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综观相关报道，但凡重大场合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近乎都会提到“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耐人寻味，意味深长，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广泛、深入、持久：党内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而展开的反腐败斗争，国内涉及脱贫攻坚、改革克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展开的斗争，还有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进行斗争，为争取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话语权而进行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起点。
一、新的历史阶段
当今，国际格局变迁、秩序调整进入关键时期。二战后，在同盟国胜利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美苏各自为代表、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相平衡相制衡的雅尔塔体系。然而，出于帝国不能没有对手敌人、不能停止扩张的基本原理，冷战随后开启，美苏东西方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斗争不断升级而且达到白热化境地。竞争、斗争最后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独霸而告终，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异常兴奋而忘乎所以地称之为“历史的终结”，断言“21世纪依然是美国世纪”。
然而，好景不长，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新经济泡沫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为伊始，而后又以次贷危机引爆金融大危机收官。大危机产生大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群体性加速衰落，与之相辉映的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快速崛起，彼消此长，构成了世界最靓丽的风景，也勾勒出国际社会新一轮大变迁的轮廓，揭示了“天变道亦变”的朴素真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2]正是在分化组合的转折点上，在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关键当口，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是三个‘前所未有’，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3]
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大变局时代，过去一切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经济持续增长、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推进等经济现象，无产者享受补贴、中产者安居乐业、富贵者穷奢极欲等社会现象，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甚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时代潮流，像空气与阳光一样再正常不过的东西，正在遭到普遍质疑，甚至有可能被抛弃、被颠覆。“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令世界瞩目。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与快速发展，中国不再是吴下阿蒙，社会主义现代化朝气蓬勃，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全面建成小康关键时期;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由大到强关键时期。昨天的中国还是世界的普通函数，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然而似乎一夜之间，今日的中国就突变为世界的重要变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4]“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5]“我曾经讲过，一个国家往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外部压力最大，一个是积贫积弱之时，另一个是发展振兴之时。现在，我国就处在由大向强发展这样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发展得越快，对外部的影响冲击就越大，受到的战略反弹力就越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6]
二、新的历史特征
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历史特征：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全球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矛盾尖锐化引发西方国家政治僵化与极化，为此不断向国际社会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加剧大国博弈白热化，世界无政府状况进一步恶化，变迁国际制度与推进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国际垄断资本为获取超额利润，谋求日趋扩大的势力范围，积极推动全球化，全球化导致国际垄断资本的实力与势力进一步增强，使得国际垄断资本愈发主导着国际金融、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金融资本厌恶金融稳定，犹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因此不断加剧乃至制造金融动荡，通过做多与做空，在动荡的国际金融中火中取栗，获取巨额投机收益。加之地缘政治动荡的助推，信息全球化的放大，“黑天鹅”满天飞势在必然，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势在必然，小动荡引致大危机势在必然，大危机带来大萧条大冲击势在必然。
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使得经济危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金融化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周期性基础上，又有了结构性与系统性特征。因此，经济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积聚，危机一旦在某个链条薄弱环节爆发后，会迅速延烧至整个世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与1929-1933年“大萧条”相比，在周期性与结构性之外，更具有系统性，由此引发的大冲击前所未有，要比昔日的“大萧条”更加严重。大冲击之下，世界经济走势既不是所谓“V型”(触底反弹)或“W型”(触底反弹无力再次触底而后回升)，也不是完美的“U型”(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即标准的周期)，而是一类“倒根号型 ” ( 
，即触底反弹无力而下滑而长期低迷)，经过数年的演变演绎，目前正处在其中的“L型”阶段，是谓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
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首先是美国次贷危机，而后是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遭遇重挫。社会“顶端10%人群”(实际上是1%甚至0.1%人群，即资产阶级)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极少一部分甚至更好。社会“底层50%人群”(即无产阶级)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不过依靠施舍，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国民经济重挫首当其冲的是居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40%人群”(即中产阶级)，倍受减薪、失业以及股市房市下跌导致资产缩水等多重打击，可谓“寒天饮冰水，滴滴在心头”。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得势以来，中产阶级满怀希望的上流通道(进入资产阶级)愈发狭窄，而残酷现实的下流态势(沦落为无产阶级)越发严重。美国等西方国家原本一直引以为豪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中产阶层的塌陷，而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峙的“M型”，即99%与1%的对立。萧条漫漫长夜，复苏遥遥无期，大众在苦海中挣扎，富豪在蜜罐中逍遥，“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着运动”由此兴起，加剧了本已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
