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阳明及其心学走红当代中国。有人认为阳明心学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21世纪一定是王阳明世纪”。将王阳明心学视为救世良方不过是以往某些人观点的翻新而已。有人臆造材料，强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更不可取。对王阳明及其心学应取具体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态度。将王阳明心学视为救世良方，主观愿望虽好，但完全不符合当代实际。
一
王阳明心学走红当代中国已有数年。但国内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从民间到官方，现在有一股王阳明热”，但也有人对此观点持有异议。2016年10月，一位名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没有感觉到阳明热。他希望通过学术论坛，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为树立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做出努力，让阳明心学思想真正进入每个中国老百姓的心窝。他认为，当今世界，风险和危机无处不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加上不时爆发的冲突、战争和恐怖活动、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人类怎么了？人类的命运命悬一线。”许多国家的智者不断发出人类正面临自我毁灭的警示。在我们国家，社会道德的滑坡，信仰的缺失，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同样存在。怎么办？“这30年逼得我不得不去关注社会，关注国际。一观察，我找到了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人心。”他认为，回看历史，中国的历代大儒其实一直在寻求人心灵问题的解决。“阳明心学的作用，就在于它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这位名人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所以一定要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但不能操之过急。和孔孟学说相比，王阳明的学说并不是很热，还是很冷清的。最后，他说，阳明思想不仅应该进学校，更急迫的，应该首先进党校[1]。两个月之后，在由中国社科院和宁波市政府合办的、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的以“阳明思想与世界文明建设”为主题的讨论会上，还是这位名人在致开幕式的贺信中说：“‘阳明心学’是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审美观的超越，为如何拯救人类的灾难指出了一条路径。”[2]很明显，在这位名人看来，王阳明的学说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也为如何拯救人类的灾难指出了一条路径。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知道这位名人、学者、教授，曾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颇能影响一些人啊！。
2017年，某位中央电视台走红的名人出版了《五百年来的王阳明》一书，为王阳明热又一次加温。为推介该书做的封面套上醒目标着：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值得当代中国人用心阅读的生命教科书等语。有的报刊发书评大力推介该书。看来今日王阳明的心学热决不是一般的文化现象。有位著名的现代新儒学家说：“21世纪一定是王阳明的世纪。” 此话为《五百年来的王阳明》一书第1章（类似一般著作的序）结束时所引用[3]，也为被有的推介该书的书评所引用 [4]。
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评价历来都有争论，可谓争鸣不止，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王阳明心学在反对僵化的程朱理学，重视主观能动性，重视个人自主性，不以孔子是非为是，提出知行合一，重视教育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发明清之际启蒙思想之先声。因此说王阳明心学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华，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完全可以的。简单全盘否定王阳明及其心学，则是片面的、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王阳明从自己为政的经历中得出：“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为此，他在镇压农民起义（即所谓的“破山中之贼”，《明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王守仁传”对传主“俘斩”、“杀害”、“镇压”农民起义的史实均有具体记载和揭露）和平息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同时，大力兴建书院，不遗余力讲学，宣扬“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以“破心中之贼”（即人民心中的造反思想）。王阳明以武力镇压和思想奴化两手竭诚为明王朝尽忠效力，企图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正因为如此，王阳明身前虽因统治阶级内部争斗而命运坎坷，但身后还是得到统治者的大力褒扬：追封为新建候，谥文成，祀文庙。尽管如此，明王朝终究还是在农民大起义中走向灭亡。在晚明时期曾流行一时的王阳明心学也很快就走向衰落。
若说整个王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或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这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不符合王阳明心学有因受时代局限而有糟粕的一面的历史实际。王阳明哲学也仅仅只是集中华传统文化中唯心主义心学之大成，决不是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更不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很快就受到唯物主义哲学家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人的批评。明清之际的进步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均对王阳明心学多有尖锐批评。王夫之指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是“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
（《尚书引义·说命中二》）。顾炎武甚至认为，明朝之所以亡是由于“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缘故
（《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那时代进步的思想家、哲学家代之以实学思潮的兴起。
