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策国际传播中，西方一贯是奉行领导者的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个标准就是话语权。他们可以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弄得战乱四起，甚至变成人间地狱，但他们可以连一声道歉都不说，因为他们推动的是所谓叫“普世价值”，怎么可能错？
8月5日，在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第29期节目中，节目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对“西方民主模式”进行了把脉，支出西方模式存在“四多三少”的弊病。原文如下。
张维为：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那么所有竞争中其实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比方说美国它害怕华为，不仅是因为华为产品在5G领域内领先美国，而且实际上美国更害怕的是华为有可能主导未来5G的标准。
在5G领域专利方面，应该说中国公司形成了对美国公司的全面的碾压。据有关统计，截止今年3月，中国华为等公司申请的主要的5G的专利数量已经占了全球的34%，大幅度领先竞争的对手。那么谁掌控了5G的标准，谁就可能在未来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商机。
德国专利数据公司7月份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企业（华为、中兴、中国电信科技研究院、OPPO等）的5G专利数量遥遥领先
大家一定记得不久前，我们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宣布停飞波音737MAX8，实际上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标准竞争。按照美国FAA的标准，这款飞机还能飞，但按照中国民航的标准，这款飞机必须停飞。所以我们的标准显然是高于美国了。实际上过去我们民航业一直学习FAA的标准，现在确实在开始超越他们了。
中国政府这一决定产生了很好的全球示范效应，赢得了国人的赞扬，赢得了国外很多民众的普遍的赞誉。最后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纷纷宣布停飞这款飞机，这个倒逼美国FAA不得不宣布也加入停飞的行列。国内经常说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这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做得很好。但随着我们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我们在不少领域我们走在西方前面了，实际上也在逼他们进行反省，进行必要的改革，当然他们能否这样做，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企业、我们政府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这种标准竞争的意识，但在我们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意识还不够强，许多人还是满足于给西方学术西方标准打工，甚至想都不敢想，怎么可能超越西方，我觉得这种局面应该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走向终结。
那么世界标准的竞争大致有三种战略，一种是追随者的战略，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第二种是参与者的战略，也就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第三种是领导者的战略，就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这也是效果最佳的战略，华为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
在国际政策国际传播中，西方一贯是奉行领导者的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个标准就是话语权。他们可以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弄得战乱四起，甚至变成人间地狱，但他们可以连一声道歉都不说，因为他们推动的是所谓叫“普世价值”，怎么可能错？
叙利亚小学生在被炮弹炸毁的学校里学习
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整个非西方板块的崛起，我想西方这种仗势欺人，仗着标准欺负别人的霸道行径，必须终结。
沿着这个思路，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话题，叫做“
给西方民主把把脉”。那么“把脉”是个非常中国的词汇，中医的词汇。中医是按病人的脉搏诊断疾病，开出药方。
我认为我们今天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完全可以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的标准来诊断一下今天西方体制的问题，诊断一下这些问题的疾病和病因，然后开出中国药方。我想这也是中国为世界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
那么以我自己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把脉，我觉得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这样来概括，我叫做“四多三少”。
西方民主“四多”，首先就是太多“重财轻义”，也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结果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损害。那么“重财轻义”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公司的捐款，对团体的捐款，竞选捐款不设上限。随后在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定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
这个后来连美国一个已故的极右翼参议员麦凯恩也看不下去了，他当时这样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就刊过一篇长文，说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个美国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宫。这也是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最大的差别。那么英国牛津大学有位教授叫斯泰恩·林根
（Stein Ringen），他把这种金钱政治联想到古希腊民主是怎么走向覆灭，走向灭亡的。他这样说，他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当富人成为巨富，而且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治体制的时候，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天的英国和美国就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这是第一个“多”。
第二是太多的“争权夺利”。
我多次讲过，就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基因缺陷是权利的绝对化，导致“否决政治”盛行，妥协变得越来越难，美国政客也好，英国政客也好，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和英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非常分裂的版图。那么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经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就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关门了三次，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恶斗可以说创造了美国的历史纪录。
那么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相拆墙脚。他说甚至他们希望经济可以变得更加糟糕，只要有利于自己当选就行。所以他觉得这文章说，美国在选择自我毁灭。
第三个太多是太多的“饮鸩止渴”。
这首先表现在债务经济。就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的间接的福利支票，最后耗尽了国库，导致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泛滥，希腊还有一些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也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西方的国家几乎今天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的经济，也就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想办法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
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加州的政客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方法。那么导致什么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然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就陷入破产的境地。后来加州政府又想恢复汽车税，但是州的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
英国脱欧公投也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为了应对党内脱欧派的压力，当时的首相卡梅伦就决定豪赌一次，举行脱欧公投，结果犯了颠覆性的错误，但又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应对的预案。所以使英国经济今天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一种不确定的状况。
第四是太多的“空谈误国”。
今天的西方民主几乎成了无休止的口水仗的代名词。美国奥巴马总统是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在2008年上台的，入主白宫的。但他执政了八年，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呢？他承诺削减美国的国债，但美国国债已经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17万亿美元，他唯一兑现的大概就是他的医保方案，但是特朗普一上台又把它废除了。
