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体现和运用。按照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才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地针锋相对地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抉择。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性在于其人民性，我们认为，要实现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然要求改变厂长经理负责制，重新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国有企业加强是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习近平同志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2015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吉林时更明确地讲道：【“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新的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国有企业怎样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加强？国有企业怎样才能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对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我们相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一定能够实现。一、“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概括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并且认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394。今天，我们是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就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首先，习近平同志将国有企业比作凤凰，说明习近平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主导方面的肯定。这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其次，习近平同志用凤凰涅槃比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经受洗礼，用浴火重生比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以后强大的国有企业。这是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和最终发展趋势的理论概括。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从总体上肯定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肯定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新的理论贡献。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或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说是不是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是相信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如果我们按照那些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顶礼膜拜的人所开出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改革，走削弱和最终取消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归于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遭受更大的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进了市场和私有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发展及其辩证扬弃而产生的新社会，其经济本质上是非商品经济。然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都尝试要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国家的实践都证明：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必须积极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有没有矛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关系，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没有坚持和完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导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走向了失败。现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能客观地对待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他们过分看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而对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丧失信心，主张干脆走改旗易帜，最终滑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改旗易帜滑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邪路，这是我们全党全社会都取得共识的。相信现在主张搞改旗易帜的人不会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被改革成就冲昏了头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私有制经济具有内在的天然的相容性，是没有矛盾和斗争的直接同一关系。这是一种不尊重事实而否认矛盾的盲目乐观态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没有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甚至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大量地引进商品和货币关系、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列宁都一直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与这些经济关系之中存在着矛盾。实际上，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不是天然同一的，而是存在着矛盾斗争的。这种矛盾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的。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又要不断地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以便能够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各种经济关系或者对经济关系调整不好，也会出现危机，甚至出现危机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危机。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事实。中国改革是否成功，归根到底要看在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是不是占主体地位，关键要看国有经济是不是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此消彼长、质量上存在着互相矛盾和斗争的事实，那么，我们就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坚持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成分起主导作用。为此就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为人民经营好公有制的生产资料，使公有制经济的普照之光引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习近平同志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关于“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论述，指明了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展的这条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2013年12月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题进行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解读改革开放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遇到难题，国有企业改革能不能走出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和御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魔咒，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恢复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目前在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问题上确实存在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干扰。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主要表现在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他们不相信有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特征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例如，吴敬链在《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说：【“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实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处。”[3]295】在这里，吴敬琏不区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不同性质，而是笼而统之地将这些革命都斥之为悲剧式的道路。尽管吴敬琏一再声称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出自先贤顾准，而没有说明有其他的思想渊源。但是，当我们读到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时，我们就立即明白了事实的真相：该书作者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所持的否定态度，来源于西方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4]在这部著作中哈耶克写道：【“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5]】可见，吴敬琏和哈耶克一样否定人类社会能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可能性。本文将在后面详细探讨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的作用。我们要坚信，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具体的初级的发展阶段。我们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我们才能够准确地定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位。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反对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去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曾经出现了令人堪忧的局面：在一片改革浪潮中国有资产变成了谋取私利的瓜分对象，国有资产不断流失，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一些非法的甚至是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深恶痛绝的黄、赌、毒的劳动关系又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或公开的形式出现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而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出发，用错误的产权理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从抽象的产权出发，用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转让权等抽象概念议论经济关系和经济效率，这种经济学范式最早见诸于蒲鲁东的著作。