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军号》，这个名字朴素得就像一件洗得发白散发着肥皂清香的军上衣一样，但讲述的故事却是真正的‘建军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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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当《建军大业》热映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说，何必叫“建军大业”呢？叫“三河坝阻击战”不是很好吗？因为在《建军大业》中，和“建军”有着决定性关系的“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并没有得到任何表现（只是在影片结束后的“彩蛋”里象征性地提了一下），反而是和“建军”并无太大关系的三河坝阻击战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表现。 相比较而言，导演陈力为自己执导的新片起了一个非常低调朴素的名字：《古田军号》。这个名字朴素得就像一件洗得发白散发着肥皂清香的军上衣一样，但讲述的故事却是真正的“建军大业”！
因为红军就是在古田的军号声中，被注入了灵魂，确立了一系列最基本的建军原则，从此，这支军队就成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百战百胜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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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一开始，就很有“穿越”的即视感。 在2019年春节，闽西客家人土楼火热的舞龙现场，围观的人群中，悄然出现了一个颀长的身影，他身穿灰布长衫，留着长发，含笑而立，看上去好生眼熟，他是谁呢？ 他就是年轻的、当年就在闽西召开古田会议的毛泽东！ 毛泽东从未离去，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这是许多热爱毛泽东主席的人民群众愿意相信，也以此来激励自己的一个美好“愿景”，在《古田军号》的开篇，这一愿景得到了形象化的呈现。 更重要的是，陈力导演通过这样一个简洁的镜头，于不动声色中建立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
历史是连续的，不是吗？
今天中国的一切幸福与成就，均和这位长衫青年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有关，也和在古田举行的那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有关。没有他卓越的领导和远见，“我们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甚至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个镜头是浪漫主义的，体现了电影语言独特的优势，但却让观众触摸到了厚重的现实，导演在这里表现出了很强的历史感，这是那些布满历史裂隙，自我吞噬的影片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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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中，青年演员王仁君扮演的36岁的毛委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眼睛干净明亮，笑起来亲切迷人，非常富有感染力。
如果说古月扮演的毛泽东，演出了毛主席的从容，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演出了毛主席的智慧和“霸气”的话，则王仁君扮演的毛委员，就演出了毛委员的热情、干练，以及“火爆”。
恍惚之间，你会觉得，不错，这就是那位刚刚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毛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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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也非常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方式，来表现毛委员丰富的性格和情感世界。
红军占领福建长汀之后，终于有条件让部队换上统一的制式军装了，但为了领章的设计，毛委员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的刘安恭发生了激烈冲突。
刘安恭坚持要在领章上加一条宽宽的黑边，以示对列宁逝世的悼念。但这一方案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毛委员也不赞成，情急之下，甚至说出了“这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这样的重话。 但是，等到新军装真的要下发部队的时候，刘安恭已经在进攻广东东江的战斗中牺牲了。虽然刘安恭带回的“苏联那一套东西”给毛委员造成过很大困扰，甚至一度使他失去了对红四军的指挥权，但刘安恭的牺牲，仍然令他心情沉重。
于是，毛委员主动提出，领章设计采纳刘安恭的方案，这不仅是为了悼念列宁，也是为了悼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井冈山斗争以来牺牲的同志们，包括刘安恭。 毛主席的铁血柔情、与人为善、把政治分歧和同志情谊区分开来的领袖品格，在这一细节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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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看了不少，总的感觉，也许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有的可能还会产生反效果，但《古田军号》却令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呢？
在《古田军号》中，我们感受到了坚定的历史自信。
以前的一些“主旋律电影”，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味道怪怪的？重要的原因是主创人员的内心深处似乎存在某种“原罪”或“前科”意识，总是想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做一些辩解或忏悔。
比如，十年前的《建国大业》就借毛泽东之口说什么“我们不懂经济”，“我们是请人家来一起建国的”之类的话，似乎我们党对建立新中国毫无自信，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
再比如，有的电影让周总理默认建国以后的政策是导致农民饿肚子的根本原因，这就把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时宣布我们已经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一笔勾销了。
但《古田军号》的主创人员没有这种可笑的历史失败主义情绪，影片当中也没有这种“怪怪的”东西，他们的四个自信不是挂在嘴边上，而是体现在作品当中；
另外，《古田军号》也不是一些人庸俗化地理解的所谓让领袖“走下神坛”，而是让领袖置身于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之中，从而使观众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并不是有了党，有了红军，胜利就会自动降临，没有在党内斗争中正确路线的胜利，没有毛主席领导地位的确立，就不可能有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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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的叙事方式，也值得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借鉴。
陈力导演采用了一个今天的年轻人，转述“我爷爷”——一个当年毛委员、朱军长身边的红军小号手——给“我”讲的故事的方式，使年轻观众比较容易地就走近了历史，曾经只能远观的历史巨人，也由此变得可亲可敬，可感可触。
当然，和任何电影一样，《古田军号》也是有瑕疵的。 比如，闪回的镜头太多，而且比较雷同，有时会让观众觉得难以区分，战斗场面为了追求壮怀激烈的效果，往往队形过于拥挤； 再比如，从陈毅自上海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到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正是影片的最高潮，理应是最令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段落，但却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畅快淋漓，结束得稍显匆忙。
但无论如何，《古田军号》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出现，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意味着主旋律电影开始突围，并且在正确的方向上找到了突破口，也意味着中国电影人的历史自信开始恢复，而这预示了中国电影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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