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最新强调的20万亿的国家大战略，长三角做到什么程度了？

 

       高质量发展阶段，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攥指成拳”？打通省际断头路，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跨省市“一网通办”，市民和企业能享受哪些便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如今推进得怎么样？ 这些你我关心的问题，最新出版的瞭望周刊统统作了回答。

这是个20万亿级的国家大战略，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上海需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上海的主流媒体也责无旁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第一财经》、《澎湃》、《界面》、《看看新闻Knews》、《话匣子》纷纷转载，阅读量迅速突破百万。

 

 

 

 

长三角一体化，瞄准强劲增长极

文丨季明 何欣荣

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

5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将迎来更加清晰的行动指南。

自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中重要的“一着棋”加速了落子布局的速度。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从1992年建立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算起，区域合作机制迄今已是第28个年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2018年，实体化运作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挂牌，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编制完成为标志，分解了300多项具体任务，明确了一体化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推进。2018年，三省一市以占全国3.7%的土地面积，聚集了全国1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3.5%的经济总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展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窗口。

站在全面提速的新阶段，按照中央部署，长三角一体化瞄准了更广阔深远的目标：

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长三角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排头兵；

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要完成这一国家使命，长三角一体化还有一些重大任务需要完成。目前，长三角一体化仍存在区域合作不够充分、改革发展不够平衡等问题。面临进一步打破区域市场壁垒，通过产业布局一体化破解同质化竞争；通过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要素流动，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等任务。受访的多位专家指出，当前，需抓住基础性、关键性领域与环节，充分发挥地方改革的积极性。

 

2018年12月25日，杭州至黄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杭黄高铁建德站 徐昱摄/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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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进程按下“快进键”

 “本车由东方绿舟站开往黎里古镇……”今年3月中旬的一个晴天，连接上海青浦和苏州吴江的7618公交专线上，乘客挤得满满当当，很多人是特意赶来“尝鲜”这班新开通的跨省公交车。

上海市民老朱从南浦大桥附近的家中乘了一个多小时地铁，赶到东方绿舟站乘车。对他们来说，7618路即将前往的黎里古镇虽不陌生，但此前从未纳入过他们的旅游计划。“乘公交车笃笃定定地过去，很适合我们年纪大的人。”

来自交通部门的信息显示，当前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的跨省公交线路已初成规模，串联起了江苏吴江、上海青浦以及浙江嘉善等地，形成了与常规公交线路融合而实现全境通达的交通网络。

跨省公交是一个缩影。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说，原来长三角三省一市间也有不少合作，比如省际断头路的打通、黄浦江漂浮死猪的治理，但这些合作都是基于单个项目，成果是零星的、局部的。随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推进，制度性、系统性的成果开始批量出现。

由上海市松江区发起的G60科创走廊，是此类系统性合作的代表。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沪苏湖高铁这两个交通大通道，2018年6月，苏浙皖8个城市齐聚上海签署了共建共享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湖州、杭州、金华，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长三角的九个城市(区)组建了全国首个跨省实体化运作的一体化发展集群。

平台搭就，区域协调发展的红利持续释放。比如在产业一体化布局方面，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在金华成立了新材料产业联盟，在芜湖成立了机器人产业联盟。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成剑说，企业在上海松江建设正泰启迪智电港，在浙江嘉兴布局华东智慧能源与电气产业基地，在安徽合肥设立智能电力制造设备基地，在G60科创走廊沿线开启了“三城”模式，实现了产业链、价值链的最优配置。

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在G60科创走廊自由地奔涌，协同创新，在“卡脖子”重大领域实现了联合攻关合作。

为推动5G的落地，三省一市的代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5G创新发展联盟倡议书》，提出在长三角率先布局5G网络建设，开展综合应用示范。长三角的档案部门牵起手来，提供民生档案“异地查询”便民服务。

政府的心态也更包容，松江区副区长高奕奕说：“近年松江有一些利税大户转移到长三角其他省市，我们乐见其成，还扶上马、送一程。”

