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托尼·珀曼14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的两次隔离经历，认为在中国比回到美国更安全。文章编译如下：
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六周后返回美国，亲友们对此予以祝贺并感到宽慰，我们终于安全了。然而，回国不到一周，我们与这些亲朋的感受就不太相同了。我们感觉，在局势好转后的上海比在美国更安全一些。
▲3月15日拍摄的上海浦江郊野公园春景。新华社记者 黄安琪 摄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我们的焦虑感就被引发了。在中国机场，我们在获准进入与其他乘客公用的区域前，就要进行体检。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在最终被确认刚从中国回国前，我们与其他数百名乘客一起在入境安检处排队等待。那时，我们在一名穿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夹克、带着歉意的年轻男子陪同下走到一边，他给我们量了体温，并告诉我们，作为从中国来的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要求我们尽可能自我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没问过我们要去哪里。
现在，我已在两个国家经历过新冠病毒疫情隔离，区别是明显的，远远不止机场一地。在中国，人们认为隔离是一项共同义务，公众几乎立刻改变了习惯。所有人都时时刻刻把消毒、清洁和与他人保持距离放在首位。中国政府的手段似乎奏效了。
相比之下，个人自由是推动美国例外论的引擎。但是，我们的放任主义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以及完全缺乏政府领导，让美国人感到困惑并暴露在风险中。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似乎我们这样的高风险居民不得不承担起阻止疾病传播的重担，即我们是唯一要隔离的人群。值得从中国人民身上汲取的经验包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和连带关系——为了集体利益牺牲“权利”，否则，我们中许多人将死去。
▲这是3月1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拍摄的即将降落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飞机。（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和在中国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年幼的儿子以及仍是婴儿的女儿在1月底都被卷入新冠肺炎危机。在上海，我们待在室内。
由于存在一张由政府命令、小区限制、同伴压力和强烈个人责任感所织成的复杂网络，每个人都在进行隔离，所以，不戴口罩外出或人群聚集在一处是触目的，令人不悦，甚至会遭到指责。在所有人纷纷效仿的情况下，人们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而在美国，如果我们决定不自我隔离，谁会知道呢？
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观。与这种精神保持一致的是，在每一次为遏制病毒扩散而采取的行动中，每个人似乎都得到了同等对待。从来都不是一套指导原则针对具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人，而另一套指导原则针对无辜旁观者。我们都面临风险；我们都是潜在威胁。每个人在避免感染他人方面都负有同样的责任。
▲3月
12日，行人从上海陆家嘴一处玉兰花旁经过。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事实上，在中国，我不会被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负责任的上海居民区分开来。相比之下，在美国，我感到自己被贴上了标签，即一个近期在中国居住过的潜在病毒携带者。我身体健康，可我是一个威胁。有传染性的人与“无辜”者之间有着明确区别，后者不必为任何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因为个人自由的价值大于集体顺从。
在美国，看起来是中国人的人尤其会受到骚扰和指责，从而加大了有威胁者与无辜者之间的区别。在我们这个已经极化了的国家，我们不需要又一种社会分裂。而且，疾病以这种方式被政治化的每一天，也正是这种病毒完全无视护照和党派隶属关系的特点而占据上风的一天。
我们离开上海时，这座城市正显示出若隐若现的乐观迹象。新增病例很少。生活正在回归正常，数以百万计被隔离的居民试探性地从隐蔽处探出头来。
我们进入美国时，这是一个恐慌的国家。各个机构的指导原则都不相同，而且每天都在变。新冠病毒检测盒和适当的卫生设施供应不足。显然，美国政府无法阻止病毒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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