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古田军号》以直面历史真相的创作勇气，艺术再现了“古田会议”召开前后这段决定党和人民军队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进程。影片既继承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精神内核与创作范式，又在剧情设计、形象塑造和艺术表达等方面探索出独特、细腻的艺术特质与表达方式。同时，影片还在“大与小”“情与理”“悲与喜”“真与假”等元素的对立统一与有机结合中显现出对艺术辩证法的娴熟使用，从而有效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树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新时代的新标杆。
故事片《古田军号》在八一建军节之际隆重推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古田会议”90周年和“新古田会议”五周年献礼。该片以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为背景，直面党和军队发展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是一部在历史认知、思想认知和艺术探索上具有突破意义的非常独特的红色类型影片。
直面历史真相：《古田军号》对历史认知的突破
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等机构联合制作、陈力导演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首先突出的一点就是勇于直面历史和历史真相。特别是能够直面我党、我军在初创时期经历的极其艰难坎坷的探索历程，直面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发生的正面冲突。直面这样的历史真相，用影像语言讲述党和军队在革命斗争中所面对的重重困难和危机、所经历的种种冲突和挑战，以艺术化的手法再现这段决定党和人民军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凸显这段历史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我们党、军队和人民始终不忘初心、继续奋进，具有重大的思想认识和教育意义。
古田会议召开前，围绕着“红军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知。虽然他们的信仰一致，为党、为人民的信念一致，但是在建军、作战等理念的认知上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刘安恭来到红四军之后，这种分歧和冲突更是愈演愈烈。刘安恭曾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受共产国际理念的影响，可以说受到了正宗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熏陶，接受过正规军事学院的学习训练。作为带着共产国际使命归来的留洋人士，刘安恭对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不屑一顾，坚持用“攻打大城市”和“大规模正面冲突”策略来取代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尤其是在红军到底是服从前委领导还是服从军事首长领导，或者再明确地说，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争执不下。
《古田军号》剧照
在残酷的战斗中，刘安恭、朱德等人的指挥屡遭失败，刘安恭也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负伤，壮烈牺牲。在不断失去根据地、不断遭遇失败的血的教训和事实面前，红军将士上下一致认识到，这种不顾实际的与国民党势力的正面斗争是不会取得最终胜利的。而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才是真正根据党和军队实际情况提出的正确路线，能够解决党和军队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将党组织建在基层和“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才是带领红军不断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选择。这一关键的历史性转折，在影片对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特别是对毛泽东与刘安恭之间矛盾冲突的影像处理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
影片在对血雨腥风的艰难探索进行艺术再现的同时，还让观众领略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伟大人格与高远情怀，领略到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畏艰险的气概和一心为公的境界。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即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是“古田会议”精神传递出的现实意义，也是《古田军号》这部影片用生动鲜活的故事传递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大亮点：《古田军号》对红色类型影片的探索创新
《古田军号》是一部个性突出、特质鲜明的红色类型片。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多年的创作积累中，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创作程式，比如：宏大庞杂的历史叙事、气势磅礴的场面、“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形象、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等。这也造成了观众对于同类影片的刻板印象。而《古田军号》的突破在于：它既继承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精神内核与创作范式，又探索出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细腻的艺术特质与表达方式。尤其在剧情设计、形象塑造和艺术表达等方面，走出了相当独特的甚至另类的道路。