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加剧，动摇了上层建筑的基础，在钞票与选票博弈的政党政治情势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越发僵化与极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政治共识越来越稀少，最大公约数越来越难找。在美国，共和党被茶党挟持，倾向极端保守右翼，唐纳德·特朗普成为政治黑马，民主党则被“占领运动”等社会思潮绑架，左翼色彩越来越浓厚，伯尼·桑德斯跃升社会红星。正是在这种越发不确定情势下，2016年总统大选，竟然成为“骗子”与“疯子”的角逐，将“比烂竞赛”进行到底。让世人大跌眼镜，甚至令精英跌出了眼珠，产生了十分混乱的误打误撞误判。长期以来，因不断兜售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而形成的美利坚“高大上”形象大打折扣。美国俨然从照耀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
美国实力与势力不断衰落，西方列强群体性衰落，而且还是在加速衰落。美国正在丧失领导地位，西方正在丧失主导地位。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此消而彼长导致国际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近500年来未有之变局。《易经》有云“群龙无首，吉”。霸主式微，群雄逐鹿，国际失序，大国博弈越发白热化。整个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况进一步恶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动荡连着动荡，危机接着危机。和平发展正在成为过去时，动荡危机正在成为进行时，战争革命正在成为不断迫近的将来时。实际上网络战、信息战、舆论战、金融战等等无硝烟战争早已打响，“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实质是反革命)早已来开序幕。
“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也要看到，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7]“历史一再证明，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各国安全紧密相关，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当务之急。”[8]
三、新的伟大斗争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冷静，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9]习近平同志解读，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涵义很深，既意味着要抓住机遇，更意味着要迎接挑战。[10]为此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1]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矛盾尖锐性、局面复杂性、形势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越发展就越会遭受资源环境等多方面要素的制约与掣肘，就越会遭受世界上那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嫉妒与作梗，就越会遭受国际反华势力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仇恨与破坏，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遭遇牵制遏制等内外阻力压力就会越大。中国的国家安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峻，不管中国人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各种困难都在那里，为此必须迎难而上，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征的伟大斗争主要表现在——
直面“四大考验”需要伟大斗争。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是，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如今，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在“四大考验”中，能否驾驭资本，成功经历市场经济考验至关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12]
应对“四大危险”需要伟大斗争。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中，“能力不足”的危险更加突出。“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13]存在明显不足的能力，不只是与群众打交道、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抓经济、促增长的能力，驾驭资本的能力，更在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于应对复杂社会问题、解决各种重大矛盾、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一言以蔽之，有效应对“四大危险”，就是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解决“本领恐慌”问题。
避免“四大陷阱”需要伟大斗争。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与巨大进步，彻底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改变了过去因为落后而始终面临着挨打、挨饿的危险境地。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是个发展国家，在由大向强的发展过程中，势必面临一系列“成长的烦恼”，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颜色革命陷阱等“四大陷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14]
完成“四个全面”需要伟大斗争。中国是个发展国家，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在，我们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15]
实现“四个伟大”需要伟大斗争。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党和人民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6]“四个伟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伟大目标需要伟大工程做坚强保障，以伟大革命为有效手段，伟大事业则是必然途径。“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7]
四、有矛盾就有斗争
凡是矛盾都有对立面，“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18]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应当直面而不是回避矛盾的对立面及其斗争性，应当视矛盾的性质、类型和环境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斗争方式来化解矛盾。斗争既有对抗方式，也有非对抗方式;既有剧烈的形式，也有比较缓和的形式;既有武装斗争，也有和平运动;既有合怯的形式，也有非法形式。如果是敌我矛盾，那么就是对抗性的，敌我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倘若又涉及到所谓重大利益甚至核心利益，那么势必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反之，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是非对抗性的，彼此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形下，使对立面的双方保持互相依存和互相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些对唯物辩证法一知半解抑或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段特殊时期过于敏感的人士，有时会偏执地认定，矛盾等同于斗争，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等同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际上，矛盾既有统一性也有斗争性，统一性就是强调合作共存和谐的一面，而且哲学意义上的斗争并不等同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本身违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错误思想与灾难实践，并不能否定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内含的真理意义。
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19]很显然，承认不承认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识别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那些口口声声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抑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鼓动家们，只要是在阶级斗争上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其实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有重大理论建树，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20]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然而，很可惜，“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极端政治纲领还是被尊重提出、被不断强化、被登峰造极地执行，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1]即便如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22]
