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公知”不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没法混
所谓中国“公知”，是指当代中国自命“精英”、自诩贵族、自封“优等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类知识分子（或曰文人）中的一批奇葩。
这样的存在决定中国“公知”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誓不两立。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旨在消除阶级利益尖锐对立的客观存在，使整个社会所有的人基本利益一致。只要人人基本利益一致，那就基本平等，都要靠为人民服务生存。
为人民服务，就意味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而这就难倒了中国“公知”。
创造物质财富——他们没这本事。
创造精神财富——他们既没这意愿，也没这本事：既然自命“精英”，自认贵族和“优等人”，那怎么肯为自己瞧不起的”劣等人”/“次人类”服务？这简直比杀了他们都难受。满心不情愿，又怎么可能去努力培养出相应的本事来？
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创造精神财富，那在这个社会里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社会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还怎么混？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公知”这样的存在决定他们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水火不相容的意识。
2．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导致中国“公知”陷入对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冲突”
中国“公知”既然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就不能不受“否定阶级斗争必肯定‘文明的冲突’；肯定‘文明的冲突’必肯定种族灭绝和族群灭绝”的客观规律支配，就不能不用“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处理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不能不陷入对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冲突”，参与对中华民族的族群灭绝。
中国“公知”的目标和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明确：因为不能靠创造财富谋生，所以必须靠压榨别人谋生。要压榨别人就必须获得压榨别人的特权。要获得压榨别人的特权就必须先给出理由。他们唯一拿得出手的理由就是把人分为“优等人”和”劣等人”/“次人类”，自己是“优等人”，有压榨”劣等人”/“次人类”的特权，这就解决了“公知”的生存问题。
那谁是”劣等人”/“次人类”呢？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受侵略欺负，中国人没有侵略别人奴役别人的传统，因此中国“公知”无法照抄纳粹的法子，靠把异族人当成”劣等人”/“次人类”奴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难不住中国“公知”。没法欺负外国人，那就欺负中国人，反正只要有人当”劣等人”/“次人类”供自己欺负奴役压榨就成。
都是中国人，靠什么划分“优等人”和”劣等人”/“次人类”？——“文明的冲突”：沿袭希特勒的套路，拿“文明文化”做文章。
第一，用“普世价值”证明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既然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那中华民族自然就是“劣等民族”。这一下子就把所有中国人都打成了”劣等人”/“次人类”，只剩下代表“先进文明”的“普世价值”的中国“公知”是“优等人”：
“普世价值”=“先进文明”=“优等人”专有身份标志；
中华文明=“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类”专有身份标志。
第二，用文凭主义证明只有中国“公知”有文化，是有文明的“优等人”，其他人都是没文化，未开化的野蛮人。既然野蛮，那自然是“垃圾人口”，”劣等人”/“次人类”：
有文凭=有文化=有文明=高等进化贵族=“优等人”=“贵族君子”；没文凭=没文化=不文明=野蛮低劣不开化=“劣等人”/“次人类”=“垃圾人口”。
为了证明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所以大肆宣扬“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史和文明扩展史”，“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多视角对待殖民史”，“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弘扬传统文化目的是用专制反对西方的民主”，“不能因为民主国家富强好战而否定普世价值”，“美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绝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民主宪政的理由。我们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汇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人权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平等的权利，没有东西方之分。平等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中医不科学”，“龙是中华民族的大病毒!”，“龙在西方是恶的象征”，“在中国其实龙也是暴力的象征”，“只有一样东西可能是龙传下来的，就是不好好地在地上呆着，老想飞到天上去，不食人间烟火，为所欲为，见首不见尾，声势浩大，无可阻挡，不干实事，作弄老百姓，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些幻想与白日梦正是中华民族最阴暗的一面”，“专家建议不以龙作中国形象标志避免西方误读歪曲”，“龙在西方形象不好”，“西方文化中的‘龙’是一种恶兽”，“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
