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论文被质疑瞒报，中国疾控中心处在风口浪尖。尽管目前事实尚不完全清楚，当事人也做了回应，但有一点值得关注：17年来两次疫情中，钟南山至少已经纠正了中国疾控中心两次误判了。
17年前，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洪涛院士，他发现非典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衣原体，他向社会公布研究成果，通过新闻联播等权威媒体报道，将非典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这一说法被认为得到官方认可，成为非典“已经得到控制”的“医学证明”。
显然，衣原体之说误导了决策。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疗界人士没有盲从科研人员的结论，因为抗衣原体药物完全无效，钟南山在一次会议上发言，直陈这一结论科学依据不足。两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从此非典被称为SARS。
在这次新冠疫情初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院士，在1月4日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说，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徐建国还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直到1月15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仍然认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究竟是专家知道实情却隐瞒数据不报，还是报告后决策者没有当机立断采取措施，目前事实尚不清楚。但据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透露，19日钟南山到武汉后，当地、国家级专家把结果告诉了他，钟南山20日晚上接受采访，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披露有14名医务人员感染，“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接着武汉市卫健委作了披露。
钟南山又一次推翻了中国CDC院士专家的结论。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钟南山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由他在获得授权后披露符合程序。
问题是，符合程序不等于有担当、尽责任，钟南山不是第一批到武汉的国家级专家，冯子健透露的信息说明，他也是被专家们告知了情况，这些专家或许资历威望不如他，但从职责上来说，显然没有非要等到钟南山才公布预警的理由。
推测一下可能的原因：
1、正如公众和部分业内专家质疑的，科技部也已经提醒的，英文论文发得又快又多，却是按照科研的方式和思维，而不是预防医学和疾控的思维，第一时间公开数据，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2、鉴于当年洪涛院士的误判，吸取了教训，在下结论时过于保守。洪涛当时就认为，媒体留的余地太小了，可想而知，科研人员在媒体上轻率表态要冒风险。冯子健副主任也承认：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到 “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CDC是 “保守的”， “谨慎的”。
3、法律程序或者决策者的犹豫。如果只讲法律程序，疫情信息要卫生行政部门披露，但法律绝对没有限制科研专家写报告、提建议、接受媒体采访、谈预警性的个人判断。
4、这些数据是不是机密？当然不是，只是公开的早晚区别。但对科研人员来说，却是“金矿”。香港那位“逃兵”管轶，不就对没能像SARS爆发那次一样拿到论文数据大失所望嘛。
搬出行政上、程序上的理由可以有千万条，但科研专家这次不能完全免责，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位置和成果，而是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政府当然希望社会稳定，但绝不愿意铸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需要依赖专家的知识和建议。无论怎样甩锅，疫情初期，几位专家“可防可控”的判断，难道还是对内对外两个版本？
为什么钟南山能两次纠正科研人员的误判？
第一次，钟南山自己有总结：病原体查找过程中的最大缺憾，是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等没有能够与一线临床工作者进行很好的协作。“如果结合做，根本就不会发布这样的结论。”
第二次，恐怕道理有相通的地方。不晚于1月10日，专家们在收取到的数据中，就能从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中，意识到人传人的可能性有较大概率，就像SARS那次一样，不需要试剂盒、分离出病毒，临床诊断就应该用于指导疫情控制。
SARS疫情中，科研人员依赖电子显微镜观察作“衣原体是病原体”结论，这有局限性，被富有临床经验的钟南山推翻。
而这次疫情中，科研人员做到了严谨，却又过于保守，又一次被从临床经验出发，敢于担当的钟南山推翻。
科研中有挫折，有错误，这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现象，科学研究有一个过程，对病毒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钟南山两次纠正误判，并不是因为他有更多的学识，更不是因为他接近真理。他的经验、资历和话语权当然重要，但这些恰恰是从实事求是的经历中一点点取得的，别人即使步步都符合程序没有差错，也难以复制，正所谓“国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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