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大国算大帐，要像美国人一样学会等待

 

在人们传统认识中，军人就是赳赳武夫，跟划拉账本的商人根本不搭界。但国防大学少将乔良自2005年开始，以每年3000万字的速度大量阅读西方前沿金融学专著。军人研究金融，看似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不务正业。但乔良的解释是，军事和金融，不但相关，而且非常相关——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最终就无法理解美国人的战略意图。换言之，懂金融，才能“知彼”，而知己知彼，才能最终打好中国的“崛起之战”。

 

乔良将军1999以《超限战》一书成名（与王湘穗合著），该书陆续被译成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越南文和中文繁体各语言版本，被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西方国家的军校收藏、研究，在印度和越南甚至出现了盗版。本文主要根据瞭望东方周刊对乔良将军的采访，以及乔良将军在不同场合从金融、经济角度谈国家战略问题的整理和综合而成，更为全面和精彩，值得阅读和深思！

 

军人必须明白金融是更加根本性的战争

 

问：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你为什么这么关注金融？

 

乔良：我关注金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国人的国家生存方式；不了解这种国家生存方式，就不能理解美国人是怎么制定战略的；而不了解美国的战略，你就不知道对手真正想要干什么。

 

美国究竟要干什么？这方面世人误解很多。比如，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很多人都以为是为了石油，可如果真是为了石油，打仗之前一桶油38美元，打仗后涨到149美元，升了4倍还多，那这一仗打得岂不是得不偿失？

 

而实际上如果你懂得金融和金融史，特别是当代金融史，又特别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史，你就会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里的奥秘在于，1973年以后，美国人迫使欧佩克答应，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结算。如此一来，美国人当然愿意把油价打高，因为油价一高就打出了美元需求。

 

道理很简单，原来你手里有38美元，就能买一桶石油，现在你如果还想买一桶石油，就需要比原先4倍还多的美元。如果你手里没这么多美元，你就得去找美国政府要。但美国政府会白给你吗？当然不会。这就是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你要美元可以，那就拿你的资源和产品来换，而定价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它可以趁机压低你的价格，廉价享受你的资源和产品。

 

为什么美国的商品比中国价格低？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都说美国人活得太安逸了，不但物美，而且价廉。反观中国，发展这么多年，劳动力成本一直很低，按说你的价格也应该偏低才对，但为什么中国商品的价格比美国还高？原因就是美国可以压你的价，迫使你为了出口，不得不以出口退税甚至以出口补贴的方式，在低于成本价的情况下把东西卖给美国，所以美国人当然可以享受低价商品了。

 

由于美元和石油的挂钩，当中国去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后，就需要准备更多的美元去买石油。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用更多的产品和资源去换取美元，让美国人用几乎没有成本的绿纸占有你的实物财富。这种交易当然没有公平可言，但却是你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代价。这是美国人为全世界精心设好的一个局。所以不理解金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国的战略。

 

问：所以金融是更加根本性的战争。

 

乔良：是的。美国的金融已经进化成了一种人类崭新的文明形态——金融文明形态。

 

从古至今，每一种文明形态最终的表达是什么？或者说，每一种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信用，是在帝国的疆界内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由它主导的信用体系。

 

大英帝国创造了贸易文明。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的全球体系。美国人在英国人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一步——它逐渐远离贸易文明，开创并走向了金融文明。两者的区别是，贸易文明需要在实物和实物之间用货币做中介进行交换，但金融文明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即用纯粹的纸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去交换实物。这种金融文明是用国家实力，特别是强大军力创造的强迫信用，是一种美国独有的霸权形态。这一被美元主导的全球信用体系，由于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美元与石油的捆绑，已经成为基本的美国国家生存方式，并使其从中获利40余年。美国的GDP在1990年前后达到了7万亿美元，而在此后不到二十年，就翻了整整一番。这其中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功不可没，但它为美国GDP的贡献远不如美元的出口。

 

现在，有些国人不懂这一点，盲目地以为，我们强大了，必定要超越甚至替代美国。你有本事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信用体系，既能推翻大英帝国，又推翻美国吗？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推翻？

 

这就是研究金融问题的时候，我逐渐得出的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我认为表面上看离军人很远，可却是军人必须明白的——否则，我们将为什么而战呢？

 

大国国民要算大帐

 

问：最近一两年，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成为中日之间的最敏感话题。如何解决，有各种声音，包括认为应该打一仗的。你怎么看？

