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刀：西方在等待他们的“戈尔巴乔夫”？

 

      社会主义！

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CNN、《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在热议这个话题。

在欧洲，法国“黄背心”抗议示威活动，如今已经进入第20周。3月30日，英国伦敦又爆发“黄背心”示威运动。这个自去年11月就开始的法国街头抗议，虽然规模比最开始小了，但是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已经属于罕见。

 

有人说“黄背心”运动在法国已经成为一场政治“革命”，在下一次法国选举中，他们将会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且，“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时下欧洲青年口中的热词。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宣布参加2020年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号称要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2016年功亏一篑的社会主义老头桑德斯再次宣布参选；美国共产党的入党人数不断上升……

不少西方保守派媒体发出了疑问，当“社会主义”在西方多个国家再次崛起，逆向革命的“戈尔巴乔夫”式政治人物会在西方出现吗？他们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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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

与最高潮的时候相比，如今，不少参与巴黎示威的人并非来自巴黎本地，而是来自外省，他们中的有些人只是在周六赶来巴黎参与示威。对于已经持续了长达4个月的示威，很多法国警察已经神情疲惫。

但是他们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就在 “黄背心”示威进入第18周时，原本以为抗议势头会减弱，但是示威者宣称此次抗议是对法国政府的“最后通牒”。所以，混乱中示威者与警察持续冲突，多家商店被打砸、抢劫，银行、报亭被纵火。

 

用法新社的话来形容，成千上万示威者再次把法国权力和奢华的象征香榭丽舍大街变成了战场。

从去年11月“黄背心”运动兴起，到现在仍然呈现出有组织的活动，种种迹象表明，法国“黄背心”运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革命”。

对法国人来说，大街上有一场抗议示威活动并不算什么大事。法国人生性浪漫的血液里，有时候也很冲动，但是那股劲下去之后，大家又归于平静。街边的小店里，依旧坐满了喝咖啡、看报纸的人。

那种群众示威往往有着明确的目标，一旦达成，示威就会平息。

但这一次，“黄背心”运动的火星最初是由政府欲征收燃油税而引发的。在4周的大规模抗议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演讲，不仅放弃了预定征收的燃油税，而且宣布对最低工资收入者发放100欧元的额外补贴。

然而这场“黄背心”运动不仅没有熄火，却向整个欧盟漫延。显然，燃油税只是一个导火索。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欧洲民众普遍对现状不满，包括德法英这些老牌欧洲大国的政治精英的执政成绩和经济境遇，都让民众希望找到新的出路。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中的抗议人群就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凯旋门的破坏。过去，法国游行发生暴力行为的地点往往是在乔治五世大道边上的一个“奢侈品”三角型地带，而这次却发生在以凯旋门为核心的“政治地带”。

在法国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

不久前，比利时前首相伏思达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就警告称，如果欧盟不打破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循环，那么该组织未来将不复存在，而从目前来看，民粹主义者与欧洲怀疑论者正在全欧洲兴起。

由民众抗议引发的大革命，在欧洲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欧洲政治精英们对此一场警惕。比如，远的当然是人们在历史课本中看到的，1793年砍掉了国王路易十六脑袋的“法国大革命”。

同样是法国，“68年5月风暴”，把法国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戴高乐将军赶下台。所以，欧洲很多国家的政治精英都非常担心，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本国民众的大规模游行抗议示威变得具有“革命”性质。

 

英国《经济学人》近期以“左派复兴”为封面，通过三篇文章总述社会主义崛起、千禧世代社会主义的诉求，以及芬兰的“北欧社会主义”模式。《金融时报》也对类似话题进行了关注。

看看欧洲国家最近在选举中获胜的竞选人，不少都是非传统政治精英，或者是与主流派有着较大距离的政治人士。

老欧洲们忧心忡忡。

2

年轻人在变

毫无疑问，左翼复兴的思潮已经成为跨大西洋热议的话题。近期，《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老牌媒体，都针对美国社会主义“回潮”发表评论文章及专题，而引发极大关注。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在美国成了一个热词，导致美国特朗普都在国情咨文演讲中不得不专门拿出一定的篇幅，极力向美国民众否定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中，社会主义思想愈加流行，这已被他视为自己连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之一。

 

在美国年轻人以及新近步入中年者当中，社会主义思想日渐受到欢迎，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研究部门组织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和Z一代（在1995年以及其后出生者）的受访中，有49.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总体来看，有37.2%的受访者流露出上述意愿。

很多美国的受访者认为，下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是亟待实现的：国家承担高等教育之处（支持率为67.1%），打造全民医保体系（73.2%）。