其一是独特的剧情设计。以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或红色类型片常常倾向于正面表达，对于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尤其是可能带来消极甚至负面影响的内容往往予以回避。而这部影片在剧情设计上却一反常态，直面甚至着力凸显了历史上古田会议召开前的冲突乃至对峙。在“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的领导人们围绕着“前委和军队的关系”“如何对待俘虏”“如何对待逃兵”“如何练兵”等具体问题，实际上处于激烈的争执和冲突状态。出于尽量规避这样的历史史实的谨慎考虑，许多影视艺术家在对“古田会议”这个重要题材的处理上往往浅尝辄止，甚至不愿碰触。或许，历史上真实而且激烈地发生在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是他们绕不过去的历史史实，而这个真相恰恰对于常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是不利的。以往同类题材的影视创作习惯于高歌猛进、永远胜利，习惯于精诚团结、淡化问题。而处理“古田会议”这个题材，设计这个题材影片的剧情，首先要面对的、也是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表现这一充满了冲突与对峙的历史真相。难能可贵的是，陈力导演率领创作团队不畏艰辛，深入闽西采风，没有回避、甚至主动面对这段充满冲突与对峙的历史，并将其呈现为具有强烈戏剧性和说服力的剧情。而影片恰恰是以这些充满冲突和对峙的故事情节还原了历史真相，构筑起一个极具真实感和代入感的历史故事。实际上，也恰恰是通过对艰难探索历史的艺术再现，才更让人感受到党领导军队不断走向胜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使观众在对艰难复杂史实的影像体验中更为充分地领略历史的魅力。
《古田军号》剧照
其二是独特的形象塑造。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相当大胆和具有突破性的。陈力导演首次起用众多青年演员来饰演革命领袖，着力展现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带领年轻的军队，克服艰难险境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饰演毛泽东的青年演员王仁君已在诸多古装剧和历史剧中成功塑造了一些历史人物。王仁君外形英俊挺拔，将其称为“银幕史上最俊美的毛泽东形象”也不为过。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在银幕上的毛泽东不再是那个气定神闲、成熟练达、举重若轻的伟大领袖形象，而是一个血气方刚、充满激情，但同时“固执”己见甚至意气用事的全新“时尚”的银幕毛泽东形象。这样的毛泽东形象未必完美，有着一般年轻人共有的容易产生的急躁和冲动，但又呈现出一位伟大人物在年轻时期经历自身和事业困境时的真实精神状态。这一集青春和激情于一体、更具丰富性和血肉感的人物形象设计，既符合毛泽东当年的年龄状态，也容易为今天的年轻人所认同，所接受。透过演员年龄与历史人物的接近来突显真实感与年轻态，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认知历史的真相、感受历史人物的鲜活，真正在传承红色基因中面向未来。王志飞饰演的朱德也不只是老成持重、憨厚朴实，显现出敢做敢当、英勇果敢、有脾气也有仁慈等更多元的面向，形成了一个更立体、更全面和更接地气的军事领袖形象。著名时尚艺人胡兵更是将自身俊朗、英武的气质充分融入到刘安恭这位历史人物的塑造中，将刘安恭身上教条固执的书生气、为信仰而战斗献身的英雄气概比较到位地表现出来，使这个历史人物呈现出丰富的性格色彩与独特的时代气息。
其三是独特的艺术表达。影片没有沿袭一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于历史叙事的惯性模式，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特定情境中自如地跳进跳出，形成了一种历史与现实相呼应、时间和空间自由闪回的独特艺术表达方式。这种表达突破了传统同类影片的叙事惯性，借鉴了许多类型电影的新的叙事手段与技巧。不论是“小号手”（即“我爷爷”）的角色设计，还是福建土楼载歌载舞的场景设计，均呈现出同一场景、同一角色在不同时空的闪回、呼应及跳进跳出，将壮阔的历史景观与当下的时代风情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由、立体又鲜活动感的艺术表达特质。这种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对接的表达方式，可以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尤其是“军号”作为全片的核心元素与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的贯穿与呼应的艺术功能，透过“军号”这一视角将复杂多样的历史与现实景观、剧情故事等有效缝合，构筑起既开放又聚合的叙事框架，这是该片在艺术表达方面留下的最重要的创新探索。
四组元素的融合：《古田军号》对艺术辩证法的娴熟运用
《古田军号》之所以取得重要突破，就是因为在多种元素的对立统一中，显现出对艺术辩证法的高超掌握与灵活运用，从而形成了成熟圆润的艺术表现力。在这部影片中，至少有以下四组元素的对立统一可以凸显出其对艺术辩证法的娴熟使用。