 

乔良：收复失地不是说老百姓一生气，咱们今天就得拿回来，总得把握时机。

 

今天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肯定不是，因为安倍执政，为了让日本国民支持他，就需中日关系紧张。他需要在民意压力下让日本国会支持他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自卫队变成国防军。让日本脱离美国给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变成“正常国家”。那么安倍毫无疑问就将成为日本战后史上最伟大的首相。

 

钓鱼岛正好就是安倍拿来实现自己企图的最好工具，但很多人就是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一点，甚至有谁理性一点，马上就被骂成是卖国贼。问题是，一个国家强硬与否是你解决国际问题唯一支撑点吗？如果是这样，要战略智慧何用？

 

问：我们的支撑点应该是什么？

 

乔良：除了血性，我们还必须有理性。理性就是智慧，这还不够，一个大国的崛起，还得有战略耐心。一定要像猎豹和狮子那样选择和等待捕获猎物的最佳路线和时机，眼下肯定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你越强硬，就越配合安倍，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干脆不理睬他了？也不行。

 

今天我们能做的，首先是寇可往，我亦可往。你能巡逻我也能巡逻，使钓鱼岛变成一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有争议之地。为什么要让它有争议？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没法借口说没有争议，而拒绝解决。

 

眼下为什么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眼下我们面临更紧迫的问题：中国究竟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度过未来最艰难的10年，还是现在先把一个小岛拿回来更紧迫？这里面总有一个轻和重的问题。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芝麻西瓜谁大都分不清楚。

 

问：有可能扩大成一个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吗？

 

乔良：不会。为什么不会？日本要跟中国进行全面对抗，必须有美国支持。美国只需要日本牵制中国，并不需要日本跟中国打仗，把美国牵进来。所以日本一旦要跟中国全面开战，就等于把美国绑架进来了，这是美国肯定不愿意做的事情。起码现在不会愿意。

 

问：在南中国海争端上，也有人主张对越南和菲律宾动武。你怎么看？

 

乔良：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决不会放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立场。但是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什么事情要分清轻重。

 

对于中国来讲，南海的石油是唯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地方吗？如果南海的石油拿不回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因此中断，那我们当然不惜一战。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人在应对各国国际争端问题上，早已经形成一整套标准应对程序。而中国今天连系统都没有建立，还在一点一点的学习，基本上是吃一堑长一智，甚至是吃十堑才长一智。中国的国民也是——国家要学习如何做大国，国民要学习如何做大国国民，不能说起来一口一个大国崛起，结果行动时完全被小国寡民思想所左右，大国国民要学会算大帐。

 

像美国人一样学会等待

 

问：所以南海跟钓鱼岛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乔良：不要老被这些纷争纠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最少10年、最多20年的发展，如果这段时间我们能平稳度过，到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阻挡中国的脚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消停消停，该算的账一笔一笔算。然后我们再往创新文明的大目标上，一步一步的迈进。

 

文明是需要物质基础的。19世纪末，美国经济地位跟今天中国差不多，是世界GDP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当时他们面对大英帝国的全球体系，发现自己根本突破不了，于是便开始耐心等待机会。

 

美国从军事上打垮大英帝国没有问题，但他们没这么做，尽管他们有与英国人交战的预案和计划。他们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人残了，但美国人仍然没拿到梦寐以求的全球霸权，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在两百年间建立起的软实力仍在，不是说硬实力上去了，霸权就归你了，你没有软实力照样拿不到。

 

于是美国又耐心等了二十年，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战，为了这一天，直到二战爆发前，美国还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即所谓的“道威斯计划”。美国人告诉德国人，你的一战赔款，我统统不拿回美国，而是变成在德国的投资。美国人把这笔钱全都投到了德国的军工产业，克虏伯、宝马、奔驰这些大企业都是靠美国的“道威斯计划”迅速强大起来的。而军工产业复苏后的产品，是不能和平消费的，只有走战争道路，最终希特勒“不负众望”，带领德国人重新走上战争道路，瞄准的依旧是大英帝国，这回德国虽然再次战败，但也彻底把英国打垮了。美国人终于顺利登顶。

 

这些都是美国人聪明之处——在还不知道《孙子兵法》为何物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和孙子神交了。所以中国人要学美国不光是学先进科技这些具体的东西，更要学习美国的大战略筹划。中国人整体来讲比美国人了解中国更了解美国，可是在战略研究层面，精英层面，中国的智囊研究美国不如美国研究中国透彻。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问：在“大国智慧”方面，你对中国人有什么建议？

