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求从战败国德国手里收回山东的权利(1998年起被德国强占); 二是要求废除对日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 三是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七条“希望”要求:废弃“势力范围”;撤除在华军警;裁撤在华邮政及电讯机构;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结果,这三个要求全被否决。“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理由”是:1918年中国政府曾对日本取代德国攫取山东权益表示过“欣然同意”);“二十一条”问题不予讨论;不接受七条“希望”要求。一句话,“战胜国”的中国,受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战败国”待遇。 5月3日,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晚北大校园群情激昂,该校与其他10余所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礼堂集会,一致决定:联合各界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举行反帝抗议示威游行。 5月4日,北京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出横幅、标语,高呼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要求惩办三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为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继陆宗舆的驻日公使,经手对日大借款,并签署“欣然同意”把山东权益转让给出日本的官员)。游行队伍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上演“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家楼”一幕。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天逮捕了32人。 为营救被捕爱国学生,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发通电、撒传单,进一步开展斗争。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湖南、武汉、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四川、东三省学生,纷纷响应。7日,北洋政府一度释放被捕学生。然而,在英、法、美、日驻华使馆的压力下,6月3日起,军阀政府又强化了对学生的镇压。仅两天内就逮捕了1000多人!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终于越出了青年学生运动的范围。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参加战斗,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最早起来罢工的是日商内外棉三、四、五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人,随后上海各行各业工人相继响应。最终实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 继上海工人阶级投入斗争,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相继罢工。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芜湖、无锡等城市的工人,也都以罢工或示威游行的方式参与斗争。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及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也行动起来,围困代表团住处,强烈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终于向帝国主义喊出了如下的呼声:
“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 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敢于对帝国主义说“不!”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帝爱国精神。 二、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什么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就是权力的世袭与变相世袭,就是权力的专制、阶级的固化,它是历史发展的阻力。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长期来缺乏应有的民主机制——封建主义严刑峻法的高压统治,必然形成“百姓怕官”、不敢反抗的积习、陋习。一般说来,只要不是到了“活不下去”——“逼上梁山”的地步,百姓就不愿反抗。由于平时缺乏“民主”渠道宣泄民怨,结果造成不反则已,反则就是改朝换代式的社会大动荡,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改朝换代后,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不变,一切依旧,历史陷入再一次的轮回。如此往复不断,形成中国特有的历史周期律。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征服了封建统治阶级,但征服不了中国人民。结果,变成了“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政治局面(诸如三元里抗英斗争与义和团运动)。封建主义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就此,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封建官僚阶级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与奴役。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冲击了封建主义,但并未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五四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期间历经了1915年起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后又受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其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已成了思想界的一股潮流;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神圣”思想方兴未艾。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五四运动时期各界人们(从学生到工人,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摆脱了“百姓怕官”的陋习,敢于起来投入反抗北洋政府的斗争。 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然而,更确切地说,它更是一场反对封建军阀卖国政府的斗争。 首先,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了一系列国家权益,积聚了巨大的民愤。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这才签订了“亡国的二十一条”。1918年段祺瑞政府一再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同年秋,再向日本举6000万日元大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让给日本;还“欣然同意”日本政府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其次,1919年巴黎外交失败后,北洋政府就准备彻底妥协,接受帝国主义的宰割。它甚至提出过妥协卖国的“理由”:如不签字,“有害六端”,妄图以此糊弄人民。只是因为全国人民起来开展斗争,特别是“六三”以后“三罢”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且镇压不了,这才不得已而退却,作了让步:
6月6日、7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公开道歉; 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随后,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 6月13日,宣布保护学生的命令。即便如此,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日,北洋政府仍电令巴黎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足见北洋政府卖国立场之顽固。最后,巴黎代表团迫于强大的民意压力,才自行“拒绝签字”。北洋政府在客观上只是不敢否定,这才成为既成事实。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它的直接目标是: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三个目的全部实现,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敢于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罪行与专制反动统治,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造反精神! 三、马克思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亦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高扬了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最为可贵的,它还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精神。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神,才让中华民族这一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了青春。 何谓马克思主义?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就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们反抗剥削、压迫的理论?不就是建立公有制,建设公平、公正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同辛亥革命相比较,五四运动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场运动自始自终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精神。 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这场运动得到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尽管尚未形成共产党,但已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不仅参与、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所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等刊物,都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与引领作用。 第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受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影响,经过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吹(如1918年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时社会上“劳工神圣”思想兴起,极大地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促使它们能以自觉的战斗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而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没有马克思主义精神,就不会有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 第三,知识分子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掀起来的,最后是由工人阶级参加战斗而胜利的。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爱国知识分子才完成了由爱国到革命的升华。正是有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五四运动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干部条件和阶级基础——在实质上孕育、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让古老的中国走上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路。 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只有实事求是地厘清这一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总结出其内在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后世值得继承、发扬的“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万岁!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