虽然并非所有中国“公知”都如此明目张胆公然宣称中华文明“劣等”，但所有中国“公知”都坚持一条：西方文明“普世”。这就够了。所谓“普世”不过是“我优等你劣等”的一种隐晦表达方式——因为“我优等你劣等”，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普世”。“普世”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对中华文明的否定，否则必定认同“不同文明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该取长补短，批判地继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新文明”。只要有如此认同，就决不会一边倒地大肆宣扬某种文明“普世”。这样的提法实际是说中华文明不包含最要害最必需的元素，没有普遍价值，在“普世文明”面前就是“劣等”。虽然说得隐晦曲折，实际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劣等”。有了这个基础，才会有那些对中华文明的恶毒污蔑。
(不管中国“公知”如何抵赖，他们能拿出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自己从不认为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吗？)
证明了中华文明“劣等”，就为证明中国人“劣等”奠定了基础。
为了证明中国人是”劣等人”/“次人类”，所以大肆宣扬“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约等于0”，“中国人是最坏的民族！”“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这民这族确是彻底死逑”，“‘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群众’并非个体的‘人’，就算是在网络这样的公共空间，‘群众’也是作为一股威胁力量，供‘领袖们’驱遣，挥耍，消耗与储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个国家的人种不好，没有膝盖的人太多”，“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
虽然并非所有中国“公知”都如此赤膊上阵直接污蔑中国人“劣等”，但所有中国“公知”都坚持一条：从不对中国老百姓有任何实质性肯定。这实际就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是”劣等人”/“次人类”——无任何肯定即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一无可取，不是垃圾是什么？成了“垃圾人口”，不是”劣等人”/“次人类”是什么？
这是中国“公知”的一大惯用逻辑伎俩——“从无肯定即全盘否定”。有了这种否定垫底，才会有那些对中国人的恶毒污蔑。
（不管中国“公知”如何抵赖，他们能拿出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自己从不认为中国人是”劣等人”/“次人类”吗？）
为了证明中国“公知”是“优等人”，所以大肆宣扬“现在的中国社会缺乏真正的贵族”，“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君子要有学问，有知识，不能没文化”，“到了贵族，到了白领，很有学问才称得上君子”，“人类律师制度的起源，就是议会贵族院里面讨论政治问题的辩士”，“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由于其专业背景，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更多的知识贮备，也受到更良好的训练”，“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公共知识人，铁肩担道义，慎独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会的沉思者，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能使主流社会不致迷失方向”……
虽然并非所有中国“公知”都如此直接了当自吹自擂“优等”，但所有中国“公知”都坚持一条：从不对中国“公知”有任何实质性批评。这实际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公知”完美无缺。既然好得没屁眼，那不是“优等人”是什么？
这是中国“公知”的另一大惯用逻辑伎俩——“从无否定即绝对肯定”。有了这种肯定垫底，才会有那些自我吹捧。
(不管中国“公知”如何抵赖，他们能拿出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自己从不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优等人”吗？)
中国“公知”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模样都只留给“优等人”同类，留给”劣等人”/“次人类”的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脸：“劳动不创造财富”，“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你就不配活着！”，“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穷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农民穷，活该！”，“下岗人员有个通病，就是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以民为本不是以刁民为本”，“年纪越大，越没有人会原谅你的穷”，“贫穷是不可原谅的你知道吗？”，“穷人是无法被原谅的，穷人就是罪人”，“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法治自由平等不是给野蛮人的”……
虽然并非所有中国“公知”都如此直接了当恶狠狠叫嚷“你就不配活着”，但所有中国“公知”都坚持一条：只宣扬他们所谓的”劣等人”/“次人类”的种种问题毛病，从不承认人的问题毛病是可以纠正改变的，更不用说如何纠正改变了。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劣等人”/“次人类”的问题毛病先天存在，无法改变。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只能消灭。结论：淘汰“垃圾人口”，灭绝”劣等人”/“次人类”。
这是中国“公知”第三大惯用逻辑伎俩：“不提可改变即必须消灭”——不承认人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造的，不承认矛盾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变的。既然如此，那”劣等人”/“次人类”有问题毛病都是与生俱来，永远存在，无可救药。既然无可救药，那只能淘汰消灭。有了这样的逻辑，才会有那些穷凶极恶恶狠狠。