 

乔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首先是要幅员辽阔，其次是要资源雄厚，其三就是人口众多，少于两亿都不行。今天世界上，有这个条件的国家有几个？中国、美国、俄罗斯。美国已经是唯一超级大国，俄罗斯现在被经济发展拖了后腿，所以说有可能性的就只剩下中国。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很清醒。中国的核心利益说穿了就是两条。第一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第二条，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不能中断。只有这两条是核心利益，其他都不是。

 

拿这两条去衡量，其他都不是。不但钓鱼岛不是，黄岩岛不是，连台湾都不是，理由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台湾没有参与，中国照样能发展，这就说明台湾不是中国走向强大的必要条件，也就不能算是核心利益，充其量只能算是可能影响核心利益的重大利益。但是，这30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而没有这样的发展，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就是空谈。这就是必要条件、绝对条件。

 

为什么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动摇？这并不是在盲目地为中共摇旗呐喊，而是因为不管这个党自己承认它有多少缺点、别人批评它有多少缺点，它仍然是集中了今天中国精英最多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且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其它的政治力量有能力取代它。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的习性没有完全克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样一个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

 

情绪化的赞同或反对是很可悲的

 

问：目前中国一方面仍在崛起，一方面问题也很多很复杂，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你觉得最应该注意的是哪些问题？

 

乔良：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别人影响，先理清自己的思路。

 

要改变和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到一种能够为中国未来引领方向的一整套新话语系统。要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服膺感”，就是心服，认为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每次都说因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见达赖，美国人是永远不会听的。

 

问：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批评或者表扬西方，都是还是情绪化的。

 

乔良：反对它和赞同它都是错的，都没有说到点上。所以先不要急于推进民主，先改造土壤。

 

有很多人瞧不起GDP，说这是扯淡。这是一种无知。GDP可能有缺点，但发展它仍然是必要的。很多人骂中国的GDP，说这个国家GDP这么高，人均GDP却很低，但这其实并不能说明中国就不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人均GDP却不是最高的。如果人均GDP高就意味着强大的话，挪威瑞士这些小国要远远超出美国。

 

所以说绝对GDP，仍然是重要的，尤其在中国格外的重要。因为绝对GDP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果它不重要，那美国人、西方人还担心中国干什么？还“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来干什么？战略重心为什么不摆到挪威瑞士门口去？

 

很多人对自己谈论的问题缺乏透彻的了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角度去展开盲目的赞同或盲目的攻击。特别是对美国的一切盲目赞同，对中国的一切盲目攻击，盲目的赞同和盲目的攻击，都是世人包括中国人很可悲的缺点。

 

问：所以很多观点都是情绪化，或者说自己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

 

乔良：对。当某一项政策触犯自己利益的时候，立刻就变成反对者，某一项政策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又立刻变成了赞同者，自己根本没有最基本的立场，只拿利益多寡来决定自己的站位，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倒是有坚定的立场，只可惜这种立场只表达一种观点，就是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政府做什么他都反对。现在经常在网络上发声的差不多就是这两种人。

 

让制度成为腐败防火墙，不搞杀富济贫

 

问：未来关键的10年中，你觉得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乔良：国内方面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有力又有度的反腐。

 

问：“有度”反腐是什么意思？

 

乔良：有度反腐，就是反腐应该是“下老鼠夹子”而不是“下老鼠药”。下老鼠药，可以毒死老鼠，但鸡鸭鱼鹅也得毒死，下老鼠夹子是打着哪只是哪只，但前提是在打的时候必须同时积极的建立制度，让制度成为腐败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挑战——一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二是解决东西差异问题，而东西差异和分配公平，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关联的。

 

消除差异，不能通过杀富济贫。中国人本来是很善于积累财富的，但是积累的财富，很快就会被造反毁掉。纵观中国历史，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新朝代来临，励精图治，然后繁荣到来，接着就又是腐败，腐败完了造反，造反完了财富再流失，一切重新归零，又开始一个新朝代，如此循环往复2000多年，走不出怪圈。

 