希腊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整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一方面希腊依赖外部的资金来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任何这种安排。在2011年的时候，希腊领导人曾经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整个欧盟非常紧张，因为欧盟内部要自己成员国拿出真金白银来帮助希腊，谈何容易。那么西方模式特点是有福同享，大家争先恐后，有难同当，大家四分五裂。其实当时希腊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国内党派能够达成某种交易。所以我记得也是当时《金融时报》发表了这么一个评论，它说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对欧盟，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严重的后果。
空谈误国的表现，在西方国家治理方面就看到普遍的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冰岛领导人治理无方，国家就破产了；希腊和意大利的领导人，这也是治理非常混乱，导致现在很多深层次的危机；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小布什总统和他的整个团队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那么刚才和大家聊了西方民主的“四多”，现在我来谈谈西方民主的“三少”。
第一、太少的“实事求是”。
如果说中国这数十年的成功靠的是实事求是精神，那么西方民主今天最缺乏的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它突出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禁锢非常之多。我把它归结为，对内是选举的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
选举政治化意味着什么？就是政客所做的一切首先考虑的是选举政治的需要。比方说美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本质上是美国资本力量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控制所造成的。再比如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严重缺位造成的，但美国政府却铁了心，一定要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他们拼命炒作这些话题，什么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炒作所谓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窃取美国的技术等等，给中国罗列了一大堆的莫须有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际上我们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建过程中提倡的眼睛向内，举一反三，打铁还要自身硬，这是一种智慧。我觉得非常能够真的帮助美国摆脱这个困境。但这些智慧对于缺少历史感的美国可能有点太深奥了。
那么从对外政策来看也是的，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坦率讲，很多西方政客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你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指控中国全面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要替换美国总统，然后神情非常坚定地说：“美国不会被吓倒，美国更不会退缩。”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美国人的自信心下降得太快了。坦率说，中国人有点不太适应。还有口无遮拦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造谣和污蔑中国，从人权到华为、到5G、到“一带一路”、到中俄关系等等！他造谣污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好在他自己不久前公开承认，撒谎、欺骗、偷窃是美国中情局一直干的事情。
实际上我觉得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借鉴一下中国的干部学习制度，这美国领导人这个知识结构有点太狭隘，太老化了。
第二就是太少的“选贤任能”。
这个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今天的体制明显缺少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很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等等。那么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它产生的领导人往往是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他们关心的公关是包装，是曝光度，是粉丝量，特别是铁粉和脑残粉。那么治国理政经验和能力是不重要的，人品道德也不重要，只要能够忽悠到足够的粉丝，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大家可能记得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当时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发誓要把对方送进监狱。一位候选人被指责为生活极不检点，严重偷税漏税，还有通俄门。另一位有个叫“邮件门事件”，特别是美国大使惨死在利比亚，这个案件一直缠绕着她。那么这种恶语相向，竞相比烂，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他们辩论的内容如此之low，之低俗，很多都属于儿童不宜。
美国今天选民的困境是，这两个人都很糟糕，但又不得不选一个，要不就完全放弃。而且现在实际上这种状况正在越来越成为西方竞选民主下的一种常态。
另外，希腊破产也好，意大利政局乱象也好，实际上都和低能的政客有关。希腊的帕潘德里欧，我80年代去希腊时候他是总理，后来到十来年前还是帕潘德里欧，三代人都是希腊这种家族政治。
还有意大利贝卢斯科尼也是一种标志性的人物，是西方游戏民主一种典型的产物。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的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的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丑闻几乎从不间断，但他三度出任政府总理。那么这些国家都曾经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领导人就可以把整个的国库弄得精光。
如果说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功成不必在我。而西方走衰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届对着一届干，不停地翻烧饼。
最新的案例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马上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先是退出TPP，然后退出关于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还退出了伊朗核协定。
伊朗核协定应该是至少被奥巴马总统看作是他最重要的外交遗产，而且是美、中、俄、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进行了长达18个月，一年半时间谈判才达成的。但特朗普一上台说撕毁就撕毁，完全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这本身也重创了美国自己的信誉，重创了美国的软实力，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那么刚才谈了西方民主的“四多三少”，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举的例子主要来自三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希腊。为什么？因为希腊大家知道，是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是长期以来最不遗余力的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民主模式的国家。现在我叫做三点成一线，展现了西方民主制度一路走衰这个大势。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比方说很多西方国家，他有一些家产，包括国际殖民地时候留下来的财富，那么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或者“游戏”一番。但是在日益竞争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也会越来越难以继续。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来家产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对于很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我个人认为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基本上无药可救。
有人问我说，能不能给西方民主开几贴中国药方？我首先想到的是刮骨疗法，后来犹豫了，因为开了肯定没有用。西方怕痛，肯定受不了，还要说你侵犯人权。所以我暂时搁置一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方体制需要实质性的改革，特别是改变现在资本力量过大的这种深层次的问题，否则西方走衰的速度我估计还要加快。
那么如果刮骨疗法不现实，我们就来个保守疗法，那么也就是中国人成功一条宝贵的经验，叫做“与时俱进”。那么我们古代先哲就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代变了，非西方世界正在迅速的崛起，西方想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最后只会越来越被动。实际上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西方今天再不与时俱进的话，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危机。
我记得曾经在这个节目中我提过就是比利时经历了540多天没有中央政府的危机之后，有一批当地的知识分子一大个群体发表了一个叫《千人集团宣言》时间是2011年11月，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强烈的批评。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蛮精彩。它说你看除了民主之外，实际上所有的领域都在追求推陈出新。既然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仍然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
当然，西方能否做到，我并不乐观，主要原因是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扰，而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扰，需要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主导，这在西方体制下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不那么乐观。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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