中国“公知”的这种立场和结论丝毫也不奇怪。只要以“文明文化”为标准分优劣，就不可避免地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把人划分为“优等人”和”劣等人”/“次人类”。因为其逻辑就是希特勒的逻辑：“先进文明”=“优等人种”，“后进文明”=“劣等人种”，“有文化”=“优等人”，没文化=“劣等人”/“次人类”。只要用了这个逻辑，基本立场就跟纳粹集中营没有本质区别了：”劣等人”/“次人类”不是人，没人权，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人形牲畜”，“垃圾人口”，只配淘汰灭绝。只是在淘汰灭绝之前需要“废物利用”，最大限度榨取利用价值。等榨干剥尽利用价值则应毫不犹豫地消灭掉。既然最终目标是消灭，那又怎么可能在乎这些已被判了死刑的”劣等人”/“次人类”的生存必需呢？纳粹在“顶层设计”集中营时最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压榨，根本不考虑”劣等人”/“次人类”是否吃饱穿暖；中国“公知”在“顶层设计”中国社会时最关注的同样是最大限度地压榨，根本不考虑”劣等人”/“次人类”是否住得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之类。二者的立场本质上完全一样。这其实很正常：基本逻辑一样，基本立场当然一样。只要中国“公知”获得纳粹那样的权力，灭绝”劣等人”/“次人类”的力度比纳粹肯定不惶多让。
不管中国“公知”如何抵赖，他们能拿出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自己从不认为”劣等人”/“次人类”除了被淘汰没有其他出路吗？
这也顺便解释了为什么“仗义每当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社会地位越低，越不容易视自己为高人一等的“优等人”，越不存在文明歧视，把别人当人待的几率越大，显示人性的“仗义”几率越大。“读书人”就不同了。书读得越多，自命高人一等的“优等人”的几率越大，不把别人当人而当成“次人类”，”劣等人”/“次人类”的几率也越大。不当人，自然不以待人之道而以待兽之道待之。既然待兽，当然无情，“负心”的几率高当然不奇怪。
文明文化其实是中国“公知”划分“优等人”和”劣等人”/“次人类”的借口，真正执行起来并非严格机械地按照“有文凭”=“有文化”=“代表文明”=“优等人”，“没文凭”=“没文化”=“代表野蛮”=“劣等人”/“次人类”办，而是按照“公知”实际利益需要灵活掌握：
——对有钱人一律划为“优等人”。道理很简单：只有这样“公知”才能从有钱人那里捞钱。不过一旦有钱人没钱了，那就另说了。
——对有权人一律表面上不置可否，实际上吹毛求疵间接否定，同时竭尽全力利用耍弄。道理很简单：“公知”的目标是攫取权力，取现在掌权的人而代之。公开承认他们“优等”，那就是给把这些人赶下台给自己腾位置添障碍；公开说他们“劣等”，那就是自讨苦吃。实际的做法是一方面不直接对抗，一方面为将来搞跨他们做准备，一方面连哄带骗——“与公权力交手，总往艰难处探索，甚至被认为‘死磕鼻祖’，但他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不把对手逼到绝路上去，防止其走向穷凶极恶”，“跟体制保持一种对话，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然后再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打擦边球的艺术”，“扭秧歌也是前进”……
——对理工类知识分子一律既不宣布是”劣等人”/“次人类”，也不承认是“优等人”，按照“从无肯定即全盘否定”的逻辑伎俩冷处理。道理不难理解：理工类知识分子能靠创造物质财富谋生，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体系中能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不需要靠“文明的冲突”理论把别人打成”劣等人”/“次人类”而生存，跟“公知”不是一类人。理工类知识分子的前途跟国家强大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国家越强大，经济越发展，老百姓越自尊自信，“公知”要让中国老百姓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劣等人”，接受“公知”的奴役灭绝越难。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公知”对理工类知识分子内心敌视轻视，但为了维持“有文凭”=“有文化”=“有文明”=“优等人”的神话又不好公开翻脸。结果就只能是不公开宣布理工类知识分子是”劣等人”/“次人类”，但也决不承认他们是“优等人”，更不承认他们的一切成就，抓住一切机会贬低他们，乘机宣扬只有“公知”这类人文类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英”，“优等人”。
中国“公知”划分“优等人”与”劣等人”/“次人类”的真正标准其实没那么罗嗦，说白了就是：把别人变成”劣等人”/“次人类”的就是“优等人”，否则就是”劣等人”/“次人类”。说得更干脆一点：吃人的就是“优等人”，被吃的就是”劣等人”/“次人类”。
3．陷入对中华民族的“文明的冲突”使中国“公知”走上把中国人变成”劣等人”/“次人类”的奴役灭绝之路。这条路使中国“公知”必须里应外合毁灭中国。这是因为：
第一，要把中华民族变成“劣等民族”，接受”劣等人”/“次人类”的奴隶命运，就必须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任何民族只要有自尊自信，就决不会甘心当“劣等民族”，更不会接受”劣等人”/“次人类”的命运。只要中国存在，只要中国历史存在，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就始终存在。为了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就必须毁灭中国。
第二，希特勒要实现《我的奋斗》就必须获得政权。中国“公知”要实现把自己变成“优等人”，把中华民族变成”劣等人”/“次人类”，实现“优等人”对”劣等人”/“次人类”的奴役灭绝也必须获得政权。建立这种图谋把中华民族变成”劣等人”/“次人类”予以奴役灭绝的政权不可能不遭到中国人的拼死反抗。中国“公知”自己没有力量克服这种反抗，也没有意愿为获得政权，保持政权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更无法从他们要奴役要灭绝的”劣等人”/“次人类”中获得支持。他们只能依靠外部力量——利用“文明的冲突”，靠“普世价值”攫取政权，利用“文明的冲突”，靠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维持政权。要获得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就必须交“投命状”——里应外合，搞跨中国。