西方近300年的发展，财富却是一代代累积下来的，因为他们不去搞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比如遗产税，让富人多交税；比如慈善，用减税的方式鼓励富人行善，所有这些制度，让富人的财富合理合法的流向了弱势群体，远比造反要好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分配不均和反腐有直接的关联——要逐渐掐断利益集团的脐带，不能让利益集团再源源不断地从国有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中为自己输血。要掐断脐带，但是又不能完全用追诉原罪的方式去掐断，因为追诉原罪就是使财富的积累重新归零。相当于又造了一回反。

 

争夺海外资源会很残酷，军队要做好精神准备

 

问：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乔良：我认为是资源瓶颈的问题。中国其实是个“地大物薄”的国家——虽然资源丰富但人均稀薄。而中国今天如此巨量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需要巨量资源的补充，这些资源只能到海外去拿。

 

能不能有效的拿到？今天看来很难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曾想在苏丹拿油，一开始干的不错，等西方眼红了，给你捣乱，三两下子就给你折腾完了——第一次是达尔富尔事件，第二次是南北苏丹分裂，第三次南苏丹内战。

 

另一个例子是在铁矿石和矿产资源方面，看看我们在并购力拓时是怎么铩羽而归的，就知道，这些都不是企业行为，这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联手压制和封堵。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从来都是半真半假的。

 

怎样才能拿到足够的资源，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问题。这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努力。一个是要加强软实力，改善形象，另外还要约束自己，决不要干杀鸡取卵的事情，要努力和当地的资源国家共赢。另外，还要有足够的抵抗力，能够抗衡想封杀你的国家造成的压力。

 

问：怎么抗衡所谓的“封杀”？

 

乔良：先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障，如何保障，就是凡有中国企业足迹的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有能力保障的地方，所谓“剑到履到”，而不是“履到剑到”。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跟全世界做对，而是要让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忌惮。在这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榜样。

 

问：在此过程中能获得充足的资源吗？

 

乔良：要知道，世人其实都很势利，你有钱它就要挣你的钱。现在当全世界都盯着中国人的钱口袋时，你要小心了，千万别打水漂。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百分之七八十都在那打水漂，都在交学费。在苏丹和澳大利亚交一两次学费就够了，就应该学会很多东西，别到每个地方都去交一遍学费。至于能不能获得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充足资源，就需要处理好与相关资源匮乏国家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要清醒认识到，在资源方面，我们更多的将不是与发达国家，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处在竞争状态。这种竞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变得很残酷，必须现在就要预先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军队也要算账，要讲成本讲效益

 

问：军队的管理方式，是否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乔良：确实，一个部队总要有它的行政管理系统，可是这个系统如果又要管行政，又要管作战，恐怕是忙不过来的。

 

美军现在行政和指挥系统已经渐渐分开，训练的时候由中央司令部指挥部队，但是部队军官晋升福利之类的行政事务，他们都不管，训练完了回到部队，该晋升的晋升，该有福利的有福利，这就是军政和军令各司其职。这是中国军队未来必须学习的一种指挥方式。

 

问：所以军事改革方面更应该学习的是美军管理和思维方式，而不是模仿他们的武器装备。

 

乔良：没错。从越南战场归来的时候，美军是灰溜溜的，所以才痛定思痛，下决心改革。其实美军的改革在此之前，就已被一个人奠基了基础。这个人就是原通用汽车公司老板麦克纳马拉，他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把美国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和成本核算方式带进了美军，使军队面貌为之大变，节约了大量经费，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虽然美国人对此也有诟病，有人认为，被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美军更像商业公司，不像军队，但是它确实大大推动了美军的科学管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其实军队和地方，除了产品不同，本质很相似，都是投入产出的问题，都要考虑投入产出比，最后都要讲成本和效益，在这一点上，军队和企业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问：你其实提倡的，是学习这种思维方式。

 

 

乔良：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在一个先进的国家里，军队是最先进的那一部分，而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军队则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说，如果想让我们的国家走向更加先进的话，军队应该走在最前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领先。美国经过了麦克纳马拉改造之后，锐意进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深度开掘，引领潮流，走在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前面。包括因特网等最新科技成果都是美军率先使用的，航天技术也同样如此。当美军越来越有效地把商业模式运用到军队管理中之后，美国企业反过来把军人当成了宝贝。美军的高级将领退休之后，经常会被不同的企业聘请去当董事长、名誉董事长，为什么呢？一个是要借助他们在军方的人脉，好让军方能够在军购这方面对这些企业有所倾斜。但是另一方面，更是要借助他们有效的管理经验。这对我们应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