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总书记指出，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为广大网友讲课的直播稿。全文共分四大问题：一、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产权理论；二、分配理论；三、经济调节理论；四、经济开放理论。因字数限制，分上、下篇编发，上篇为第一、二部分。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讲座题目是“各级干部学习和应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前几年习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视察《资本论》教研室，当时也有一个重要讲话，认为《资本论》仍然在当今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观察世界，特别是解释金融危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事实上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部门专题经济学科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经济改革、开放、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都是我们阐述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这些原理撇开所论述资本主义某些特殊性的东西，还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包括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这个论述，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改革、开放、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今天我们结合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结合我们经济学的一些原理，重点分析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产权理论。
什么是产权？广义的产权和广义的所有权是一致的，它的内容包括了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中央的文件一向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定义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经济制度，称之为基本经济制度，所以，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和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叫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中，国有经济为主导，各种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一种所有制结构。这个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里面得到公认，就是像美国出版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在解释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经济运行方式使市场占主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占主导，结合起来就叫市场社会主义。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英国工党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观，瑞典社民党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观，它们解释的社会主义只是福利多一点、计划稍微多一点，并不包含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在财产关系上必须是公有制占主导。所以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在我们的《宪法》里，都是明确肯定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
现在我们知道，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首先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出现的，以后又在其它文件中也使用过，这次三中全会文件就突出地做了一些阐述。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从社会宏观来讲，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都是混合经济，但是混合经济里面关键是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如果是公有制占主体，那就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如果是私有制占主体，就是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所以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90多岁的萨缪尔森也早就讲过，我们要发展混合经济，但是他讲的混合经济仍然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当然他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就是私有制越多越好，不仅要占主体，而且是越多越好。
我们现在讲的混合经济怎么发展，根据中央文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我们应当是既有非公经济控股，也有是公有资本控股，特别是国有资本控股，非公经济参与的一种混合所有制。如果要确保《党章》、《宪法》以及三中全会中明确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说在实际工作中，在宏观层面、在全国层面，或者在绝大部分省市里面，都应当是贯彻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有些学者主张主要发展非公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如果这样，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和部门都这样做，我们说在整个社会宏观层面上就难以确保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所以对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不能做片面的理解。
我们可以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今年在两会中间，也就是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3月9日又到我所在的安徽代表团中来讲话，又明确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类似的话它在中纪委的会议上也说过，所以他认为混合所有制这个理论和政策非常重要，关键是要细化政策，政策要细化。
美国等西方国家惧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有企业是支持党的，提供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是我们的一个命门，不要被人家忽悠了，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也要发展，有些领域开放了，不能搞垄断，这是对的。国有企业经营也不是完全靠市场决定的，还要靠政府决定，这个政府决定就是要符合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它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或者它的经济效益相对差一些就把它完全卖了，这样的话完全像私营经济那样做是不行的。
国有企业虽然发生了像中石油案那样的腐败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加快改革、加强监督，管住、管好就是了，不能被有的负面舆论绑架，认为国有企业必然就是一种不好的体制，出路只有去国有企业化、去国有化，这是不对的。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的人格外兴奋，说共产党这回弄对了，把国有企业搞掉了，国家就有希望了，这是谬论。我们自己要把握住，我们要去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端，让他们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最近，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这里面我们知道，过去有争议，有些中高级干部认为国有企业和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没有关系，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就可以经济完全实行私有化或者说民营化、非公有化，这个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也不符合数百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俄罗斯在改革中有后来担任代总理的盖达尔，以及当时相当于我们国资委主任这样一个职务的叫丘拜斯。他们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当初就说搞非国有化、搞私有化，在改革前他们就要搞非国有化，改革后他们就公开说搞私有化、搞民营化，说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但是苏东剧变以后，他们就说了真话，他们说当初我们要搞非国有化、要搞民营化、私有化，为经济效益是次要的，主要是让共产党不可能再上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整个经济都是由私人来掌握，那么实际上私人就必然掌握整个媒体，那么这些媒体整体说共产党不好，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领袖，妖魔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无论公民怎么一人一票，最后公民都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受到教育的影响。