搞跨中国是中国“公众”和外国反华势力的“双赢项目”：外国反华势力靠中国“公知”从内部搞跨中国，中国“公知”靠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攫取政权维持统治——外国反华势力要搞跨中国，自己直接出马就得准备打核大战，得准备同归于尽，无论风险还是代价都难以承受。而中国“公知”有能力有条件从中国内部发动“颜色革命”，制造出动乱分裂，兵不血刃搞跨中国，象搞跨前苏联一样。中国“公知”需要攫取权力，但这群“搅屎棍”只会破坏捣乱，没有任何凝聚，又不肯付任何代价做任何牺牲。要攫取权力就只有利用“普世价值”发动“颜色革命”，依靠“文明的冲突”搞跨中国，然后依靠外部势力建立起傀儡政权，这才能使自己获得“优等人”的特权，实行对”劣等人”/“次人类”的奴役灭绝。
对中国“公知”来说，依靠外部势力搞跨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建立傀儡政权奴役中国老百姓是最合算的买卖。中国“公知”需要的是权力而不是国家——国家需要维护，需要保卫，需要建设，这一切都是需要付出和牺牲的赔本买卖。而中国“公知”的原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们需要的是，也仅仅是确保实现自己“优等人奴役灭绝劣等人”的权力，只进不出，只带来利益不需要任何付出的权力。这种权力只有殖民地傀儡政权才能提供，所以有“三百年殖民地”。（难怪“公知”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UniRule——联合统治。）
中国“公知”的“三百年殖民地”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切切实实的追求目标和行动纲领——殖民地傀儡政权只需要俯首帖耳听主人的，不需要建设，不需要保卫，所—以中国“公知”对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所必须的一切——工业化，国防建设，独立自主，两弹一星，高铁……以及对国家的保卫者和建设者——军人，警察，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从来不予半分肯定，不说半句好话，冷嘲热讽横挑鼻子竖挑眼还不算，而且恨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完全是按照“三百年殖民地”傀儡政权的标准在行动。
中国“公知”的“三百年殖民地”不是被动的应对，而是主动的勾结——不用外部势力来接洽，自己主动上门，主动要当内应，主动发起“文明的冲突”里应外合毁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说中国“公知”是被外部势力收买，这样说有被动胁迫无可奈何的的含义，实际贬低了人家的迫不及待和恬不知耻。
4．中国“公知”的一切都是为了煽动暴乱，颠覆政府，毁灭中国，实现“三百年殖民地”
中国“公知”核心利益的因果关系链：
自命“精英”，自诩贵族，自封“优等人”的文人——不屑也不会靠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生——需要靠特权压迫别人为生——学习希特勒，运用“文明的冲突”，以“文明文化”为根据划分“优等人”和”劣等人”/“次人类”，靠“优等人”的特权奴役”劣等人”/“次人类”为生——只敢欺负中国老百姓——利用“普世价值”和文凭主义，把自己划为“优等文明优等人”，把其他中国人划为“劣等文明劣等人”——建立起中国“公知”奴役压榨中国老百姓的特权。
中国“公知”的实现自己核心利益的路线图：
中国“公知”要获得“优等人”奴役”劣等人”/“次人类”的特权——必须建立奴役压榨中国老百姓的政权体制——必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激烈抵抗，不可能从中国内部获得持久可靠的支持——中国“公知”没有任何凝聚，也不肯付出任何代价任何牺牲——只能依靠外部势力建立政权——依靠外部势力建立政权必须付出代价：中国的主权和中国老百姓的生存——中国“公知”只需要权力，不需要国家，不在乎祸国殃民，牺牲中国的主权和老百姓的生存——心甘情愿牺牲中国主权和老百姓的生存，依靠外来势力建立确保自己奴役中国老百姓特权的傀儡政权——只需要权力不需要国家就只需要考虑如何破坏摧毁中国政府，不需要考虑获得政权后如何维持国家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三百年殖民地”——不择手段全力以赴里应外合搞跨中国政府——能充分发挥中国“公知”特长，代价最小效果最大的搞跨中国政府的途径是煽动暴乱。
中国“公知”的“文明的冲突”发展升级链：
文凭歧视——文化歧视——文明歧视——种族歧视/族群歧视——“三百年殖民地”——种族灭绝/族群灭绝
由此可知中国“公知”的全部言行的总路线总目标：“三百年殖民地”——一切为煽动暴乱，一切为颠覆中国政府，一切为勾结外部势力里应外合毁灭中国，建立确保中国“公知”奴役压榨中国老百姓特权的殖民地傀儡政权。
“三百年殖民地”是贯穿中国“公知”全部言行的总纲, 是认识中国“公知”的钥匙——中国“公知”的立场主张，按正常主权国家发展建设保卫的需要没法解释，只有按“三百年殖民地”傀儡政权的需要去解释才能豁然开朗一目了然。不管如何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决不会背离这个总纲。抓住这个总纲，中国“公知”的一切言行立刻一目了然。用这个总纲分析总结预测中国“公知”的言行，一打一个准，百发百中，万试万灵，一撅腚就能知道他们要拉什么屎：
（1）为了“三百年殖民地”，所以要颠覆中国政府。为了颠覆中国政府，所以要无孔不入地宣扬中国政府“非法”，肆无忌惮反军，到处造谣诽谤制造不满煽动暴乱：
——“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先有家后有国”，“没有家哪有国”，“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破坏人权”，“国家不完整，缺了一块，与我何干呢？”……
——“1949年后”，“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其结果是，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开始受到严重的扭曲”……
——“猎鹰计划在行动”，“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
——到处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穷夸大，危言耸听，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问题”、“普世价值问题”、“文明优劣问题”。不管什么事，一定是中国政府做也错，不做也错，这样做也错，那样做也错，结论一定是体制问题无药可救，只有推翻中国政府，不是靠国家解决问题，而是靠问题解决国家。
——把任何话题任何问题任何天灾都变成对中国政府不满和仇恨的煽动：非典，723动车事故，雪灾，地震，水灾……不管什么话题，最终的结论一定是煽动暴乱颠覆政权，新型冠状病毒也不例外——“中国人要想消灭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不是西医疫苗，也不是中医药方，而是自由和民主”，“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官状病毒’”，“在这个体制下爆发疫情，会引发人道危机”，“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武汉起疫”……
