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混合所有制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二十三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实现法治的长久共赢

 

（《中华工商时报》2014年11月4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一些解读呈现完全对立的趋势，或令文件起草者始料不及。

两种倾向是：一曰要在壮大国资实力的同时带动非国资发展，一曰要借非国资实力改造乃至消灭国资。这两个观点皆不明就里，甚至有些不自量力。于是，在双方的各自表述中，底气不足和理论漏洞便逐渐显现。在双方的底气不足和理论漏洞中，我们反而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通过“混改”，使双方都能借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法治的、长久的共赢。

国有资本的最大问题不是某些理论所说的“产权不清”，而是真实的所有者缺位。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产权再清晰不过。问题在于，全民是群体和整体，不能都来企业做决策，于是通过全民的代理人即各级政府，委托予国资监管机构实行监管，国资监管机构再委托企业董事会进行具体管理与运营。在这个层层委托——代理链条上，真实的所有者便“缺位”了。而每一层代理人并不是代理自己个人的利益，仅仅是一种职务行为。于是，各种天然的人性弱点便体现出来。国企出现的所有负面问题都出在这里。

于是，我们看到几十年来的国企改革，就是各种外部的、行政的、经济的、党纪国法的监管手段被循环往复地试验和使用。仅就监管而言，不可谓不严密和不严厉。企业党委、企业纪检、企业职代会、职工董事、外部董事、外派监事、外派纪检……叠床架屋，层层设防。其结果，整体效率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依然时不时爆出一个资不抵债，时不时冒出一个“蒋洁敏”。

企业自身管控能力建设不到位，何来带动非国有资本的共同发展之能力？

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目前有可能改变国资监管困局的一剂苦药。

道理很简单。“混改”以后，新加入了能代表个人利益的非国有资本股东。他们投入的股本是个人的真金白银，公司经营的好坏对个人而言刀刀见肉，他们不可能继续容忍低效率、一言堂、乱作为，不可能对腐败、贪污乃至高薪酬、高福利等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他们必将在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所有能主张权利的场合，对上述行为实行近身监管、实时监管、严密监管和全程监管。非国有资本股东的进入，犹如人们常说的“鲶鱼效应”。在一段时间的箭拔弩张、反复磨合之后，使企业逐渐归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新常态，即因制衡而平衡，因协调而稳定。非国有资本股东的资本安全、增值了，国有资本也就顺带安全、增值了。

对于国资监管机构来说，应该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对于国企代理人来说，这良药苦口，不服也得服。

非国有资本在对待“混改”问题上，也有一个逐渐认识自己的过程。

非国有资本自身的底气不足和理论漏洞显而易见，他们自己也毫不讳言。“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管理模式亟待改造”，“民营企业在技术、管理、资金和市场诸多方面与国企还存在差距”，“民营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以支撑其进入大型国企”，“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眼光也有待提升”……若如此，怎么就该当你去拯救国企了呢？

我们的绝大多数非国有资本都是从个体、兄弟、朋友、家族等初始形态一点一点做起来的。企业规模不大时，所谓个人的市场感觉、大佬的决策方式、灵活的市场策略，或许都是走向成功的必备。但是当企业迈进中等规模时，上述特点反而成为部分企业的滑铁卢。企业要再往大型规模发展，依然保持上述特点的企业就凤毛麟角了。可以这样说，要成为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大企业，就必须接受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就必须摈弃创始阶段的草莽英雄情结和习惯。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中的铁律！

由此说来，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上，找到了彼此需要的最大共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优势、意义、目的皆在于此。非国有资本（尤其是中等规模企业）与具备一定资源优势的国有资本对接“混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改造和提升，既是发展壮大的机会，也是一条现实捷径。

最后补充一句：一些专家所说的“国企的资源优势加民企的灵活机制”，那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混改”以后，非国有资本的所谓“灵活机制”，必须受现代企业制度的抑制和约束。各方的“灵活”、“激情”、“果断”，都必须纳入公司治理的轨道，才能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