前几年我就预测到，如果是资本主义政党掌权的话，不管是叶利钦还是普京，实际上共产党的人数就不可能太多，因为刚刚剧变，还有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会留在党内，但随着他们的去世，年轻人就可能少，因为整个舆论是他们的、教育系统是他们的。所以私人经济、非公经济一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媒体、教育都是被他们控制，这样实际上你要靠普选上台这个是相当相当困难的，党员人数也很难增加。这并不是现在俄共的比如说各项政策不正确，我问过了，俄共在经济政策上跟我们中共差不多，包括日本共产党负责人我也问过，其实他们也是主张如果共产党掌权就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同时保留和发展各种非公经济。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两个党不能掌权呢？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变了，资产阶级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控制了媒体教育等等，这样的话选民就很难主动去赞成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他很容易被忽悠、被蒙蔽的。
其实我也问过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他也是这样，他们的经济纲领和我们中共差不多，但是他们在数十年内都很难掌权，选民也是很少。这个就说明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强调了国有经济、公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虽然我们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下面有好几种经济成份或者说好几种经济基础，但是其中占主要的、占支柱的是公有企业、是国有企业，这就纠正了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没有关系这样一个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认识到产权或者叫所有制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中，我们在改革中要进一步把握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间的重点和非重点，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不光是国有经济，现在谈集体经济比较少，所以我们在农村方面，就是要重视和注意落实邓小平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一个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改革中，一开始和他晚年都多次强调两次飞跃论，就是说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从人民公社到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同时又包含集体层经营的这样一个双层经营的制度。第二次飞跃，他说就是要从这样一个制度转变为集体经济，或者他有时候说方向还是集体经济，方向还是集体化。而且他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集体化，但是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要行政措施硬搞，愿意搞的不要去阻止。在农村的集体经济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私人家庭农场可以搞，但不能成为主要方面，如果成为主要方面，那么农村就会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变成资本主义大大小小的农场占主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也不利于真正做到“三个有利于”。
城镇的集体经济同样要高度重视，集体经济既具有国有经济这样一个效率和相对比较公平，同时又具有非公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一种船小好掉头，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特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一个产权理论或者叫所有制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理论，就是分配理论。
按照经济学原理，分配关系是由产权关系决定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关系，一个是分配关系。马克思说，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当时马克思时代就和现在我们社会某些流行的错误观点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或者叫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是好的，但是分配方式不好，所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里面再三讲，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一点很多人就忘了，完全是在当初马克思批评过的只是再分配上面兜圈子，没有认识到生产领域才是事物最本质的，而生产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产权关系。我们公有制为主体，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可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如果是私有制为主体的，那就决定了是按资分配为主体。所以我们所说的国家和党的文件，包括三中全会、包括十八大的文件，都是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一个基本的分配制度。这样一个分配制度很重要，因为按劳分配它是差距相对比按资分配要小得多，不容易导致贫富过分悬殊的分化，既不会产生平均主义，又不会产生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不会产生像前几年美国等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且波及到80个左右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西方为什么信贷那么普遍呢？就是因为群众购买力不强，而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赚钱又大规模的生产，这样生产的无限增长和人民群众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导致消费信贷的大规模使用和扩张，但是这个信贷的大规模使用和扩张，只是短期缓解这个矛盾，你搞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以后这个矛盾依然激化，因为能信贷都已经信贷了，信贷完了它仍然是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它就会东西卖不掉，就容易导致经济危机，它可能在流通领域先表现出来，在金融领域先表现出来，但是金融危机、商业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还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还是东西卖不掉。
像2008年开始的，实际上是大量的住宅生产出来了，开发商生产出来以后卖不掉，开发商和银行、和金融界联合起来，就是所谓次贷，本来你这个还贷能力比较好的优级贷款，我应该主动贷给你。优级贷款是少数人，多数人还贷能力很差，这个就叫次级贷款。本来是不能贷给他的，因为你贷给他以后，一旦经济有波动，他可能就失业，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他就断供了，不能及时还贷，就出现了问题。但是各类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和开发商，他们都要继续赚钱，怎么办？他们就合谋说，给还贷能力差的群众公民也可以贷款，而且当时美国总统是支持这件事的，所以政界、商界联合起来支持这件事，就留下了后患。