邓小平同志科学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他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23]
党的几代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一贯的与一致的，显示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坚定立场、鲜明观点与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讲话中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24]党的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重申：“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五、新的伟大斗争是继往开来的斗争
多年来，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实践理性下，“阶级斗争熄灭论”占据绝对主导，导致一些党内同志与诸多社会人士对“阶级”讳莫如深，谈“阶级斗争”色变，“斗争”似乎被彻底“和谐”了。然而，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从来不避讳阶级与阶级斗争，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全书中就贯穿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思想，2011年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就用“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甚至“CLASS WAR”(阶级战争)来标识“占领华尔街运动”。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壮大的新生社会阶层热衷官商勾结，使得资本操纵问题愈发严重，横行于中国的跨国垄断资本、境内外敌对势力、国际反华势力渗透、颠覆、破坏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愈发变本加厉地实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威胁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安全。“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25]
中国人并非好斗，中国人民酷爱和平。多年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26]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27]国内外反华仇共势力一刻不停而且加紧折腾我们，围堵我们，颠覆我们，破坏我们。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复兴，西方视我为敌的势力则努力遏制阻止我们，分化西化弱化奴化我们，因此必然要进行斗争。斗争，不只是针锋相对，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而更有冷战暗战兵不血刃之战，是勇气与智慧的较量，充满者策略和艺术。斗争，既有一般国际关系抑或阶级关系的斗争，也有哲学意义的斗争，是对抗性与同一性的统一，既合作又斗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越发利益多元化、阶层阶级分化、意识多样化。由于长期埋头于和平、合作、共生，长期闷声发大财、发洋财、发横财，导致忧患意识与敌情意识淡薄，矛盾思维与斗争思维能力衰减。一些国内精英人士、资本势力长期替国际反华势力张目代言，或直接从事反华反共反人民活动。这些实质的敌我矛盾隐藏、掺杂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从而使得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异常复杂。针对日趋复杂的国内矛盾，必须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显微镜、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瞄准镜，准确而动态地区分形形色色的各种矛盾，科学而合理地使用宪法赋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一方面，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针对敌我矛盾，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持续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另一方面，对人民使用民主，针对人民内部矛盾，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求同存异，趋同化异，努力向中央看齐，向爱国主义看齐，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看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反抗民族压迫、实现国家独立的伟大斗争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28]新的伟大斗争不仅有阶级斗争，更有生产斗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斗争，是摆脱贫穷与落后、实现繁荣与均富的斗争。
实际上，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是一脉相承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62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向全党全国人民发起动员，“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29]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伟大斗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伟大斗争”的继承与发展，革命斗争的薪火代代相传，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长治久安就有切实保障，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2]习近平《在十八后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8月29日)。
[3]习近平《加快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2013年12月27日)。
[4]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4日)。
[5]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3日)。
[6]习近平《在听取空军工作汇报后的讲话》(2014年4月14日)，《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二)，第26页。
[7]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1日)。
[8]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4日)。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10]习近平《加快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2013年12月27日)。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1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0月8日)。
[1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
[14]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1日)。
[1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
[16]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2016年10月3日)。
[17]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
[19]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页。
[2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21]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8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2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26]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的讲话：“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27]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
[2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9]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02页。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3期，有删节，原标题为《伟大斗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起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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