 “现在长三角各地各部门制定文件时都会想到一体化，搭建平台也是基于一体化。”马春雷表示。以三年行动计划为例，里面分解了300多项具体任务。不仅步子实，而且突破了以往本行政区给自己做规划和上级部门给下级做规划的传统。由四个不同的行政区，平等协商制定了一个跨行政区的规划，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

安徽是长三角“扩容”后的新加入者。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说，合肥正在全面参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重点推进合肥与上海张江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横向错位、纵向协同，支持跨区域的创新主体待遇互认、人才柔性流动、社会保障政策“通兑”。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长三角一体化决策咨询专家周振华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在从过去垂直化的产业分工、贸易分工，转向水平化的要素分工、价值链分工，资源分布也从过去外围向中心集聚的等级结构转向区域网络式结构，合作大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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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关键领域重点突破

 “长三角不仅是国家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更应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要实施重点突破，抓住基础性、关键性的领域与环节，推进一体化发展。”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以下四方面的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发展大局中需求迫切、作用关键：

基础设施优化配置。长三角是全国交通网络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高层次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已不再局限于打通“断头路”，而是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内优化配置基础设施资源。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表示，当前以上海港和上海机场为中心的长三角港口群和机场群整体能力和集中优势还不突出。比如在机场方面，上海航空枢纽的国际门户功能仍需强化，而区域内机场容量和空域资源非常紧张，各地机场在远程国际航线开辟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竞争，需要加强统筹和协调。

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记者调研发现，长三角区域的市场壁垒、地方保护等现象仍然存在。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在跨地区的销售中，不能享受相应的资金、政策、保险等支持。跨省市的执法联动力度不足，尤其是在保健品市场整治、传销监管等重点问题上，联合执法合作仍待加强。

推动产业一体化布局。适度竞争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和形成产业集群，但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也浪费了很多资源。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如果长三角各地一窝蜂上项目，蕴藏的风险不言而喻。

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记者调研了解到，尽管在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轨道交通跨省扫码通行等方面，长三角在全国率先示范。但公共服务领域的堵点仍不少，如卫生健康领域，目前长三角的医疗机构间缺乏医学影像、检验结果互认机制，导致患者异地就医体验不佳。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表示，要探索加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的衔接，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实现“一卡联通”“一卡结算”，切实增强百姓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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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以上，机器人产能占1/2，信息服务业占比1/3，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占据半壁江山，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占全国的1/3……长三角三省一市2018经济年报“成绩单”里，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蓬勃增长，已经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

数据显示，2018年，G60科创走廊九城（区）GDP占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量近1/4，研发投入达到1598亿元，发明专利授权3.8万项，高新技术企业15816家，成为最有条件打造“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示范走廊之一。

基于全球经济放缓、国内经济主动调结构等诸多因素，长三角地区一边放眼全球前沿产业，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一边用信息化、智能化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用“壮士断腕”“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

区域经济结构在升级中逐步优化，浙江日益成为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的沃土，杭州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逾50%；江苏加快形成集智能设计、智能产品、智能装备和智能技术及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上海认准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建设全球卓越制造基地；安徽科技制造业全面发力，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不断加深，区域内各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释放。以浙江嘉兴为例，2018年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率41.3%，居全省第一位；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比重12.6%，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39.7%，均居全省第二位。嘉兴市市长毛宏芳说，嘉兴区域面积较小，这些成果跟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密不可分。

产业园合作模式进入新阶段。被称为苏南发展模式“撒手锏”的苏州中新工业园，在经历20多年开发建设后，从发展初期的学习借鉴、要素集聚为主，进入了辐射带动的新阶段。在以市场化形式与安徽滁州跨省域建立了苏滁现代产业园后，2018年底，在浙江嘉善打造升级版苏州工业园，聚焦发展智能传感产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启更高水平规划、更高起点发展的区域合作新探索。