几年以后，经济一旦有波动，这个次贷危机就出现，次贷危机引起了整个金融界的大地震，金融界的危机又反过来作用于整个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然后特别是美国为什么有财政危机呢？因为他的行政开支并不减，他的军事费用大规模上升，冷战以后它的军费还继续上升，但是他的群众福利又不愿意增加，或者增加很少，新自由主义还要减少群众福利，资本家的税又不愿意多收，小布什等还要减税，要有利于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家，这样他财政就发生危机了。军费要增加，行政费用不能压缩，福利减也减不了多少，特别是欧洲，欧洲的公民斗争性比较强，所以你要减福利公众就罢工，政治家就要下台，所以他减但也不能减太少。这样又要照顾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减税也要减，如果这样军费增加、行政经费不变，福利就算减一点也减不了多少，减税也会遭到某些反对，也减不了，这样他手指就不平，于是出现了财政危机。如果美欧主动减经费，再减不必要的一些行政经费，它就可以继续增加福利，或者他可以通过多增加，至少是不减少大资本家的税，通过这样他财政就不会危机。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政府，所以他在这四个变量之间的选择，经费、行政、福利和税收方面，他肯定是采取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方针，所以他是背离了劳动人民，所以我们说资产阶级政府他不是人民政府，他和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区别实质性的关键就在这儿。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党的十八大文件要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包括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共同富裕。为什么小平同志在晚年，在整个90年代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有5句话、36个字，有的学者只强调3句话，把中间2句话给省略了。比如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位著名研究员，过去就建议中央只要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而不提中间的两句话，叫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有的知名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不要公有制的，他说你看社会主义本质里面5句话、36个字里面并没有公有制啊，这个观点出来遭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是断章取义。因为邓小平在别的地方反复讲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第一是公有制占主体；第二是共同富裕，或者说不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的5句话似乎是没有公有制，其实我们知道，在邓小平的这个知识结构里面，他的原则里面消灭剥削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一样的，只不过初级阶段我们还不是一下子消灭私有制，还是要适当保留私有制，在邓小平的话里面，是让它起补充、起辅助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到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再重要也不能成为主体、成为主导，否则社会经济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所以在邓小平的话里面，消灭剥削，剥削就是私有制带来的，公有制是没有剥削的，公有制内部如果分配有不适当，按劳分配等等做的不好，那也不叫剥削，剥削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各类私有制带来剥削，公有制即使有些分配政策不当，那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一个所有制决定的必然如此分配。
就像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就通过了国有企业的一个薪水的办法，总书记马上就来抓这个事，这个事实际上从广大干部群众中间已经反映了十几年了，我过去在中央领导中南海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也说过，为什么广大干部群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批评质疑了十年了，为什么有关部门还不动，还是批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拿非常高的薪水。而他们主办的一些报刊又说，你看国有经济税交的那么少，自己多分，总经理、高管的收入这么高，国有经济职工的收益也普遍的比非国有经济的职工收入要高，然后就说这是国有经济必然带来的，这个就说明它已经背离了国有经济趋势，这样的企业最好通通私有化......这就很奇怪了，即使你批准它拿高薪，你办的报纸又认为这是必然的，事实上经济学原理证明，这根本不是必然的，因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收入也比一般职工就是高出几倍，你高出十多倍的或者高出二十多倍的都是有关部门批准的，所以这个意见反映了很多，现在总书记亲自来抓财经工作，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党的第一把手不仅是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方面的第一把手，也是财经工作领导的第一把手，现在看来很多工作总书记亲自来抓是非常必要的，才能真正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十几年来议论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很多问题是一些不良政策导致的，甚至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某些措施。所以我们要贯彻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讲过的，有错赶快改、错了就改这样一个精神，而不能把人民群众质疑某些不良的改革措施叫做反改革，这不对。总书记强调，要从人民群众最期盼的改革来采取措施，我认为这个改革的思路、方法非常正确。事实上我们总书记亲自抓了，比如说粮食的自给率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也抓了信息安全这样一个问题，等等，抓了科技创新驱动的战略，等等。所以在分配方面，我相信新一届的党中央会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缓解贫富过分悬殊，来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曾经在十八大起草小组里面就有争议，当时我们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现在是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就提出十八大应该突出写一下“共同富裕”，当时有的起草小组成员是不赞成的，认为时机未到。而我们重温一下邓小平的讲话就很清楚，邓小平在9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都讲过，说总有一天我们在本世纪末，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来抓。在另一次讲话又说，在本世纪末我们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说、来做。而邓小平说的本世纪末是20世纪末、是上一世纪末，所以现在都21世纪了，又过了十几年了，如果我们不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来缓解矛盾，推进共同富裕的话，那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纪念邓小平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真正搞懂真实的邓小平理论、它的战略思维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共同富裕，一个是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发展的两次飞跃论，这个在各界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科学阐释邓小平理论，习近平很多讲话是完全符合和积极推进落实邓小平思想的。
实际我们说，从经济学上说，多种分配方式，本质上说到底也就是两类基本分配方式，除了个体户这个分配是自食其力，它既不属于按劳分配，又不属于按资分配，其它的企业，公有制的企业，非公经济的企业，它只要不是个体户性质的，本质上多种分配方式都可以，说到底分解完了都可以，要么是按劳，要么是按资。比如说有人问，按技术分配属于什么分配啊？我们要问，假定我在一个企业里面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企业奖励我50万或者100万，这个是奖励什么呢？我认为是属于按劳分配范围。如果你把这50万或者100万没有拿回去，而是折合成技术股放在这个企业里面，以后企业盈利了你又按股分配，那么这个技术股就是按资分配了，实际上是按私人的技术股份来分配，所以属于按资分配。按经营才能也是这样，如果你是担任副总经理或者担任一定的经营部门经理的职务，你有经营才能，这个分配属于按劳分配，如果你是有股权的，你这个股权的分配还是属于按资分配。