蒲鲁东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权？》。在这部著作中，蒲鲁东用新鲜的文体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以权力平等为条件，强调人人有权享有自己劳动的产品。他认为一个工人即使得到了工资，也没有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他认为，地主和资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侵犯了他们的所有权。因此，他得出“所有权就是盗窃”的结论。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严重错误和缺陷：【“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他们的法律表现上即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类似的著作中用同样的话所作出的回答：‘所有权就是盗窃’。”】马克思继续指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关于‘盗窃’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于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6]16，17】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肯定了普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勇气。马克思说：【“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我看来，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6]18】蒲鲁东站在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小私有财产看作是一种“个人占有”。在他看来，个人占有是社会生活的条件，因而也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权利”。他主张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还要保留这种“个人占有”。由此蒲鲁东在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他又激烈地反对“共产制”。他认为“共产制”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压制治理上和情感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蒲鲁东追求的是“第三种社会形式”。这是一种“综合”共产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因此，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有好的一方面和坏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只要对资本主义坏的一方面加以限制就可以实现了，因此他断言，社会主义不必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革命，只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就可以达到目的。在随后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蒲鲁东试图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前一本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然而，由于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把所有权或“所有制”看作是与分工、机器等一个系列范畴相并列的位居第八位的一个范畴。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道：【“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7]258】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强调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所有权关系。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析，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买卖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中，具体说明的。再如，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分析，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相比较，虽然二者都是以私有权形式表现的地租，但是，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却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封建地租是劳动者农民全部剩余劳动的产物，表现的是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地租则是劳动者雇佣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超过农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它体现的是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对土地所有权及其实现形式——地租的认识，不能用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去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一个和“公有权”相对立的“私有权”的表面关系上。事实上，如果仅仅从“私有权”还是“公有权”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只能看到封建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共性，即我们只能看到二者都是私有权。这样我们便看不到，同样都是私有产权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重大区别。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区分作为封建土地私有权实现形式的封建地租和作为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实现形式的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及其实现形式的资本主义地租，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中，马克思就是在前面对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流通和剩余价值在各类资本家之间的分配的分析成果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是怎样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可见，对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的研究，必须要有对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和分配作为理论基础才成为可能。否则，形而上学地给土地私有权下定义，便无从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的本质。有人从中文所有权和所有制的字面意义之差，来证明所有权不能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其他范畴如分工等之外而独立存在，而所有制则可以在这些经济范畴之外而独立存在。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中文的所有权、所有制、财产都是从德文的“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英文的“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法文的“la propriété”翻译而来的，而这三者中间往往是互译的。如果仅仅根据翻译者的翻译而作出判断，把所有权、所有制、财产看作是同等意义的范畴还感到证据不足的话，那么，在马克思写于1846年12月28日的一封书信中则有更加明确的说明。马克思说：【“最后，所有制成为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8]】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将所有制看作是不能与反映生产关系内容的其他范畴相并列。所以，马克思强调：【“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7]258】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正中蒲鲁东的要害。蒲鲁东没有能力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本质，他不肯从辩证法运动的观点去阐述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而只是满足于一个简单的判断：资本主义所有权不合法。马克思虽然曾经认为蒲鲁东批判资本主义所有权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用形而上学方法阐述资本主义所有权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对蒲鲁东的这个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虽然在一些细节方面与蒲鲁东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但在将产权或所有权看作是脱离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这一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去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去研究人们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是在此之外抽象地议论财产权及其归属问题。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信仰者和宣传者，都用脱离生产过程的产权和交易费用来说明企业的经济效率。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从私有者对产权关切的角度，提出提高国有企业产权明晰度以提高企业效率的企业改革方案。事实上，马克思早就已经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的产生，由企业所有者直接经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已经成为过时了的企业制度。马克思说，随着股份公司的成立，【“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9]】总结我们对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以及现代产权理论的批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这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因此，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关键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我们共产党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在社会经济主体关系上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无论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还是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都不能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生产以及反映这种生产方式的具体范畴之外而独立存在。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体现和运用。否则，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就已经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之中。由此我们就能够科学地解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已经建立起了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却没有能够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剧。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具体问题1.必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积极作用正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人民政府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政权机构。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具有完全不同性质，也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发挥完全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是资本家的政府。