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当年，为什么闹义和团？这个问题似乎很复杂，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下面说的一些事儿，如果是其它某宗教在罗马教廷周边这样干，天主教徒们又该如何？

1842年，清政府慑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

洋教士们发誓：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如果以为耶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仅仅是传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传教士的祖师爷，便不是专业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

【“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的儿子，出生于澳门的小马礼逊，是林则徐眼里“最坏的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不仅为英军出谋划策，为英军当间谍，在英军侵略的过程中和中英谈判时，一路帮助英军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紧随马礼逊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或《中国文库》。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

【“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随他们之后的传教士，同样是无恶不作，终日忙于走私鸦片、巧取豪夺、充当间谍、收罗亡命等等。在列强侵略中华的过程中，洋传教士们，一直扮演着极其恶劣的角色。

专说山东。众所周知，山东是孔孟故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都。

 

截止到1900年，山东全省，无处不是洋教士们的据点。他们把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108个州县中，有72个有基督教会的活动，“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19世纪80年代，安治泰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另一方面，吸收山东的地痞流氓入教，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

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顶戴，次年改授二品顶戴，在政治上与中国的总督、巡抚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给德国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说：

【“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

【“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

他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

安治泰的意见，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

1、赔偿全部损失；

2、偿还由此产生的一切支出；

3、建两座教堂，而且每个教堂都应由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劳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

从此，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有了德国大兵。

安治泰发现，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后，山东人民反基督教的行为显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挥；传教士则肆意欺压人民。洋教士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购置枪炮，建立武装。

信洋教者，即所谓“教民”，本来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时，他们便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设公堂，欺压良善：

【“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

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极其恶劣的是，传教士竟然强行：

1、“灭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领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捣毁了文庙，摧毁了孔子像！

2、摊派差役。各教堂俨然以官府自居，“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强迫当地百姓为教堂“义务劳动”。

3、擅自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当地过往的商贾，征收高额的税赋。

4、肆意掠夺。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假造地契，在济南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

6、放高利贷。如，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以为养一群社会渣滓，便能鱼肉中国百姓。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与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不一样，中国百姓一旦忍无可忍，便会产生实际行动。

于是，山东闹起了义和团。同样的原因，中国好多地方也有了义和团。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们至死不敢回到曾经作恶的“教区”去传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着脑袋回归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为荣，尽管他的祖宗曾经是“拳民”。这，是另外的问题。

公知们以为，大骂义和团，能讨得洋大人的喜欢。果真如此吗？

我们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义和团的。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

【“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

【“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他们（指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说是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欧洲人的过错。”】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公知的洋祖师爷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公知，就是：一群贱骨头。

当然，这不妨碍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生民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