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虽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学者推崇王阳明心学，甚至提出“新心学”，但未成气候。“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遂为数百年之思想界所忽视。”这是牟宗三等在1958年元旦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出的哀叹。该《宣言》力陈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之神髓”、“中国学术文化之核心”，在现代仍有其价值，不应弃之不顾。《宣言》以悲凉的心境呼吁西方学术界要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重视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东西文化精华，以共同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开出新路。《宣言》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有其意义，就此而言，《宣言》是有价值的。客观地讲，1958年的《宣言》，并无今天某些人鼓吹的阳明心性之学是医治现代社会病的一剂良药的奢望。
二
应指出，将王阳明心学视为救世良方也不是什么新见，只不过是对陈货的翻新而已。
王阳明哲学传到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后对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曾影响了一批“维新志士”，这是历史事实。但有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整个近代的崛起是“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关键只在实行了‘知行合一’四个字”，是阳明心学“在别的国度的开花结果”[5]。这种观点显然是极度夸大了阳明心学在日本影响的作用。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起初亦有上述类似观点，但在撰著《孙文学说》时改变了上述看法，认为日本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6]。其实，王阳明哲学对日本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负面作用是成为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有的日本王阳明学者的思想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驱使许多日本无辜的人民走向死亡[7]。
在20世纪，我国竭力推崇、提倡王阳明哲学的最力者要数蒋介石。他在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诸多讲话和文章中反反复复申说：日本之所以强大，称霸东亚，就是因为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中国的哲学，特别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他们得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做他们的立国精神，拿着这个哲学来侵略别的国家，打我们中国，而我们中国人却不能保存，不能应用，不能发扬固有民族精神，不能实行知行合一、致良知，结果导致今天的弱势。他认为，今天要救党国，没有旁的，就是重新拿起王阳明哲学，把自己的良知发现出来，恢复固有的民族精神。他把王阳明心学演化为愚民的力行哲学，鼓吹良知源于本心，不必外求，只须跟着他去力行就行了，不成功，便成仁，让部下盲从为他卖命[8]。蒋介石到台湾后，继续推崇王阳明，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并作为寓居之地。蒋介石推崇王阳明，王阳明心学确实成为力行哲学的精神来源，这是历史事实。其效果如何，人所共知，无须在此赘言。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有的宣扬以阳明心学救世的观点不过是在重复蒋介石的思想。不了解这一历史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看蒋介石的著作。看来毛泽东劝同志们读一读蒋介石的书是有道理的[9]。
三
有人在报刊发的推介《五百年来王阳明》的书评中说，“毛泽东曾经潜心研读王阳明著作”[10]。有人在网上说，“毛泽东是王阳明的忠实拥趸”。有人说得更具体：“少年毛泽东曾服膺王阳明，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字逐句做批注。”又有人神乎其神说：毛泽东早年在逐字逐句批完《王阳明全集》叹服之余写道：“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餘子。”笔者学习、研究毛泽东近半个世纪，却从未听说过以上史料。请问：有何证据证明毛泽东早年曾潜心读过《王阳明全集》、《传习录》？这“逐字逐句做批注”的书在何时、何地、为何人所发现？今天该批注的书又在何处收藏？笔者深信，上述“潜心研读王阳明著作”、“逐字逐句做批注”、“诸公碌碌皆餘子”云云完全是子虛乌有的编造，毫无事实根据。
有位大家为了替“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论证，大段引用毛泽东学生时代写的《心之力》一文中的话[11]。其实，此文不过是几年前，有人编造的在网上流传的伪作，其用心是以此来抬高王阳明心学。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同美国记者谈话中说：在杨昌济老师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的书
（按：即德国伦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济昌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12]《心之力》的文章并没保存下来，这是研究毛泽东的学者皆知的事实。凡是对毛泽东早期著作稍有研究的学者，一眼就能看出网上流传的有数千字之多的《心之力》一文是今人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文字拼编的伪作。事实上，网上也早有人揭穿了这一点。如毛泽东自己所讲，《心之力》一文是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启发写成的，他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与王阳明关系不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上述回忆，只是在真实叙说自己的学生时代的生活经历，表达对老师的敬佩之情。他说“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老师则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显然此回忆决不是在肯定早年的唯心主义观点，肯定《心之力》，相反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对我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研究把握。1936年斯诺在采访毛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13]。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其中无疑包含有对王阳明心学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的批判吸取与发挥。从思想上讲，传统心学对毛泽东确实有影响，这是应承认的。他在抗大讲哲学时曾用“‘知行合一’论”来表达能动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4]。他在批评以非历史主义观点看剥削阶级思想时指出：“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15]但前面所引的诸多臆造之言，则毫无根据地夸大王阳明心学对毛泽东的影响，硬拉毛泽东来为“阳明心学热”抬轿，则极不可取。
王阳明走红当代中国，亦引起境外媒体关注。有文章写道：“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扰乱人们的心。”[16]说中国“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的话过于绝对了，不能苟同。但他提出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国学界重视。