恩格斯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2]408因此，资产阶级政府的作用归根到底还是为垄断资本和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讨论中，许多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学术精英有意回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的性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府混同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例如在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时，有人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而不讲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虽然也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但是这些人并不清楚：政府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才算做到了《决议》所说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首先，我们必须强调，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政府作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有严重理论分野的。从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式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产阶级政府作用认识的理论先后有：（1）以反对封建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观，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论；（2）以西方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政府干预而摆脱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背景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观；（3）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以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由于“守夜人”政府理论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论是以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其自身的社会基本矛盾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为其理论前提的。因此，这两种政府理论应该是极少有什么科学性的理论。相比之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对资产阶级政府作用的判断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政府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规模和政府作用，至少我们不应把目标定位于“守夜人”政府理论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论。按照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由私营经济部门和公营经济部门构成的混合经济。私营经济部门和公营经济部门都是政府宏观干预或调控所覆盖的对象。但是萨缪尔森强调公营经济部门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说，更具有直接的工具性的调控效果。当然了，我们在借鉴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由于其“资本主义的机器”、“总资本家”的本质，其调控必然不会达到资产阶级所预期的理想效果。2008年以来欧美的经济危机，正在用新的雄辩的历史事实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其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更谈不上什么资源的最优配置！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源环境危机的持续发展，都证明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穷途末路。私有制市场经济要摆脱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厄运，只有向其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础进行宣战：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绝对不允许的！其次，我们必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资产阶级政府有本质区别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是为工人阶级利益工作的人民政府。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前期阶段。过渡阶段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力量，保证社会主义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此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的政府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旗帜鲜明地为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丝毫的软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必须一方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另一方面更要考虑我们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公有制生产资料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民政府的职能，理所当然地要包括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对国有经济的组织、协调和领导（或者也可以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带有贬义意义的“干预”来概括）。就其作用的范围和强度而言，要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徒那里，政府也是“经济部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是寻租的经济人。因此，在政府部门里工作的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不是个案。他们给政府开出的治病良方是将腐败干部和他所在的政府部门一起砍掉。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接受这个药方以后，为了洗清自己寻租人的耻辱干脆放弃自己所在部门对党和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这明显是与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再次，我们要坚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人类社会必然会迎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人民政府。我们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相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能够领导人民用法律和制度清除党、政府和社会机体内的腐败因素，另一方面能够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党和政府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和政府。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带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胜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中国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最现实的实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否定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但是，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因此，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当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以后，尽管国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其存在已经失去了阶级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真正建立起来和得以巩固之前，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也并不能一下子就转变为无私无畏的工人阶级，因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时这种斗争还会很激烈。从国际关系来看，由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其阶级力量仍然存在，还会以某种或明或暗的形式与工人阶级及其新生政权进行斗争。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和演变的图谋从来都不会停止。事实上，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还是异常艰巨的。在过渡时期里要完成过渡任务，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来保证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也正因为如此，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还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建立起来，而只能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建立起来。就是说，必须要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构来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下事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领导人民革命而取得的。然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以后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要面临更大的考验：能否建立和巩固新型社会生产关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并巩固发展下去。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蜕化变质甚至最后走向反动，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以后，国内外敌对势力把颠覆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对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敌对势力制造借口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攻击和否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他们提出所谓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人以国有企业“垄断”而否定国有企业具有效率；有人以国有企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而主张取消国有企业；有人不顾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事实，给国有企业戴上“垄断”的帽子；有人不顾西方大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疯狂的垄断经营，而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指手画脚；有人以中国国有企业资产被少数人利用谋取私利为借口否定国有企业。这些方面的种种攻击，虽然也切中了我们国有企业的一些病状，但是从普遍的规律来看，这些攻击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有一部分人，他们口口声声不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他们反对国有制。