据社会学家统计，在举行总统选举的2020年，上述年龄层选民将占到选民总数的近37%。无论对于希望连任的特朗普，还是期待重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人来说，争夺这部分选民都攸关选战成败。而且，民主党内部其实已有社会主义观点的支持者。

作为全球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社会公平的思想其实已经通过不同的形式存在了数十年，为什么最近又火了呢？

 

刀哥看了很多美国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其中提到最多的一点是：近年来，民众不满大企业势力的增强，不满因种族、性别、物质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分化的加剧，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流行。

比如说，你如果在美国纽约等大城市的街头，大声控诉大学里昂贵的学费给年轻人带来的沉重压力，立即就会有不少人围观并对你的观点表达支持。甚至，比你还更激动地指责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社会。

所以，多位打算争取2020年参加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成员，都提出了与之相关的经济、税收和社会主张，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已经靠这个赢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有一个数据或许具有代表性：美国《民族》周刊引述社会学家提供的数字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成员人数，从2016年的7000人，增加到如今的5.5万人。而且在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和地方议员中，有数十人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民族》周刊的文章称，虽然从数字上完全无法证明美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种种迹象已经显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意识形态，正在引起美国人的兴趣。

 

最令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头疼的是，美国的千禧一代如今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交媒体弄成了结合体。在手机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或许他们强调的不是几十年前的那种阶级斗争，但他们强调的“更加公正的社会”在年轻人中更具有感染力。

因此，放眼整个西方社会，“千禧社会主义”在英国萌芽，在欧洲扩散，如今在美国得到传播。21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正成为一种时尚，吸引着全世界的年轻人加入。

3

会变天吗？

欧美从来都是非西方国家颜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它们自己会变天吗？

在美国，77岁的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身边聚集了很多千禧社会主义者；那位20多岁的纽约州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则是这个思潮中美国年轻人最典型的代表，也是热情维护者。

在伦敦，千禧社会主义者聚集在科尔宾领导的左翼政党工党阵营之下；在柏林，千禧社会主义者组建了立场温和的左翼政党，该党是德国东部支持率最高的政党。

 

在美国，他们有一个清晰而响亮的口号，“我们是99%”。含义是指，美国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多于剩下的99%的人拥有的全部财富。

这99%里显然包括中产阶级，西方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把自己视为是富人的“天然盟友”，他们觉得自己也是那1%造成的受害者。

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表面数据看，2000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按2009年不变美元计算增加了23.8%——从31632.9美元增至39253.7美元。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5年内，85.1%的增长额都落到了那1%富人的手里。

 

事情正在起变化！但西方的巨变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

如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旗手”。其实关于美国和社会主义，历史上已有多次争论，托克维尔和恩格斯等人早就发现美国工人运动与欧洲不同，后来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美国例外论”。

桑巴特认为，工资制度和利润分享缓和了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选举等政治制度制造了“公民整合”，两党制阻碍小党的崛起，“烤牛肉和苹果派”对工人形成了物质收买，社会流动以及西部边疆使工人可以逃出雇佣、“逃入自由”等。

但是，随着西部边疆的消失，雇佣工人成为小农场主的机会和工业中劳资矛盾的“减压阀”作用在20世纪逐渐消失；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平等早已成往日旧梦；70年代以来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和贫富差距持续加剧；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使美国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以往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现在却面临没钱的困境。

这些因素似乎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但是，美国和欧洲年轻人热捧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说的传统社会主义有着一些区别。前者更多地与福利国家有关，涉及到更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抗击气候变化和互联网完全开放等等。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造成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工人与资方博弈的空间消失。移民源源不断，特别是来自拉美的移民大多进入低收入、服务业岗位，消解了传统工人运动模式的基础。

80年代以来的文化战争、价值分化、到近年来加剧的种族冲突、南北矛盾、东西疏离、政党极化等复杂多样的社会裂痕模糊了阶级问题的面貌。这些因素似乎又使人难以想像类似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在美欧兴起的可能。

 

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只会是一个噱头，或许能掀起些许浪花，引发几阵热议，却不可能给美国政治带来什么正经改变。

因为这些因素之下，更深层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机制仍然像钉在美国社会主义幽灵棺材盖上的铁钉一样，锁死了美国政治游戏的自由度。

但一个显然的问题是，空前的不满正在欧美聚集，当前的西方体制已经很难消化。分化和分裂正在酝酿对抗和冲突。今天的西方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头，很可能会有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带着西方走往一个新的方向。

某种程度上，他可能像戈尔巴乔夫，或者像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