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网络上可能没有别的作家和作品的热度，能够比得上湖北作家方方以及的她的“武汉日记”。
方方通过日记的方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自己的所见所知，每天在网上发布。仅仅最早发布的头两篇方方日记，某微信公众号很快就在一两天内引来4900万网友围观阅读评论。
4900万网友什么概念？韩国人口基本上就在5000万人左右，可见方方日记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
围绕方方日记的争议也不小，支持者将其誉为“时代的良心”，是“时代的一剂良药”。甚至认为是她最好的作品，成就达到了空前高度。反对者也不在少数，批评她的日记“偏激阴冷见不得阳光”，是在“贩卖焦虑”。
而在日记中提到在封城期间，她致电武汉市洪山区交管局后，派了“肖警官”将侄女护送出武汉回新加坡的情节，更是触发了网络对“特权”的敏感，毕竟喜欢她的人们本能的认为，她应该是“特权”甚至“体制”的批评者。
毫无疑问，对方方日记的认识，至少在网络上，公众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
这两天找来方方日记，从最初1月25日那篇开始全部仔细看了看。抛开各种追捧或批评的对立和争论，发现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方方日记中有很多对死亡、恐慌甚至绝望的描绘和渲染，几乎从一开始就开始了。
1月26日是第二篇，里面写到：
“女儿熟人的父亲送到医院，也无人救治，三小时便死亡。”
1月31日提到：
“省歌舞团的，病后一直在排队等住院，在接到可以入院的通知时，刚刚去世。”
比较典型的还有1月30日那篇：
“一个脑瘫儿童，因父亲隔离，只能一人在家独居五天，由此饿死。”
方方日记对死亡氛围的渲染在2月13日达到了高潮，在这篇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
这张“朋友图片”引起大量的质疑甚至批评，方方也迅速对质疑和批评者进行了反击，并以批评者使用的图片为依据，请律师追究对方法律责任。她反复申明，自己日记是文字记录，从来没有用过任何图片，对方是造谣构陷。但在她的“武汉日记”中，以“医生朋友传来图片”为依据，存在对于火葬场恐怖景象描述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在一二月份那段瘟疫肆虐、黑云压城，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方方用作家专业的手法，将这场灾难中的死亡气息和恐怖氛围描绘得悲伤、震撼甚至绝望，这种对恐慌和死亡的细致描绘可能也正是方方日记一开始就能引起广泛关注和追捧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说中国人民尤其武汉人民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较量是一场战争，那么方方日记就是在战事最艰难最激烈的时候，绘声绘色的向人民描绘死亡的恐怖和绝望。那一时期的整个形势和社会氛围大家应该记忆犹新，感染人数飙升，防疫物资尤其口罩短缺，医护人员被感染的越来越多，用习近平2月12日的讲话来说：“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当时国家在不断动员全国各地力量支援湖北、驰援武汉，与陌生的新型瘟疫搏斗的勇气和战胜疫情的信心，显然对于那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非常宝贵的。2月13日，方方日记里以一张“医生朋友传来的图片”，迅速将广大社会公众引导进入“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的悲惨想象中。在这种特殊的艰难时期向社会公众持续不断渲染描绘死亡、恐怖和绝望，对于信心士气起到什么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就像一个正在被病痛折磨的病人，有人不断在他耳边传来各种死亡的消息，甚至告诉他火葬场里死人到处都是，这是治病还是催命？如果说中国那段时期“生病”了，从方方“武汉日记”不断涌向社会公众的死亡、恐怖和绝望，对于正在险恶疫情中苦战的人民来说，真的是时机恰当的“时代的一剂良药”吗？
围绕方方日记的那么多争议，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疫情最紧张的阶段，作家和作品在全社会如此渲染死亡的恐怖和绝望，这么做的时机恰当合适吗？最起码，作者一定要在这个特殊关键的时期发表她的“日记”吗？难道这么多描绘死亡的作品就不能等到疫情过后或者至少形势真正缓解后再发表吗？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热点咖啡厅”微信公号
【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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