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现阶段，除了政府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机构和组织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全体人民公有的生产资料负责。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坚持还是反对国家所有制，是坚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国有制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过来，否定国家所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在，有人否定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管理国有企业，并以此为借口设计出种种其他的社会团体管理国有企业的国企改革方案。问题是，如果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管理好国有企业，那么，哪里还能有别的什么机构或团体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管理好国有企业？这是不是把国有企业管理的责任从“本丢”又推给了“彼拉多”了呢？①恐怕我们的经济学精英这样推来推去，并不是想不解决问题，而是想要在这个推来推去的过程中把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解决掉！3.全民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离开社会生产过程就必然背离和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前面分析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所有制或所有权理论时曾经指出：蒲鲁东将所有制或所有权看作是独立于生产关系各个环节之外的单纯权利范畴，因而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现在，有人在改革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地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具体环节而抽象议论公有制。在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都曾经设想在不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改善劳动人民收入和生活状况。对此恩格斯批评道：【“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2]403】恩格斯在这里坚持了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领域经济关系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观点。我们有些经济学家不了解这一点，在讨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总是忘记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作用。他们一面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一面又煞有介事地宣扬所谓的收入分配的“橄榄型”结构。事实上，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领域里体现出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前一个时期，我们有的经济学家为了证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已经不占主体地位，用统计数据证明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不足50%；而另外的经济学家则千方百计地用自己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处理方法，证明公有制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仍高于50%。在这种讨论中，两派经济学家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大的理论：如果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超过50%，那么，此时社会经济成分就可以界定为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反之，如果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不足50%，那么，此时社会经济成分就可以界定为不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我们认为，这种不顾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中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发挥，而单纯从数量关系方面判断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说是重复了马克思曾经尖锐批判的蒲鲁东所犯过的“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的错误。从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衡量一种公有制生产资料是不是真的体现了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关键就在于看其是否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是不是真正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个判断标准，不管以全民所有制冠名的生产资料数量有多大，如果不是用于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是用于实现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用于为少数人攫取经济利益进行经营，那么，这种冠名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就是与劳动人民没有关系的生产资料。这种脱离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唯物辩证法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我们的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占比的数量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学习垄断寡头利用“参与制”控制经济的办法，放大国有资本的作用。然而，我们切切不要忘记：“参与制”可以为公有资本所利用，用它来放大国有资本的作用以实现公有制的生产目的。但是“参与制”同样也可以为放大私有资本作用服务，实现私有制生产目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能不能控制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使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目的。如果我们公有资本不能够取得控股地位，我们就只能在混合所有制中沦落为参股者，如果这样，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控制和利用！我们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由于个别领导腐败、管理不善，投资失误等造成了巨大数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习总书记曾经对此作过尖锐的批评，因此，现在有人提出将国有资产不被低价处置或国有资产不流失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底线。当然，国有资产流失或者国有资产被利益集团输送给非国有企业或个人，是背叛共产党和人民利益的违法行为，我们必须要坚决制止。但是，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就以此为底线那就错了。按照辩证法的逻辑，以足够的价值等价处置国有资产而不及时重置新的国有资产，那也就等于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键在于为劳动者创造一种能够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生产关系。足值出售国有资产，导致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退出生产过程，劳动者就丧失了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机会和可能，对劳动者而言，也就等于丧失了这种生产资料。因此，我们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时，千万不能忽视国有企业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生产关系。4.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公有制的逻辑，不能运用私有制的资本逻辑去解释和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解，我们必须要站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立场上，以一种超越生产资料小商品生产私有制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高度去进行解读，否则必然会造成歪曲的解释。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泛滥，中国经济学精英跟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路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产权缺位伦”或“产权虚置论”便是中国经济学精英对国有企业的曲解之一。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究其本质而言，是全体人民自己来直接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并且直接享有相应的受益权。但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阶级和国家尚未消亡，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只能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代为行使所有者的权力。全民所有制企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在现阶段全体人民的代表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省（区）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国有企业“产权虚置论”或“产权缺位论”，实质上是说各级各类政府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政府。这种国有企业“产权虚置论”或“产权缺位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其利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否定。按照这种理论，世界上就不应该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因此，人们发现这些经济学精英打着为国有企业改革治病的旗号，实际目的就是通过“改革”而消灭国有企业。对于这种错误理论，我们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予以坚决的批判。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如何实现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20世纪苏东国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复证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直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我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绝不是非理性的。我们注意到，就在中国部分经济学家极力宣传西方市场经济神话的同时，以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仍处于复苏乏力的状况。有鉴于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拒绝吸收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效率方面，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不能听信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我们设定的旨在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目标。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习近平同志用“凤凰”比喻中国的国有企业，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种美丽传说寄希望于中国国有经济重振雄风，也以此预示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振兴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习近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9月13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开宗明义写到：【“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一段文字再一次明确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意义。