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高玉宝临终为何痛哭？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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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高玉宝临终为何痛哭？
2019-12-09
“和不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高玉宝证明了无产者可以掌握文化的武器。”
迄今为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高玉宝和流沙河有过正面的交锋，也就是说，没有看到高玉宝批流沙河，也没有看到流沙河抨击高玉宝。但毫无疑问，他们分属于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壁垒分明。导致这一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旧社会”的态度——
流沙河对“诽谤旧社会”的极度反感，证明他是“旧社会”的热爱者和拥护者，那是他曾经拥有但“不幸”失去的天堂。高玉宝则正好相反。他的传世名作《高玉宝》，包括他塑造的“周扒皮”形象，则是“诽谤旧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叫“控诉旧社会”）的经典。而他之所以要对旧社会进行血泪控诉，目的就是要让旧社会永远消失，一去不复返！作为各自阵营的象征性人物，高玉宝和流沙河谁占上风，将决定“旧社会”与我们的距离——消失了？更近了？还是卷土重来？高玉宝和流沙河的对垒证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甚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根本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主要转入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开始，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高玉宝与流沙河的对垒，也让我们再次回想起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发出的空谷足音般的预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高玉宝去世以后，媒体对他的报道，通常强调他从“文盲”到作家的经历，似乎他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典范，一个成功学的典范。成功学的本质，是尽一切努力追求个人名利的最大化。成功，即意味着对平民或草根阶层的抛离，实现了自身的精英化，变成平民或草根的对立面。但高玉宝的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他是以工农兵的一员的身份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在掌握了文化知识之后，他继续以工农兵一员的身份，来表达自己所属阶层的立场、情感，并参与到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来。高玉宝没有变成工农兵的对立面，成为流沙河阵营的一员。实际上，这正是高玉宝这些年来受到如此之多的恶意攻击和诋毁的真正原因！不难想见，如果高玉宝塑造一个善于经营的“闯关东”者周春富的形象，讴歌一下“闯关东精神”，或者在时代发生巨大变迁后修改一下对“周扒皮”的描述，把他塑造成一个爱国者，敢于和日寇周旋并且保护长工，就像杨沫女士对《青春之歌》所做的修改那样，那么今天何愁得不到流沙河那样的哀荣和主流文化界的依依不舍？和不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高玉宝证明了无产者可以掌握文化的武器，可以像毛主席所期待的那样，占领并管理上层建筑——尽管这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高玉宝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首歌，他正是在这首歌的旋律中，走完自己的一生的。高玉宝临终时，忽然痛哭。他的孙子高天晨这样回忆—— 祖父高玉宝昨天走了，他在病重恍惚中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等不到台湾解放了…… 唉，这就是一代老兵的心思。他们真是这么想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理解……当时爷爷一边哭一边说：“我完成不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任务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高度一万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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