（2）为了“三百年殖民地”，所以要依靠外部势力建立傀儡政权，所以拼命证明中国人是“劣等文明劣等人”，必须依靠外来“先进文明”、“普世文明”，甚至鼓吹直接由外国来统治：
——“普世价值”，“殖民史是文明传入史”。
——“人类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法治最根本的精神深藏于宗教智慧之中，因此就象西方的法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样，人类试图寻求全球和平的可能，寻求共同的规则也只能深入到宗教智慧中。没有一个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信仰体系，共同的规则就不可能”。
——大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历史、中华文明。
——大骂“爱国贼”，叫嚷“带路党”，大肆鼓吹“颜色革命”，“人权高于主权”，“三百年殖民地”，“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精日”、“精美”，“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当年日本征服中国，也不过是让56个民族变成57个”，“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摆脱悲情情结”，“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换个角度看世界”，“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史和文明扩展史”……
——“逢中必反”，“逢洋必舔”，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德国抗洪神器”，“青岛下水道的百年奇迹”，“香甜的美国空气”……
——没完没了胡编乱造无数错繆百出驴唇不对马嘴的“历史剧”，“抗日神剧”之类，用搞乱历史来毁灭历史——无数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处处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让年轻一代莫名其妙不知信谁的，结果就是谁的也不信，全部否定，于是历史虚无主义趁虚而入大行其道。
——“国家进口一总理，或者干脆让美国人来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主权仍然在民”，“夫妻关系”，“中美国”，“消气外交”……
（3）为了“三百年殖民地”，为了颠覆中国政权搞跨中国，所以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豪，自信和凝聚：
——否定中国的一切——“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神九上天了，公知们有权力不高兴，也应当不高兴”，“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他妈的奇迹”，“中医是伪科学”……
——在“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批评”，“不批评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的名义下充当“社会搅屎棍”，自己什么正经事也不干，专门对实实在在埋头苦干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们放冷箭，背后插刀子，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理想标准”否定别人的一切成就，制造出“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的大环境。
——吹捧戏子，排斥贬低迫害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坚持“从无肯定即全盘否定”的逻辑伎俩，决不对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及其成就做任何实质性肯定，处处贬低，百般封锁——国士作古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闻。
——大搞“文凭主义”，神话学位学历，把“公知”以外的中国人都变成“没有文化”、“没有文明”、“野蛮不开化”的”劣等人”/“次人类”，把学位学历文凭变成制造奴隶的工具。
——除了百般贬低否定中华文明，侮辱诽谤中华民族外，坚持“从无肯定即全盘否定”的逻辑伎俩，从不对中国老百姓做任何实质性肯定，用“行为艺术”宣布中国老百姓毫无可取之处，不折不扣的“垃圾人口”，”劣等人”/“次人类”。
（4）为了“三百年殖民地”，为了煽动暴乱颠覆中国政权，所以拼命鼓吹动乱分裂内战不可怕。不但不可怕，而且很浪漫，甚至如同充满诗情画意浪漫旖旎的人间仙境：
——“民国范儿”，“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
（注意中国“公知”衡量好坏的标准：民国乱世，“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样的”都是什么人？“读书人”，“文化人”，“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全是“优等人”，没有普通老百姓。足见在中国“公知”心目中，”劣等人”/“次人类”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算人，死多少都不算数。难怪民国再内战动乱、杀人再多，也照样是人间天堂。“公知”只在乎“优等人”的得意，不在乎国家主权和”劣等人”/“次人类”的死活。有些人想当然以为中国“公知”是中国人，多少会站在中国人利益角度看问题，试图以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战乱动乱国家地区为例说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家动乱内战老百姓必定遭殃等劝说中国“公知”珍惜国家的统一和平，不要鼓吹煽动动乱分裂“颜色革命”搞跨中国，这完全是被善良限制了想象。）
——“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
——“军阀战争相当文明”，“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战争力度不大”，“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
——“让物价重回1948年”……
——“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
（5）为了“三百年殖民地”，为了确保煽动出暴乱制造出颠覆毁灭掉中国，所以不允许对中国“公知”的煽动颠峰毁灭有任何妨碍抵制，所以鼓吹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第一，自由作案