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为完成这一重大时代任务，我们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飞跃。首先，全党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经济学界西化派经济学家也包括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直将所谓国有企业垄断论、低效率论、弥补市场失灵论等奉为真理，因而否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国内外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就是用这种否定全面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办法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指导意见》已经明确地针锋相对地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抉择。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定性意义。为了使全党上下能够自觉地把思想统一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来，必须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要来一次拨乱反正，要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前，我们必须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渗透，要有针对性地拿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要注意发挥意识形态阵地作用，要积极引导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政干部学校中的社会科学教师，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创新理论，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特别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在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其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把我们的党建设成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有层次不同的若干条。不同层次的若干条中一定会有许多条不是属于“核心”部分的。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该体现预备党员在入党誓词中所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具体化为日常工作中，就应该是为维护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关系而奋斗。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践行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不能沾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私的寻租的经济人价值观。我们党要对党员，特别是要对在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用一切政治的和司法的手段坚决惩治国有企业中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不能采取所谓的“高薪养廉”政策。要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工作之中。不断改善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再次，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武装中国工人阶级，尽快将中国工人阶级锻造成为能够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重任的坚强的领导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要实现这一梦想，归根到底要依靠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和贡献。我们也必须正视：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没有经过机器大工业时期所受的锻炼，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还不够高。中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还存在某种片面性，存在着用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理解公有制的现象。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被人为地破产，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是这些企业的工人队伍。但是，这些腐败事件能够顺利完成，与我们这一范围的工人阶级队伍素养不高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锻造一支现代工人阶级队伍还是意义十分重大的。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锻炼以后，已经表现出了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伟大阶级。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一定会为做强做优做大中国国有企业和振兴国有经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历史性贡献。然后，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的否定观予以改革。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不能简单地对其说“不”！它应该是既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肯定的理解，同时也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否定的理解。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最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形式，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实现形式。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中华民族能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脊梁。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从否定的方面来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也确实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准备不足，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作为个人牟取高额利润和发财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思想的长期侵蚀，一部分工作在国有企业的工人，也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额收入成为新富阶层的手段，因而忘记和背叛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因此，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必须要破除现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国有生产资料和国有资本为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成为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种自己能够作为所有者参与劳动的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最后，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必须要在体制机制上做出调整和完善。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志会很敏感。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9月13日印发《指导意见》，一周时间后，即201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办又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其中，《指导意见》专设了第七项“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来规定如何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又紧跟着出台了《若干意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对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党的建设问题的极端重视。《若干意见》还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也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以往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中小企业从简政放权、承包制、租赁制，到改制卖给个人。大中型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一步一步地在事实上削弱了党的领导。现在，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中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国有企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然要从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活动领域和各个管理机构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认为这里必须要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第一，究竟是股东代表大会还是职工代表大会能够代表全民利益？第二，究竟是董事会，还是党委会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对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经营管理？第三，究竟是监事会还是全体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能够对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全体劳动者结合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监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在于其人民性。我们认为，要在国有企业中实现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必然要求我们对现在实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进行变革。变革的根本指向是重新恢复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关于“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论述，指明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劳动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丁堡骏，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1期。】注释①马克思在批判亚当·斯密在分析商品价值分解时丢掉了不变资本时曾经用过这个典故。这个典故的大意是，本丢和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的名和姓。据福音书记载，耶稣被解送到本丢那里受审，本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们用“从本丢推给彼拉多”表示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295.[4]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c]//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2.[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5.
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国有企业加强是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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