金融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成效显著，初步形成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的区域金融发展新格局。”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军说。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不久前在上海正式落地，这一由上海国际集团牵头发起的总规模1000亿元的产业基金将通过对“硬科技”等方向的重点投资，加速长三角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同发起方包括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实现了资本在跨行政区域、跨不同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间的深度合作。

为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线的9个城（区）日前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战略合作，上交所将设立上证G60科创走廊综合指数和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两个指数的编制，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与科创板精准对接、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也是反映长三角科创活力和竞争实力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上海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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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制度壁垒深化区域融合

从上海松江出发，行车半小时后，陈磊驾驶的汽车驶入浙江嘉善“归谷智造”小镇，这里是他上班的地方。和很多创业人才一样，陈磊走的是“安家在上海，工作在嘉善”的道路。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是陈磊将公司落户浙江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三省一市合作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比打通有形的道路更难的，是突破无形的制度壁垒。比如，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小规模研发在上海张江，随着产能扩张，到了江苏或浙江，虽然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比原来的档次更高、用的设备更好，仍然要二次认证。如此一来，企业的生产成本、开拓效率都会受到影响，像高新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就无法及时享受。

地方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苏州市常务副市长王翔说，苏州的轨道交通S1线去年已经开工建设，未来将与上海的轨交11号线实现跨省衔接。在硬件日臻完善的基础上，今年苏州将持续推动长三角的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与其他城市共建养老服务设施。推广医保异地结算系统，努力实现退休异地安置人员医疗费用联网实时结算。

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在长三角地区已有尝试。流经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是目前国内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2012年，安徽、浙江以水质“约法”，共同设立环境补偿基金。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则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若年度水质达不到考核标准，则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治理。2018年，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已进入第三轮，由此形成的“新安江模式”在国内多个省份推开。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是一个缩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不能避谈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正确的态度是不仅要谈，还要拿到桌面上来谈，形成一套管用的制度体系。”周振华说。

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要善于运用市场化的方法。比如，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中，浙江海港集团和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签署了小洋山综合开发合作协议。浙江方面以土地和现金作价，向小洋山集装箱码头的建设和经营主体增资。以资本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通过股权合作方式，沪浙双方在小洋山港区的合作开发中实现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和指导。记者在三省一市调研了解到，长三角各地在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的经济指标统计、农地占补平衡以及税收分成等利益关系方面，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期待国家层面以税收和经济统计为突破口，加强对跨省市利益共享机制的研究，在探索建立有利于跨省市重大产业项目迁移的分税和统计机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同时加强对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是一个大课题，在实践中仍需继续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马春雷说，只要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推进，就能产生合力效应，形成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极，参与全球竞合。

延伸阅读一 ：

长三角产业地图呼之欲出

文丨陈刚 屈凌燕 姜刚 郑钧天

长期以来，产业“同质化竞争”是制约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产业竞合关系进入新阶段，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产业结构相似性、优势产业重合度依然较高，地区间合作机制不完善，仍需大幅提升产业布局规划高度、转移承接有序度、资源要素流动自由度，科学构建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协同式、嵌入式的长三角产业生态圈。

 

2017年7月12日，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的集装箱码头 胡锦渠摄/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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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一体化呈三大新特征

随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推进，市场主体闻风而动，各地积极行动，氛围浓烈。

 “市场主体主动提前布局、提前转移。去年6月之后，洽谈签约的长三角项目有56个，上海的占8成。”安徽宣城经开区副主任张旗会说。据统计，2018年，宣城市来自沪苏浙的投资占比达8成、重大项目占比过6成。在浙江嘉善县，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项目落地，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第一个区域合作的重大产业平台。

记者调研了解到，从企业自发到政府引导布局，从竞争到协同，当前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呈现一些新特征：

从产业布局看，由垂直分布向水平分布、从梯次布局向块状布局过渡。同时，企业总部、研发基地、生产基地在长三角内协同布点趋势明显。以往主要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安徽，也出现了占据产业链高端、在全球布点的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泰州民用造船量2018年超过上海，以前是不可能的。”新扬子江造船董事长任元林说，企业的总部和生产基地在江阴、泰兴、靖江，研发中心在上海，在太仓还有一个海装工程中心。