小偷要求偷窃自由，强盗要求抢劫自由，婊子要求卖淫自由，骗子要求诈骗自由，“公知”要求“社会搅屎棍”的搅屎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其实是一回事。
“公知”叫嚷“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说是“为民请命”，“捍卫人权”，实际是给自己攫取专门特权——社会的发言权和舆论制造权实际掌握在“公知”手中，其他人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整天发言关注舆论左右舆论。普通中国老百姓在“公知”眼里不是人，是“垃圾人口”，“劣等牲畜”，连人都不是，没资格有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公知”治下哪有普通中国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和机会？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公知”专用，是“公知言论自由”和“公知新闻自由”。“绝对的无条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实际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公知言论自由和公知新闻自由”。确保这种自由，跟确保小偷的偷窃自由，强盗的抢劫自由，婊子的卖淫自由和骗子的诈骗自由没什么两样，都是确保能自由作案——在“新闻自由”的掩护下发动信息战，用铺天盖地的谎言谣言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在“言论自由”的掩护下发动舆论战，用耸人听闻的污蔑诽谤剥夺老百姓的思考权，最终摧毁老百姓对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信心信任，为暴乱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逃避惩罚
有了无条件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公知”才能有“免死金牌”，才可以确保立于不败之地——只许我打你，不许你还击，我不管怎么打你，怎么煽动暴乱，都不受任何惩罚，都毫发无损，绝无后顾之忧，这次打不死你下次接着再打，直到打死为止。这样有赚无赔的买卖不得逞才有鬼。
第三，摧毁保护中国免遭颠覆瓦解的最后一道保险
保护舰船沉没的最后一道保险是防水隔离舱，保护森林草原火灾的最后一道保险是防火隔离带，保护社会免遭致命流行性疾病毁灭的最后一道保险是隔离——防止任何灾害无穷蔓延扩大的最后一道保险永远是把灾害分隔阻碍的保险措施。有了无条件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摧毁了防止排山倒海的谣言和诽谤到处乱串的最后一道保险，就为用信息战舆论战煽动暴乱搞跨中国创造出了最关键的条件。
5.中国“公知”是“文明的冲突”时代中华民族内部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中国“公知”总是说，自己不过是无钱无权，只会叫嚷，无力杀人的无害书生，不是敌人。
否定阶级斗争，还要求人们按阶级斗争时代的规矩，按对钱权的占有等有形的阶级存在划分敌我——矛盾不矛盾？讽刺不讽刺？
既然否定阶级斗争，那如今就不是阶级斗争的时代而是“文明的冲突”时代；既然是“文明的冲突”时代，那就要“以文明的冲突为纲”；既然“以文明的冲突为纲”，那就得按冲突的文明划分敌我；既然按冲突的文明划分敌我，那就会利用“文明的冲突”把中华文明贬为“劣等文明”；既然把中华民族贬为“劣等民族”，那么中国的“公知”当然是与中华文明为敌，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不但是敌人，而且是最凶狠的敌人——没人逼你哄你强迫你，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当这个敌人的。你都把整个中华民族定性为“劣等文明劣等人”要予以淘汰灭绝了，难道还不许被你判了死刑要置于死地的人正视这个严酷的现实？——拿刀子砍人家脑袋，正在被砍的人只能笑嘻嘻地等着你来砍，连正视要杀人这个事实都不许——这也太蛮横了吧？
中国“公知”充分利用了人们对“文明”一词普遍存在的盲目性，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搬嘴弄舌舞文弄墨主观夸张的强项，霸占了“文明”的大旗，霸占了道义制高点，“拉大旗做虎皮”，“挟天子令诸侯”——不，“挟文明令天下”，让许多人以为只有“公知”才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谁与之对抗谁就代表野蛮与落后。
只要占据“文明”的道义制高点，只要获得话语权，只要获得绝对的无条件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中国“公知”就能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的杠杆作用把心理战、信息战、舆论战的效果成百上千倍放大，瞬间释放出来，制造出压倒一切吞噬一切的铺天盖地源源不绝的舆论风暴和虚假信息风暴的饱和攻击，不给任何招架喘息的机会就摧毁人们对中国政府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信任信心和秩序，制造政府和社会要害机构功能性紊乱失能，最终引发社会动乱暴乱。
只要动乱暴乱一起，“公知”就大功告成——动乱暴乱一起，矛盾就成了对抗性的，想退回去也没门了：参加动乱暴乱就交了“投名状”，不搞跨政府就得承担破坏社会颠覆国家的罪责，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即使得不到政权也要把中国搞跨搞分裂，这样才能逃避惩罚。而这正是中国“公知”需要的——中国“公知”不需要国家，不在乎分裂，不在乎内战，不在乎”劣等人”/“次人类”被灭绝，在乎的仅仅是自己的权力——不需要建设国家，不需要保卫国家，不需要自己任何牺牲任何付出的权力——“三百年殖民地”傀儡政权的权力。
在“文明的冲突”时代，最大的致命性和破坏性不取决于对有形的物质力量的掌控，而取决于对无形的“文明”力量的掌控。任何权威存在的必要条件都是信任和信心。绑架了“文明”，就控制了精神，就控制了整个政权的死穴命门，就能通过摧毁政权存在所必须的信任和信心搞跨政权。社会越现代化，绑架“文明”控制精神摧毁政权权威存在的必须的信任和信心越迅速简便。现代化社会里，切断电力就能使整个社会迅速瘫痪，绑架精神摧毁政权的信任和信心不但能使整个政权机器迅速瘫痪，而且能迅速操纵精神控制的物质力量，调动敌人的物质力量为我所用，让敌人自己打自己，自己瓦解自己，借敌人之刀杀敌人，兵不血刃就消灭对方。对方根本没有喘息时间和挽回机会，莫名其妙就自己跨了——前苏联莫名其妙就自我解体，前南斯拉夫莫名其妙就四分五裂自相残杀，利比亚莫名其妙就自我动乱暴乱，一个被唆使贴反政府标语的小男孩就让叙利亚莫名其妙陷入血腥内战，一个自杀的小摊贩就让突尼斯莫名其妙大暴动，地铁票涨价三毛就让智利莫名其妙大骚乱……所有这些都不是传统的常规的有形的敌对势力的破坏，而是“文明的冲突”的杰作，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的都是当地“公知”。
