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集政论电视片《河殇》。
28年前，即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政论片在央视播出。这部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如同黄河溃堤的“黄色文化”的电视片，提出对中国的传统从政治、文化上要进行彻底“反思”，应该全盘引进世界潮流的先进“蓝色海洋文化”，即西方的价值观。这部6集系列的政论片虽然漏洞百出，但极具煽动性，当即引发中国内地极大反响，甚至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西方社会笃定中国很快就会“变色”，而国内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也在积极筹备迎接“变色”的到来。果然，第二年，中国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件。然而，中国并未因这场事件变色，更未“殇”。相反在此之后，中国发展越来越稳健，经济上驶向了高速轨道，直到整体势力达到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一事例一方面说明，外国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证明，中国该走哪条道，不是靠一些时髦的理论观点而左右的，更不是以西方的意志而转移的。
习总的“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话语，不仅是句实事求是的大实话，更是对国内外某些企图改变中国颜色的反对势力的警示。
这里我又用了“势力”二字。因此，需要我再次拿出证据出来。这次我想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的演变，来证实“西方颠覆势力”究竟是否存在。
今天的俄罗斯是从原苏联解体后而来。原苏联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是当时唯一能与美国抗衡，让西方最为头疼的国家。然而，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为何在1991年12月25日一夜之间，在西方正欢度圣诞节之时突然崩溃解体？特别是一手将自己国家送上毁灭之路、亲手毁掉苏联共产党的原苏联总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西方捧为民主领袖？
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不少专家学者研究的议题。随着时间过去了20多年，一些史料逐渐曝光，有关当事人出面揭秘，原苏联解体的内幕慢慢展现在人们眼前，其中的一些内幕震惊世界。历史证明，恐怖阴谋确实存在！在原苏联体系解体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神秘的隐形共济会之手的有力操纵。
共济会标志。
原苏联解体是西方敌对势力俘获了大批原苏联高层官员，甚至连身为总统、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都被收买了之后，而实现的。所以，国家解体后，虽然原苏联人民的生活一下子陷入极度艰难的困境，但把自己国家毁掉的总统及高管利益集团依然会得到西方的亲睐。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在原苏联解体后的人民经历了漫长煎熬的日子后，今天已变成俄罗斯的人民看清了西方送给他们普世价值的来历和险恶用心。然而，这一切已成为过去，曾经超级大国的自豪已不复存在了。
当事人揭秘原苏联解体的真相，在中国是否曾经显现？我们从中是否能吸取某些教训？这，也许是今天中国人民该思考的。
附：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的统一的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报告）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苏联变革的这位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梅德韦杰夫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人知道。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
“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也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建该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自1989年开始，共济会会员们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共济会破坏性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进行所谓“外在化”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框架内，共济会会员在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举办讲座，做报告。 1991年3月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号召苏联居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加入共济会分会。进行转播的Ф.萨尔卡扎诺娃通知了共济会地址。按该地址，苏联公民可以加入共济会巴黎分会。该分会不是普通的分会，是专门为“加速俄罗斯共济会发展”和重建那里的“共济会机构”而建立的分会。为了使该分会更有吸引力，共济会弄虚作假，称该会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从来不是共济会员）。该分会的成员们发表讲话号召以美国为样板对社会进行道德和精神的完善，而美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共济会原则”（《俄罗斯通报》，1993年）。 响应“自由”电台关于加入共济会号召的信件纷至沓来。向法国共济会投寄的信件来自维尔纽斯、巴库和基辅。而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单独的工作。通过挑选和检查后，为候选人举行入会仪式，成为共济会新会员。 七 法国共济会大东社团长拉加什1991年9月曾说：法国的共济会员们竭尽全力“为在东、中欧民主化建设增添砖瓦”。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报》，1991年9月13日）。经过一段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织共济会的工作。 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共济会法国大民族分会。1991年4月，该会发展了两名俄罗斯公民，他们成为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的组织者（《莫斯科真理报》，1993年9月2日）。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会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会《苏格兰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国际犹太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