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龙安志作为一名律师从美国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他先后撰写出版30多部书籍,论述中国经济改革、亚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见证者和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他不仅是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政治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深谙中国文化的导演,可以说是一位实打实的“中国通”。
疫情期间,龙安志先后居住在美国、中国,感受这场疫情给两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对此,他有怎样的思考与感悟?面对当前部分西方政客与媒体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他又持怎样的观点?今年春节前夕,龙安志和家人一同飞回美国,准备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团聚。本来计划在美国待十几天就回来工作的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迅速升级,这一计划只能一拖再拖。
龙安志:“其实我在春节的时候就到了美国,因为二儿子在洛杉矶读大学,家里就想在春节一起聚聚。所以我在1月24日到了美国,基本上2月份我在美国。”
正是留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让龙安志有机会了解到美国人民在疫情初期的真实想法。龙安志说,当中国已经对新冠病毒严阵以待时,美国民众显然还并不重视,甚至认为中国的隔离措施有些“过了”,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
龙安志:“说实话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问题,不会到美国,不会到别的地方。他们以为没有飞机,就会完全隔离出来。我离开美国回中国前一两天,我在旧金山的硅谷跟一些美国最顶级的科技专家吃饭,他们就感觉这个疫情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感冒,感冒就感冒吧,传就传无所谓,不用那么多隔离。中国不应该隔离的,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互相见面,这样对大家的情绪好。我就傻了,我说你们应该是社会里最懂的,但其实你们根本不懂,而且完全是从一个个人、自我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我不管美国有多大科技(实力),就是这种态度来说,(防控疫情)那就没戏。”
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文化
3月初,龙安志回到了中国,并按照要求配合隔离。他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地区暴发后,让他首先想到的是2003年非典。他曾经经历过那段时期,因此深信中国政府有经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这次危机。事实上,中国也确实做到了。他认为,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离不开中国政府对疫情的信息公开,以及自上而下高效协调的动员机制。
龙安志:“因为在中国是各方面掌握的信息判断决定我们就是要隔离,全国要隔离,基本上从上到下大家都(是)合作的。而且这个系统从上到下都通了,信息都通了。这事情是因为通了,(所以)做个决定,能够落实到底,落实到每一户,每一个胡同里,每一个村子里,这是体制的功能和体制的效率。这个系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此外,龙安志还深切感受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民这种克服疫情危机的能力也反映了一贯的“大家”精神。
龙安志:“除了系统以外是一个文化,很多的措施不只是考虑我自己的,是考虑大家的,考虑每个人。很多的做法不只是(考虑)中国是考虑全世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文化。所以你不能就考虑很单面的一个,你必须看到考虑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文化,那就能够逐步把疫情控制到一个能控制的范围内。”
龙安志说,当全球性灾难来临时,总是可以看出不同文明面对恐惧的不同心态。以美国为例,对疫情的反应很快就呈现出了政治化色彩,对疫情的防控增添意识形态的立场,再加上全国上下缺乏协调,民众自我意识强,这些都使得美国疫情难以得到快速控制。龙安志:“比如说在美国,在这个时候我不管是哪个党,都应该团结来解决大问题,都不是,都是把疫情的事情在美国马上政治化,你戴口罩、不戴口罩都代表你是靠哪个党或者哪个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而且体制也不是一个很协调的机制,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机制。各州有各州的决定,各城市有各城市的决定,各医院也有各医院的决定,所以没有协调。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第二是很多人不管别人,就认为这是我的自由,我可以去玩,可以跟朋友聚一聚的,从这方面来说很多的问题突然能看的很清楚,水落石出。”如今,全球抗疫尚未成功,中国却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中国的方法和经验已得到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的充分认可,但仍有人发表诸如“中国病毒”等言论,企图煽动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对于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的不实言论,龙安志说,很多海外的媒体报道是比较偏见的,可能有这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西方的媒体这几年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然后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来报道中国的事情。有的时候根本不了解,也不去调查。当然,西方的媒体都根据他们的政府来走,但是这个事情很混乱的,因为媒体也不了解疫情的重要性。在中国防疫最为紧张之际,中国的许多做法还被西方舆论批评为侵犯“人权”,不够民主。纵观这一次各国防疫,“人权”在被标榜的西方国家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保障?中国又到底有没有侵犯“人权”?
谈到这个问题,龙安志认为,什么是人权的问题值得思考。
龙安志:“你看这个问题,中国是所有人要隔离,所有的生命都有价值,不管你有钱、没有钱,都是平等的。我知道在武汉有些90多岁的老人家也被救了。但是西方是什么观点?有钱的人可以治病,没有钱的人对不起你回家。有的国家觉得,年轻人以后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经济更多(力量),赚更多的钱,缴更多的税。我觉得这事情很奇怪的,我们打了很大的一个问号,什么是价值观点?”
国家有边界,病毒无国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当下,龙安志最担心的还是各国疫情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他呼吁世界各国真正携起手来,团结一心,专注科学抗疫,放下无谓的声讨。
龙安志:“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得团结,交流科学的问题。不要谈谁对谁错。当然各个国家当地的国情是不一样的,文化是不一样。所以(要思考)每个地方怎样把积累的经验能够利用,能够解决问题。”
采访尾声,龙安志坦言,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他见证了中国许多次改革,也了解中国的潜力。面对危机或挑战时,中国政府精心领导,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他相信,这次疫情过后,中国一定会迎来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新的经济发展机会。
龙安志:“我觉得下一步在中国会更多的投资在医疗、卫生方面。社会和企业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反过来说这些事情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得了解中国的字,‘危机’有两个部分,一个字是危险,一个就是机会。我们脱离这次危险,会有更好的机会。”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微信公号,总台央广记者:马欢,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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