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古田军号》：可贵的历史自觉

90多年来，人民军队的全部辉煌历程，都是遵循了毛主席在古田确立的一系列建军原则的结果，今后，人民军队要从胜利走向胜利，仍然要靠继续古田会议指明的道路。

 

影片对古田会议之前，毛委员同朱军长、刘安恭、陈毅等人就建军原则发生的一系列激烈争论的表现，实际上是对当下一个似乎约定俗成，许多人习焉不察，但却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惯例”的批判或矫正，这个“惯例”就是：在党史上，其他人都是一贯正确的，唯一犯了错误的人是毛泽东！

 

 

是的，毛委员发起脾气来是很吓人的，但这争论的背后，是中国革命的成败，是红军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尤其在红军创立初期，面对力量几十倍、上百倍于己的敌人，生死间不容发，毛委员并没有做谦谦君子的空间。

 

今天的观众也许已经很难理解，甚或有人会觉得毛委员有一点“霸道”，这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一团和气，只为私利争个不休。

 

毛主席后来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两句话：“路线之争，不得不争。”“原则问题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事实上，刘安恭很快就用自己的生命，为他和毛委员的争论做了结论。

 

 

毛主席是不是预见到了会有人指责他“霸道”？我们不得而知。但“争”也好，“不让步”也好，或者“霸道”也好，本质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作为革命领袖，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没有这种气质，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也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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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另一面是，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贯穿一生的革命情谊，证明毛主席是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后来又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毛主席的心底是最光明的，恩格斯赞扬马克思的那段话，也完全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古田军号》用生动电影语言，雄辩地阐释了一个常识：毛泽东是对的，在历史面前，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

 

这是一个常识，但在大银幕上表现出来，却不仅需要思想，也需要勇气。

 

《古田军号》的这种历史自觉，说到底，就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自觉地对历史进行修复，自觉地缝合历史伤口，自觉地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自觉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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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具有这种历史自觉。

 

比如，一部以周恩来总理为主角的献礼电影，就把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塑造成了“违心”的形象，尽管我毫不怀疑主创人员对周总理的感情，但仍然不得不说，这样的形象是对周恩来总理的一种伤害，因为影片把周总理表现成了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勇气讲出真相的人。

 

良好的愿望为什么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关键在于影片没有能够对“约定俗成”的、“主流”的、但却是错误的历史叙述进行辨析，更谈不上批判了，这就使影片失去了应有的感染力。也失去了与当下进行对话的能力。

 

其实，“违心”是一个很怪异的说法，也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说法。除了周总理本人，谁能代替他说“违心”呢？总理身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证明他“违心”。总理晚年，强调最多的是“保持革命晚节”，他一直自觉地、主动地紧跟毛主席的脚步，他担心过，也检讨过自己对主席的思想理解不够深刻准确，但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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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旋律电影，现在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什么是主旋律电影？简言之就是以价值观和思想性取胜的电影。

 

主旋律电影的生命在于思想性。没有思想性，不能回应当下的关切，不敢批判和反对错误思潮，随波逐流，尽管号称主旋律，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