四
王阳明心学中某些内容可经批判改造后可为今天所用，古为今用，这是肯定的。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修身，强调治学是“为己”（即提高自身修养、素质），而非“为人”（即装饰自己，给他人看而已）。王阳明发挥了儒学的这一优点。他强调知行合一，意在矯正当时知行分离、言行不一的社会病。从修身上讲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党批判地继承吸取传统的修养论，形成了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的“修养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现实意义恐怕主要在于有益治疗当今社会上、尤其是党内普遍存的不注重人身修养和言行不一、知行分离、伪言伪行的痼疾顽症。当然，如李大钊所指出的：“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仍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7]因此，我们强调修身时要注意把修身与完善个性统一起来、把党性与个性统一起来。
若说五百年前没有能挽救明朝灭亡的王阳明心学却在21世纪能治疗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癌症”，能为“拯救人类的灾难指出了一条路径”，这恐怕只是某些人的自我梦想。笔者絲毫不怀疑持此论者的主观愿望是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正因为如此，必须指出，这类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主观愿望是脱离实际的、有害无益的空想。为什么？道理很十分明显。第一，“开药方”者对中国与整个人类现状的“把脉”不准：把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人心”。这显然是极其片面的观点。其实当今人类的“社会癌症”、精神性“疾病”、种种危机等均是“表”，而“本”则在于今天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制度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把脉”不准，开的任何“药方”都无用。第二，王阳明心学的“药方”本身就有问题。王阳明心学认为：“良知”源于本心，不必外求。良知即天理。何谓天理？说穿了、说白了就是封建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怎样才能明天理、致良知，做圣人？王阳明的“处方”是：只须“去人欲、存天理”而已。在这一点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并无本质区别，均是“以理杀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此类中世纪的“药方”能治疗21世纪的“现代病”吗？答案无须在此多言。笔者以为最好先治疗某些人的“复古病”。
2018年是马克思诞生200周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伟大的日子。在纪念这伟大的日子时候，每一个关注21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对近年来“21世纪一定是王阳明的世纪”、“阳明心学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要进教材、进党校”一类舆论难道不应当关注吗？对王阳明心学热难道不应当关注吗？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但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存在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对传统文化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任务[18]。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有关对待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思想和方针，反对虛无主义、复古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防止片面性和极端化。
参考文献：
[1]许嘉璐：阳明心学是治疗今天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来源:央视网 2016年10月13日。
[2]张彦武：《海内外学者热议“阳明思想与世界文明建设”》， 《 中国青年报 》 2016年12月19日 。
[3]郦波：《五百年来王阳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4]肖峰：《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王阳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又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9月5日。
[5]郦波：《五百年来王阳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353页。
[6]孙中山：《孙文学说》（1919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印，第158-159页。
[7]参见王守华、卡崇道著的《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29页。
[8]详阅蒋介石：《研究中华民族致弱之由来与日本立国之精神之所在》（1932年5月9日）、《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1932年5月16日）、《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精神》（1932年6月6日）、《行的道理》（1939年3月15日）等。
[9]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6页。
[10]肖峰：《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王阳明》，《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又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9月5日。
[11]陈先达：《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性》，《光明日报》，2017年4月17日。
[12]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2页。
[13]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页。
[14]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15]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16]郑永年：《中国知识悲歌的时代》，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6月6日。
[17]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18]习近平：《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9自2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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