从产业转移看，由自发点状转移向区块转移，由单纯企业承接转变为管理承接和平台建设。“过去是来一个项目落一个，现在松江企福集团等运营管理公司、基金公司纷至沓来，着眼于打造平台，迎接下一波分工协作。”张旗会说，通过园区共建、精准招商等，宣城当地正在推进的松江产业园、即将新建的数控机床产业园等项目，将有针对性接收沪苏浙产业转移。

从产业协同看，促进产业内部联动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产业联盟、产业基金等登上舞台。如由40多家纺织服装协会、企业成立的“长三角时尚产业联盟”，探索加强区域联动、产业升级服务。沪苏浙皖四地“长三角健康产业联盟”通过组建长三角健康产业基金等，促进产业链在长三角有效分工与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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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重合度依然较高

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长三角产业结构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共建园区等“飞地经济”，仍存在发展规划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资源要素自由高效流动仍待破题等问题。

——优势产业重合度依然较高。统计显示，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被长三角半数以上城市列为主导产业或者优先发展产业；在长三角区域“十三五”规划中，有26个城市将汽车产业作为优势产业或者重点发展产业。同时，长三角146家国家级开发区中，分别有32、28、23家将电子信息业、装备机械、汽车及其零配件作为主导产业。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长三角地区间产业结构存在明显梯度差异，但优势产业重合度依然较高，尚未充分发挥整体联动效应。部分地方干部和专家表示，以城市为发展和竞争主体的现状，与一体化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各省、各市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机制，缺乏地区间的规划协调机制。

——地区间合作机制不完善，共建园区等“飞地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认为，产业转移的输出区与输入区域税收等利益存在冲突，产业输出方政府意愿不高，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和有效的产业协同。

——区域竞争缺乏底线约束，需强化统一市场标准体系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在不同地方竞标，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招标，还是有区别对待，需要减少地方保护。”长三角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说，其实只要疏通兼并收购机制，就能够突破人为的市场壁垒，消除产能重复和过剩。地方干部指出，产业承接地区还面临产能、能耗等指标不能同步转移的限制；项目转移还面临土地指标制约影响，存在项目等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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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产业布局规划高度

部分干部和专家认为，长三角仍需大幅提升产业布局规划高度、转移承接有序度、资源要素流动自由度。

其一，制定地区产业规划的协调和后评估机制，“绘制”长三角“产业地图”。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等人认为，需要建立地区间产业规划协调机制和规划后评估机制。如，由第三方机构对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进行评估。

部分基层干部认为，产业转移是科学调整产业布局的契机，但以合作园区为例，“高端的他们也想留，我们也想要；各地都搞合作产业园，缺乏统筹，需要有一张规划引导的产业地图。”记者从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获悉，目前正在研究制定“长三角产业地图”。

其二，发挥好开发区的平台作用，建立科学运行体制和利益共享机制。部分基层干部反映，园区合作中需要的财税分享等尚无制度层面安排，建议可探索“双方各计或分配政绩”、给产业迁出地缓冲期等制度安排。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刚建议，借鉴新加坡在国外合资建设园区经验，推动开发区管委会向开发运营集团公司转变，鼓励并购重组，真正发挥市场机制优势，探索国内一区多园共建等模式，提高园区合作层级与成效。

其三，启动产业合作示范基地规划建设。宣城市市长张冬云说，上海白茅岭农场位于安徽郎溪、广德境内，形成天然四省市无缝对接的功能区块，通过共建产业合作基地，打造跨区合作、绿色发展样板，有助于三省一市更加便捷深化产业一体化分工合作。

其四，落实信息化基础设施等具体项目，推动合作协调。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认为，包括航空和港口的联合、重大的科技合作研究项目、新能源汽车使用和充电设施的一体化等，在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中，应逐步打破行政壁垒，发展企业主体在区域间的自我联合、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