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梁 军：说“奇异同盟反对国企改革”的奇异同盟 （《南方日报》2012年4月18日） 当前的舆论环境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一个自以为“主流的”理论群体，认定自己的改革主张就是“正确的”，将所有质疑他们或持反对意见的声音，视为“错误的”和“保守的”，甚至直接给对方扣上“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帽子。
比如近期读到一篇《反对国企改革的奇异同盟》，该文的引子是那份引起轩然大波、由世界银行参与编制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却很明显，作者是赞同并支持上述报告的，并预设了该报告关于国企改革的建议是“正确的”前提。然后笔锋一转，将反对上述报告建议的“不真诚的”国资系统人士，和“不自觉的”反对中国走市场化改革道路的人士，称之为“一个十分奇异的同盟”，并质疑这两类人“为什么都反对国企改革呢”？
也许真有那么极少数人，因为不认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所以不赞同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反对走向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但是，在业已形成的浩浩荡荡的改革潮流面前，这一群体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此之外，社会的主流力量，从党政领导到理论界、实业界，乃至广大普通民众，都期望通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既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又避免发生贫富分化，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富民强。这种期望是真诚和朴素的，在当前又是艰难和迷茫的。因为，现实错综复杂，利益纠缠不清，还有太多的理论未解，因而尚未达成共识。当然，不排除确有既得利益者对破除当前利益格局的不自觉。正如该文所说的，我们需要“通过自由而理性的讨论，使各方立场得到澄清”。但是，该文却将参与讨论的对方直接定性为“反对国企改革”。讨论的议题就从内容上的“怎么改”之分，演变成立场上的“改不改”之争。
在可见可查的所有公开观点中，人们所“反对”的“国企改革”，是将国有资产无限度、无规则私有化的改革，是将国家垄断资源让渡给私人乃至隐藏其后的跨国财团的改革，是削弱国家综合竞争力而给我们带来“新殖民化”的改革。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人们也反对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反对强化权贵资本的改革，反对国有资产全民所有而事实上“全民不享有”的改革。人们更反对任何理由和借口的不改革。显然，“主流的”理论精英所给出的改革建议不能满足上述期望，因而不为社会主体所认同。他们所比划的改革路线图，就是那么一个既粗暴又粗糙的“私有化”。他们天真地认定：只要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了，就找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市场经济主体了，于是，人的私欲就促使所有人努力工作了，这个社会就进步了，而且还顺带文明、民主了。他们完全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完全不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发展条件与所处阶段的特殊性，完全不理会经济生活以外的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更不了解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对私人资本权力的抑制现实。他们除了私有化，还是私有化；要么“休克式”私有化，要么“渐进式”私有化。这恰恰显示了他们自己“理论上的贫困”。指责对方“反对国企改革”，在舆论上钳制对方，封堵对方发出声音的空间，并诱导民众群起而攻之，更将这种“理论上的贫困”发挥到了极致。
我倒是看到有这么一个“奇异同盟”。他们由那些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洗脑的所谓“主流的”学者，与各路觊觎庞大国有资产的境内外资本，以及一些“中立的”“权威的”国际机构，三者正在“自觉地”并“真诚地”靠拢。近几年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媒体、论坛、“两会”平台上，发出简单、重复、相同的声音。谓之以“奇异”，是因为虽然他们都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为目的，但各自的出发点与归宿却不尽相同。我相信这些学者绝大多数不过是固执地要实践所持的理论，是为了扬名立万而已；那些国内的私人资本大鳄，虽然抱着“分一杯羹”的美好幻想，最后终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世界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列强的附庸；那些环伺中国并已将触角伸进来的跨国财团才是最后的赢家。
上文说到的那些“简单、重复、相同”的声音，在该文中也时有体现。诸如“只有改革国企的垄断格局，才能创造均富的机会”“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上，国企都显著低于民企”“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是造成当前贫富分化的一个原因”，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先不展开“讨论”。本文既出，是为挑战。当然，也可看作是古代两军对垒时无名小卒的骂阵。彼“奇异同盟”不愿接招，那便作罢；愿意接招，本“奇异同盟”奉陪到底。
附文：反对国企改革的奇异同盟
一项改革建言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余波未平。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制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下称“报告”），系统研究了中国未来18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其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点，最受关注，饱受批评，中文版的正式文本至今仍未发布。在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的背景下，“报告”竟有如此命运，说明改革之路确实不平坦。
批评者的观点表面看是一致的。在其眼中，这个报告是美国“阴谋集团”开给中国的一味毒药，是要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而误导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全盘私有化的泥潭”。这种指责国人并不陌生，令人担心上世纪90年代初“姓‘社’姓‘资’”幽灵可能重现。
透过这一层共同的意识形态外衣，可以看到，反对这份报告的人，由两大群体构成，一者为国资系统中的一些人士，一者为反对中国走市场化改革道路的人士。梳理这两大群体的话语体系，不难看出，二者有明显不同。前者认为，这份改革建言之不可接受，是因为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已经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其巨大成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就此而言，这些国资系统中人与“报告”本身着眼于市场的立足点没有太大差异。而反对中国走市场化道路的后者则认为，“报告”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6000天计划”，是通过市场化搞垮国有企业阴谋的继续。
对于前者，如果他们果真不反对走市场化的道路，就应该支持深化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让国企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对于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果真反对私有化、主张均富，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护国企改革，因为只有改革国企的垄断格局，才能创造均富的机会。如今，两种立场南辕北辙的力量，从不同地方出发，站在了同一面旗帜下。这是一个十分奇异的联盟。两股力量，一个是不真诚的，一个是不自觉的。
那么，对市场化态度如此迥异的两类人，为什么都反对国企改革呢？从坚持国企是市场化主体者的角度，国企目前许多领域，尤其是所谓“战略性产业”已占据了垄断地位，而改革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强势。正是出于维护这种既得利益的考虑，他们采取了拒斥改革的立场。其实，央企在市场中表现出的强势地位，是特殊制度安排的产物。研究表明，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上，国企都显著低于民企。国企的竞争优势是非市场因素造成的。信贷、项目、资源等，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都因其政府背景而总能获得特殊的关照。
在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看来，国企的任何市场化改革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把“降低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等同于私有化，等同于“卖给或者廉价送给以外资为主的私营企业”，等同于“200个央企高管瓜分30万亿资产”。这种无中生有的引申，显示的是理论上的贫困。他们对于国企的现状特别隔膜，他们看不到，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已经形成了显著的既得利益，作为全民财富的国有资产，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使用者的占有物。这是造成当前贫富分化的一个原因。
担心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权贵揽买卖”，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不改革就能避免这种危险吗？目前，在国有部门周围，已经滋生了庞大的裙带网络，只有改革才能革除这些弊端。
国企改革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改善市场结构，完善市场体制，使之更具竞争性和效率，使市场建立在更为公平的基础上；二是使国有资本更好地惠及国民，例如，通过上市，国有资产实现了资本化，流动性更强；划转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份给社保基金，可以提高全民保障水平。以目前央企的规模和实力，完全可以为全体国民养老、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的改善做出更大贡献。国企改革，将带来公众财富的普遍提高。
上述两类反对者都应当支持国企改革，而不是反对。
国企作为全民的资产，其改革应当成为公众话题，通过自由而理性的讨论，使各方立场得到澄清，而不是罩上意识形态外壳，扣帽子，打棍子，动辄上纲上线。这种“文革”遗风，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只会对既得利益者有利。借助意识形态，既得利益者掩饰了真正的动机；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人，迷失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如果这种奇怪的联盟阻止了改革进程，扭转了改革方向，真正受损的只能是国家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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