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下午2点。任正非在与美国《连线》杂志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和美国作家、思想家、未来学家、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交流采访。任正非表示,我们先前没有意识到(情况)有这么严重。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就像一架烂飞机一样,我们保护心脏,保护了油箱,没有保护其他的次要部件。所以未来两年公司会减产,我们估计会下降三百亿美金(约2000亿人民币)。任正非说:华为在今年和明年,销售收入都会在一千亿美元左右。但是任正非补充,2021年我们可以重新焕发勃勃生机,重新为人民为社会提供服务。因为这两年我们要进行很多版本的切换,这么多版本切换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一个磨合,需要一个时间的检验。当我们走完这一步我们已经变得更坚强。此外,任正非还谈到,“我们将五年内投一千亿美金,对网络架构进行重构。从而使它变得更简单、更快捷、更安全、更可信。”任正非也表示,华为不会在一些领域里面偶然有一点点领先就得意忘形,“不会的,我们是跟社会开放共享的。我们认为就这一点来说,世界实行科技脱钩的方法,两家都是受害,不会有哪一家是赢家。”对话部分重点在100分钟的交流中,三位人物的对话涉及经济、思想、未来,以下是对话的部分重点:任正非:“移动通信不是华为发明的,光纤通信不是华为发明的,移动互联网不是华为发明的,只是这些东西我们做得最好,其实华为在社会发明上,对人类的贡献还是小的。我们主要是在工程能力上起到了作用。”任正非表示,没想到美国打击华为的决心这么强硬,我们甚至不能参加一些组织。不过我们认为这些不会阻止华为前进的步伐。任正非预计未来两年,公司会减产300亿美金(约2000亿人民币),在未来两年中进行版本的切换与磨合,2021年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任正非:华为百分之百是没有后门的,愿意与全世界国家签订无后门协议。华为公司在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没有出过问题,证明是安全的。任正非:华为公司不会在有一些领域里面偶然有一点点领先得意忘形,我们跟社会开放共享的。我们认为这一点来说,世界实行科技脱钩的方法,两家都是受害,不会有哪一家是赢家。任正非:有可能有一些公司没有我们这么强大,可能就很谨慎的使用美国要素,使用美国的成分,这对美国经济会造成一定伤害。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很坚强,我们是打不死的鸟。我们将五年内投一千亿美金,对网络这一个架构进行重构。乔治·吉尔德:我觉得华为在所有的全球的公司之中,也许华为就是定位最好的一家公司,它能够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可能它就是唯一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如果说贸易协议能达成一致的话,很显然这个不是在于说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在于别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贸易摩擦也必须要结束,而且我觉得一点肯定会更早结束,而不是更晚解决,我也是为此祈祷。现场对话以下是记者整理的现场对话内容:问:是政治问题还是科技问题?内格罗蓬:我认为美国目前正在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应该是说由美国不正当的行为来禁止华为的业务。这种重塑网络的格局,或者说让整个网络崩溃瓦解,让彼此不再互信。这个问题是华为能解决的。我认为更多的是文化问题,我是代表自己过来这边的,我非常惊讶的是,我们40年前也来过中国,我们也有政治分歧。但我们同意的是,美国在犯错误。我在摩托罗拉做过董事会成员,我们推崇的是开放信息,开放技术。我们不仅仅重视商务、贸易、合作。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人保持开放。我觉得世界应该更多的开展合作,而不是世界领域开展敌对。任正非:我觉得社会更主要的目的是创造财富,社会要合作共赢。每个国家孤立发展,信息时代是不可能的。以前因为交通等原因,一个国家可以做缝纫机、拖拉机。但信息社会是不可能,赶上文明的需求,更低的成本来感受到新技术的红利。根本性的问题,人类社会要走向共同合作的发展,经济走向全球化是西方先提出来的,我们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但全球化会有波澜,需要各种规则去解决,不是采取极端的方法。科学家有发现,政治家有引导,企业家有创造,全世界共同努力发展。问:怎么去和美国企业打交道?任正非:我们过去30年的发展,离不开发达公司对我们的帮助,现在受到挫折,不是他们的本心。是政治家的不同看法。我们会有市场上的竞争、有矛盾。但我们没想到美国打击中国的战略决心这么大,打击我们的面如此的宽泛,不仅是打击零部件供应,不能参与组织,不能和大学合作,甚至不能和有美国成分的部件去连接,我们做公有云的情况下,可能又要去做私有云。我们以前的想法,没想到这么严重,我们是做了准备,我们就像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心脏和邮箱,没有保护其他部分。我们今明年预计减产300亿美金左右,都在1000亿美元总营收左右,2021年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为人服务。这么多版本的切换,需要磨合,需要时间检验。我们更强大以后,就更不害怕使用美国的零部件,和他们合作。如果没有我们这么强大,就会害怕和美国公司合作,这对美国也是有伤害的,我们很坚强,死不了。乔治·吉尔德生于1939年11月29日,是美国投资家、作家、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毕业,并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20世纪80年代,他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90年代成为新经济最重要的鼓吹者之一,是《财富》、《福布斯》、《哈佛商业评论》等著名杂志的撰稿人,著有《电视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微观宇宙》(Microcosm)、《企业之魂》、《财富与贫穷》和《遥观宇宙》(Telecosm)等多本著作,集“作家、思想家、未来学家、技术预测家、产业分析家、经济学家”等无数头衔,是一个产业博学家。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生于1943年,是MIT媒体实验室的主席和共同创办人,OLPC基金会主席,并且是媒体科技的Wiesner教授。内格罗蓬自1966年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是建筑机械集团的奠基人,负责许多人-机界面接口的关键新技术。他出版了《New York Times》的最畅销杂志《Being Digital》,该读物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内格罗蓬担任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且是一个以投资信息与娱乐科技为主的风险投资公司的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他是WiReD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是一个投资超过40个(包括三个中国的)企业的”天才投资家”。此次对话将全程对外直播,届时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旗下节目《世界观察》的主持人田薇将主持这次本次会谈活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