其一是“大与小”的有效融合。在这部影片中，既有宏大的土楼狂欢的场景、恢弘的战争场面，也有像军号、板凳龙、皮褥子等各种小器件、小道具的设计，这些小器物的细节处理貌似微小，却对宏大的场景和叙事起到不可替代的衬托和映照作用。如“军号”展现出平凡中的伟大、徘徊中的坚韧等人物品质，成为体现红军在艰难困苦中依然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鲜活精神符号；土楼狂欢中的舞龙细节则传递出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寓意。舞龙虽是一个民间的游艺活动，却在更深层次上映衬出红军和百姓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情感与精神关联；而朱德将皮褥子一次又一次地赠予毛泽东的细节更是显示出两位领袖人物的深厚战友之情，真实地展现出两人之间既冲突又和谐、既有激烈碰撞又能携手合作的高尚情操与伟大境界。可以说，影片中的小器件、小道具和场景细节的设计，有力地支撑了全片宏大的思想、剧情与情感的表达，这种“大与小”的有效融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二是“情与理”的相互交融。影片透过艺术化的语言阐明了许多革命探索的深刻道理，并用情感来衬托和表达理性认识。比如在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推出的背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曲折过程等史实的生动表达中，充分诠释出“党指挥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等一些在中国革命探索中形成的重要道理。同时，对这些道理的表达并不是简单的口号式、标签式、图解式的，而是在其中融入深厚真挚的情感，在感人的情感表达中去阐述这些道理，使道理更加生动鲜活且富于感染力。比如，朱德在面对抢夺老百姓财产进行私分的红军军官的时候，一方面要坚决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充满对这些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川军部下的不忍，表现出既痛恨这样的错误行为，又痛惜亲密战友的内心纠葛，传递出一种愤激而心痛的复杂情感；又如，朱德与刘安恭两人本志同道合、情深义厚，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朱德又坚定地与刘分道扬镳，显现出两人之间复杂的战友情感；令人感动的还有毛泽东、朱德、陈毅之间产生的赴汤蹈火、肝胆相照的深厚战友之情。这种情感既在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及人民幸福的奋斗中产生，也在彼此之间真诚的冲突和碰撞中产生；影片还生动呈现了“小号手”和领袖们之间亲如父子的情感，女教官与“小号手”的深厚情谊，林裁缝和他的儿子们的感情等。这里面有战友情、师生情、父子情等，共同汇聚成整部影片令人感动的情感故事，同时又在这些情感故事的演绎和表达中深刻、有力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必由之路的各种大道理。“情与理”的相互交融使影片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古田军号》剧照
其三是“悲和喜”的对立统一。影片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悲壮和悲怆的风格基调。红军将士们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这从整体上传递出一种悲壮、悲怆与悲情。同时，影片的高妙之处便在于不仅仅只是正面展示这些悲的状态，而且还在悲的表达中适时地融入具有喜感的故事、场景与形象，让喜的元素充实期间，使这种悲变得不再单调呆板，显现出悲喜交融的和谐状态。从审美的角度看，这种悲喜交融的状态使影片更具艺术的张力和审美的张力。如陈毅经常身处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为两人调和、消气的有趣情境；还有女先生教书的靓丽身影、老百姓欢天喜地庆贺丰收的场景及老百姓和红军在土楼舞起板凳龙的狂欢场面等等。这些充满喜感或喜悦的故事、场景和形象，以鲜亮而昂扬的姿态在全片的悲壮和悲怆总基调之中形成了非常有效的艺术缓冲。在悲喜交融的叙事和表达中，显现出的不是对总基调的颠覆性效果，而恰恰生成一种更具审美张力和影像冲击力的艺术情境，体现影片在艺术性上的高度成熟。
其四是“真与假”的有机结合。影片在整体上是基于历史真实的，或者基本上还原了原始场景，或者在真实环境中拍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影片中的土楼、街巷等都是真实历史故事和场景的发生地，没有任何虚构。但同时，该片也没有满足于简单地为历史真实做全面的自然呈现。为了体现出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影片主创也使用了恰当的艺术假定，用假定的设计去充实和提升全片的艺术感染力。比如对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卧室中间的推拉隔板小窗户的设计便不是真实的存在。虽然在福建一带民居中有这样的设计，但真实的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的卧室是没有这个隔板小窗户的。导演创造性地将隔板小窗户用于三位领导人的卧室，使其成为三位领导人之间互相沟通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这种假定场景的设计不但没有破坏历史的真实感，还以此增加了一些情趣，反映出更为深层的情感真实。这一大胆的假定设计使三位领导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以强化和升华，成为该片艺术叙事与艺术再现的一大亮点。
正是在“大与小”“情与理”“悲与喜”“真与假”等元素的对立统一与有机结合中，整部影片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也是该片为同类题材影片的创作留下的在艺术创新探索方面的突出亮点。
总之，在较为长期的艺术创作积累中，影片《古田军号》的主创者们用心、用情、用力去对古田会议前后的历史故事展开艺术演绎，也正是这种真心、真情和真力使得这部影片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艺术特质，获得了重要的突破，也树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红色类型片在新时代的一个新标杆，其留下的重要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去认真地进行梳理、总结，并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100875）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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