中国也不例外，早被“公知”们抓住一切机会用“文明的冲突”袭击了不知多少回：“8X8”、“723”、“512”、“251”……
仅以最近的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为例——未知病毒突发袭击来势汹汹，整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是一种什么状态？紧急状态。战争状态。这种状态最需要什么？恩格斯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最不能容忍什么？斯大林发布的卫国战争第227号命令规定：“不许后退一步”，“恐慌制造者和懦夫必须就地灭绝”。
而中国“公知”此时干了什么？不出一力，不设一谋，不援一声，不拔一毛，说风凉话幸灾乐祸还不算，还唯恐天下不乱，利用控制的媒体到处煽风点火造谣诽谤疯狂煽动传播恐慌情绪，导致人人惊慌，不管有病没病一窝蜂涌向医院，使医院像银行被谣言恐慌煽动的盲目挤兑狂潮瘫痪一样被谣言恐慌煽动的盲目就诊狂潮瘫痪，没病的被感染，有病的被延误，能防止的死亡也防止不了，以至于一线医生愤怒地说，“这一次，杀人最多的是媒体”，“媒体比病毒更难控制杀人更多”。用谣言杀人，用谣言破坏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指挥，用谣言躲在不顾安危拼命与死神搏斗的军民背后捅刀子放冷箭，还反咬一口倒打一耙：你为什么不在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之前就发明出治疗特效药？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知道病毒是人传人？为什么一开始相信的是兽医而不是人医，是掌管着人命关天的全国最高级疾病预防机构却只在乎论文不在乎人命的正式“专家结论”而不是底层医生用个人微博发表的个人意见？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在一大堆自相矛盾的专家意见中选择出最正确的？（等效于：为什么没有在一大堆彩票数字组合中选择出能中奖的？为什么没有在无数股票中选择出能大涨的？）为什么没有明察秋毫洞察一切，事先就知道各级政府机构中谁不称职？为什么妨碍“公知”造谣诽谤制造恐慌的自由？为什么害怕谣言导致大恐慌，全民大逃亡，全球大扩散？（等效于：为什么害怕在剧场安全门没打开之前禁止擅自高喊“起火了”？）为什么没允许下级机构行使中央的权力，自行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总而言之：你为什么不是上帝？不是上帝，那就有罪——“不是上帝罪”。（但如果是上帝则更有罪——“是上帝罪”：你怎么能是上帝？你怎么敢是上帝？……反正怎么着都有罪。同样，举国抵御新型冠状病毒不管成功不成功也都有罪：不成功，则指责：为什么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为什么不学当年侵华日军，对患霍乱的中国人一律烧死活埋？如成功，则指责：为什么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封城封域侵犯老百姓旅行自由的人权？……）既然有罪，那就必须下台。结论：“武昌起疫”，“颜色革命”，“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弯弯绕了半天，最后结论一定绕到“文明的冲突”，“三百年殖民地”，“联合统治”上来。
这一切再一次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公知”有需要，有意愿，有能力通过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文明的冲突”毁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再一次证明，中国“公知”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尽管他们似乎为数不多，看似无害而可怜，但因为只需要权力不需要国家，他们不需要实践、经验、凝聚、纪律、协作等任何建设性东西，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专心致力于破坏。而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因为能借助“文明的冲突”的杠杆作用，他们的破坏能量大得难以想象，破坏性与他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当代中国社会只有他们能绑架“文明”篡夺话语权，舆论信息控制权，上层建筑领域许多要害位置实权，能抓住一切机会利用这些权力绑架误导决策，想方设法制造不满、激化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转化为“文明的冲突”，把非对抗性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最终变成不问青红皂白，不管男女老幼的“优等文明优等人”对“劣等文明劣等人”，“垃圾人口”的野蛮淘汰，能里应外合发动舆论战信息战煽动暴乱颠覆中国政府搞跨中国社会，最终实现“三百年殖民地”。
你愿意根本不把你当人，认为你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劣等文化劣等人”/“次人类”，毫不掩饰对你的轻视，鄙视，敌视的人成为自己的老板吗？愿意把自己的生存交到这样的人手中吗？——无数中国人想得到吗？自己正为生存生活而奋力，为未来梦想而憧憬之际，自己的生存价值已经被“公知”一笔勾消了，自己已经不声不响就被“公知”判为只配被淘汰灭绝的“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类”了。
如果这样的人当老板都受不了，那这样的人掌管具有生杀大权的政权还得了？
中国“公知”从来不隐瞒他们的目标是依靠“文明的冲突”“普世价值”掌握政权——还没有掌权破坏性就如此惊人，一旦获得政权，情况将会如何？
看看希特勒的前车之鉴就知道了。希特勒用“文化文明”之类“证明”犹太人是“劣等文明劣等文化劣等人”，中国“公知”用“文化文明”之类“证明”中华民族是“劣等文明劣等文化劣等人”。看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难想象他一旦大权在握对“劣等文明劣等人”的犹太人会是什么态度。看了中国“公知”的高论，不难想象中国“公知”一旦大权在握对“劣等文明劣等人”的中国老百姓会是什么态度。希特勒当权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中国“公知”当权就对中国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说中国“公知”的一切是“言论自由”，就等于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言论自由”。当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当成“言论自由”，代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的死亡。难道这个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还要以十四亿中国人的命为赌注再来一次吗？
