直维持在21.1欧元左右；
（4）英国工资水平在2008-2015年间虽有所波动，但在2015年达到29.7欧元的峰值后呈下降趋势。
图11：2004-2017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每小时劳动力成本（单位：欧元）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四）收入分配差距较小，是欧盟经济恢复的重要有利条件
由下表5可知：
（1）欧盟整体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30.5-31.0之间，在警戒线以下；
（2）德国和法国的基尼系数又要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3）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基尼系数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这说明，欧盟的收入差距较小。这是欧盟经济恢复的重要有利条件。
表5：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注：该表欧盟28国2009年基尼系数为欧盟27国的数据。
（四）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制约欧盟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人口既是一国政策之依据，也是一国政策之归宿”（刘明国等，2018）。在后危机时代，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生育率，由下图12可知：
（1）欧盟整体的生育率较为稳定，常年维持在1.6附近。
（2）法国的生育率在欧盟主要成员国间最高，常年维持在2左右；英国的生育率略低于法国，在2012年后有缓慢下降的趋势。
（3）意大利的生育率在2008-2010年期间延续之前的态势——缓慢上升，但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并于2017年降至1.32。
（4）德国的生育率基本上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呈现整体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于2016年和2017年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1.6左右。
（5）西班牙的生育率在欧盟处于处于较低水平，受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明显，从2009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14-2016年虽然有小幅回升，但回升乏力。
图12：2006-2017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生育率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欧盟生育率低已持续多年，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直接造成欧盟福利支出中养老金的比例提高，这加大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也是欧盟债务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口生育率降低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则是年轻劳动力的不足，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如下表6所示:
（1）欧盟平均老年人口比重2016年增至19.2%，各成员国中德国和意大利的老年人口比重较高，2016年意大利和德国的老年人口比重分别高达22.1%和21.1%；
（2）欧盟养老金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11.3%升至2016年的12.6%，其主要成员国中德国、西班牙、英国略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而法国和意大利则高于欧盟平均水平。欧盟人口老龄化与较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相互强化，使欧盟经济重新繁荣更加困难。
表6：欧盟老年人口比重与养老金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注：老年人口比重由欧盟统计局65-79岁人口比重与80岁以上人口比重相加而得。
七、结论、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欧盟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态势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财政方面，主权债务危机虽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成员国债务率超过100%的意大利、葡萄牙、希腊、比利时和财政赤字持续多年的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债务问题依然是个巨大的隐患。
（2）金融方面，虽然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运行效率出现了下降的迹象，但是货币发行情况、金融机构贷款结构、利率政策和较低估值水平下的汇率稳定，都说明欧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征明显。
（3）产业方面，欧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迹象，一边以德国为代表——凭借其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强大的研发能力在国际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能力；一边以英国和希腊为代表——实体经济衰退，因为劳动力成本高、传统制造业外迁、产品研发投入比例相对较低等原因，使其发展后继乏力。
（4）民生方面，欧盟失业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都说明欧盟整体上已步入衰退轨道，较低的收入分配差距伴随较好的福利政策利弊相兼，家庭贷款比重大也为金融恶化埋下了新的隐患。
（二）启示与对策建议
第一，谨慎对待凯恩斯主义的负债发展方式，加强地方政府预算的经济合理性审核。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债务缠身，严重制约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引以为鉴，谨慎采用凯恩斯主义负债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累积，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重大风险因素。
我国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需要转变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非生产性或低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以垂直管理国家治理模式代替分层管理国家治理模式，要加强地方政府预算合理性审核（尤其是经济上的合理性），区分财政的公益性和金融的发展性功能定位，严控超前消费（刘明国等，2018）。
同时，我国还应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不同类型——合法合规债务、违法违规债务，区分不同的债权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个人家庭，按照个人家庭优先、保障企业正常运行、主要兑付合法合规债务的原则进行债务治理工作。
第二，夯实我国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需要借鉴希腊和英国经验教训，强化实体经济，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没有多层次的实体经济，结构性失业就难以避免，服务业也会成为无本之木，要在发展和保护实体经济中解决就业问题，避免陷入欧盟困境。美国强调占领高端产业也同样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教训，也值得我国借鉴（刘明国等，2019）。
首先，我国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要求在提高科研（尤其是产品研发）投入比例的同时，改革我国科研管理制度，建立培养实用导向的、产研一体、军民融合的新型科研生态。
其次，我国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巩固与提升（刘明国，2016）。这要求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粮食生产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短板的同时，切实降低资金成本，打击投机、套利等金融乱象，构建完善多层次普惠性的金融体系。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构建起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粮食和货币资金的价格，在宏观经济价格体系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这要求必须保障粮食和货币的足够供给、以将其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进而降低社会生产在货币意义上的成本、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当然，在保障货币足够供给时，还必须打击各种投机、套利对货币的需求，严控超前消费和盲目投资对货币的需求。另外，我国应加大对实体企业扶持力度，合理减少企业税负以激励企业积极创新发展。
第三，巩固“一带一路”成果，有针对性地加强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多领域合作。
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散去，美国又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欧盟陷入多重危机而复苏艰难，世界处于百年之大变局——“经贸格局的重大改变、经济增长动力的巨大转换、传统国际体系的整体危机”（刘伟等，2019），使得中国需要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大国责任，团结一切正义力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下，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市场、资本和人力资源等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别与欧盟各成员国开展贸易、科技、通信、金融、制造等多领域互补性共享合作。
尤其是在美国挑起世界贸易摩擦之际，我国应巩固“一带一路”成果、加强与欧盟成员国的贸易，缓解中欧出口企业压力。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同欧盟和东盟的进出口金额分别达11085.8亿元、9345.5亿元，欧盟和东盟已分别成为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商务部综合司，2019），二者合计占比近三分之一。据欧盟统计局2019年5月16日发布数据，欧盟28国第一季度对中国出口约532亿欧元，同比增长11.3%，向中国进口约1026亿欧元，同比增长8.3%。 这都说明中欧贸易前景广阔。
同时要高度防范欧盟部分成员国再一次爆发金融危机，今年9月欧盟下调货币利率10基点至-0.5%也说明欧盟经济复苏乏力。鉴于欧盟整体上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European Commission，2019），我国可待可实现平等互利合作时才与欧盟开展整体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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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首发于《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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