“文明的冲突”一大毁灭性破坏后果就是让人们不知不觉产生了潜意识误区：显形的直接的用行为犯罪才是犯罪，隐形的间接的用语言犯罪不是犯罪，至少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犯罪，不那么可恶不可饶恕——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行凶杀人是犯罪，要严厉惩罚，怎么惩罚一条条规定得明明白白。而谣言杀人舆论杀人呢？那就没准了。一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足以理直气壮，即使定罪，也不疼不痒。
不仅如此。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犯罪有形有限，每次只能伤害到有数的人，伤害范围容易控制。而谣言杀人舆论杀人犯罪无形无限，能伤害到的人可以不止一个，不止一次，伤害范围难以控制，危害比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犯罪大得多。譬如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多少人死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硬暴力犯罪？又有多少人死于“公知”的谣言杀人？用谣言杀人的杀人犯得到了任何惩处吗？都是杀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杀人，谣言杀人舆论杀人同样是杀人。同样是犯罪，为什么受到的惩罚却不同？
越是“文明的冲突”，危害越大越致命，受到的惩罚越轻以致完全没有，到最后不但不惩罚，反而受奖励——用“文明的冲突”毁灭整个国家，如瓦解苏联，南斯拉夫，引发利比亚，叙利亚内战，煽动阿拉伯一系列国家动乱的各路“公知”有几个受到惩罚的？又比如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谣言杀人如麻，“杀人最多的是媒体”。但迄今为止，这些谣言杀人犯有几个得到了作为杀人犯应得的惩罚？
认同“公知”是“言论自由”，就陷入一个有罚无奖必输无疑的博弈
参加这样一边倒的赌局是不是愚蠢透顶？
常规的对付犯罪的办法无法对付中国“公知”对中华民族进行的的“文明的冲突”——常规的对付犯罪的办法的基础都是犯罪后果可预见，可量化、可判决、可惩处。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对已经发生过的犯罪进行分析总结。这意味着这些犯罪即使发生，社会也承受得起，不会因次而崩溃。而中国“公知”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文明的冲突”是犯罪后果无法预见，无法量化，无法判决，无法惩处——只发生一次，没得逞前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旦得逞，就是整个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崩溃瓦解，还怎么判决惩处？对这种关系特别巨大，机会只有一次，没有挽回的余地，事先无法预见后果，事后无法惩处的，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犯罪，只能坚决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性措施，事先划出绝对不可逾越的底线，不能给“公知”任何机会。
起码的底线：
——明确宣布种族灭绝和族群灭绝是反人类大罪。任何借口“文化文明”、“普世价值”煽动“劣等文明劣等人”的言行都是煽动“文明的冲突”的反人类大罪。
——决不容忍“公知”霸占“文明”的旗帜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挟“文明”令天下，把社会矛盾变成“文明的冲突”。对“公知”借口“文化文明”、“普世价值”煽动暴乱的行为必须迎头痛击。
——决不容忍“公知”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允许“公知”有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就是允许他们自由犯罪，自由暴乱——自由地不受任何制约地发起信息战舆论战，用铺天盖地的信息舆论狂潮实行饱和轰炸疲劳轰炸，使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大脑都被根本消化不了的信息舆论洪水狂潮淹死绑架，随波逐流，最终“意识决定意识”——由“公知”的意识决定其他所有人的意识。
——决不容忍“公知”当权，尤其是掌握政权，包括决策权。
“公知”不当权，中国照样过——在中国从任人宰割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公知”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从头到尾都在摇唇鼓舌冷潮热讽造谣诽谤误导抨击当“社会搅屎棍”。可见没有“公知”当权，中国不仅能生存，而且发展得更好。
“公知”当权，中国必灭亡——“公知”只需要政权不需要国家，追求的是用“文明的冲突”搞跨中国，灭绝“垃圾人口劣等人”，实现“三百年殖民地”，殖民地傀儡政权的“联合统治”。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利比亚，叙利亚，阿拉伯之春……那么多前车之鉴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不让“公知”当权则毫无损害，让“公知”当权必亡国灭族——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公知”当权？为什么要干这种“不干毫无害处，干则必死无疑”的蠢事？中国究竟有什么大事非“公知”当权不能解决的？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已经明确宣布“淘汰劣等种族”，人们不信，等他大权到手付诸实施才后悔莫及。
“公知”已经明确宣布“淘汰劣等族群”，“你就不配活着”，难道非得等他们大权到手付诸实施才知道后悔吗？
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人民是国家主人公。按“公知”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中国人是只配被淘汰灭绝的“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类”。
是当主人公还是当“劣等文明劣等人”/“次人类”被淘汰灭绝？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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