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就是要继续完善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样一个按资分配为辅体，或者我们说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基本分配制度。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它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就是认为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是反向替代关系，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写了《平等与效率》这本书，国内有两个中文版，我都看过，他在这个书里面把四个定义，内涵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完全等同，比如说他的书是《平等与效率》，第一，把平等等于公平，这个倒也算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接着他又说，公平和平等等于均等，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家讲的均等，他是用收入的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第一个指标，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2，比较平均，0.3它们认为还是可以，合理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容忍的，0.4就比较高了，就超过了这个合理的界限，应当加以调整了，如果0.5、0.6那就更厉害了。第二个指标，就是家庭收入分成五个等分，拿20%最穷的家庭收入和20%最富的家庭收入倍数，就看几倍，如果你是十倍以下就比较合理，如果十倍以上相对就不合理，不合理的程度也是越来越大。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要指出，这两个收入的指标实际上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为什么要选五等分，不选十等分、二十等分呢？因为里面就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局限了，他知道发达国家因为城乡差距较小，所以当他取五等分的时候，它的倍数关系比较小。比如说美国大体上是十三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是二元经济，甚至于三元经济，城乡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五等分大概要十七八倍，就超过了美国，基尼系数我们现在也是高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他就可以忽悠全世界、忽悠他们本国的学生和公民了，它就可以说你看他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改革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我们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把前三个概念等同了，公平等于平等、等于均等，均等又是由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我们都超过了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说我们的两极分化比他们严重，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共产党执政，没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其实我在1996年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曾写文章指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是偷换了概念。假定说平等是大体上等于公平的话，公平决不等于你们所说的收入的两个指标，而且也不等于平均。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来没有说过按劳分配是平均主义，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但是西方学者、政治家歪曲马克思主义，有时候把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说成是平均主义。我们传统体制只能说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也不能说传统体制我们就是在搞平均主义。因为众所周知，当时工人中间是有八级工资制，当时我父亲拿的就是八级工资，工人中间最高级工资，后来当干部当然又拿干部工资，干部当时是有二十几个等级的，当时的教师也是二十几个等级，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大体上也就是十个等级或者到二十几个等级这个之间，每个行业不一样，所以批评传统体制也不能闭着眼睛瞎批，也要科学，如果否定计件工资，老是搞文革中间的36块、32块，这样是平均主义。但是从改革前将近30年的实践，总体上它还是一个按劳分配，当然它是计划型的按劳分配，它是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这个按劳分配在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转化成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既是按劳分配，这是说的实质，但是又是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比如分配方式有区别，比如说我们可以招收职工双向选择，在双向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工资和收入的福利谈判，它是采取了企业有自主分配的权利，政府要制定一个指导线等等，这样一种做法都是市场型按劳分配，而且是货币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这和计划经济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公平和效率它是同方向变动，是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越公平越有效率，除非你把公平理解为是平均主义，所以我在中国最高级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都有详细进行理论论证的文章。
从党的文件来看有变化，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面又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以后到十六大之前，已经有著名经济学家，我们社科院的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贫富分化已经较大，应该放弃这个说法。当时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多数人没有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仍然写了效率优先。但是十六大以后的一年，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就再也不提效率优先了，以后十七大报告，包括十八大报告，包括三中全会文件，包括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强调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样一个表述，实际上又通过否定之否定，又采取了十四大报告的一个说法：兼顾说。而且在初次分配是兼顾，到再分配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了，实际上就带有公平优先的这样一个精神在内了，所以这里面是否定之否定，认识更加深入。所以，这个提法对我们下一步对财产和收入体制进一步的改革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
我们想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经济学常识，既然分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所以你要根本解决财产和收入这两个问题上，一个分配不公或者差距过大，首先就是要在产权上面做文章，这里面又回复到我们第一个大问题讲的，你还是要坚持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它不是在8月18日的讲话里面提出了嘛，说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正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就是指薪水改革。这里面提到，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所以国有企业不仅是要做优、做强，而且要做大。特别是中央企业，但是各个省市也要掌握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关键部门、战略部门的国有经济，在江泽民文选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就是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可见最近的几任总书记都是强调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各级干部必须以党的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作为我们实际工作最终的依据，至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某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是否符合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基本精神，这个还要和大家判断，并且实事求是来进行推进改革，不能单纯的唯上，还要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我认为不管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总书记，它们关于国有企业、关于公有经济的思路是一贯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有激烈争论的，大家也听到过很多噪音和杂音的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不要被负面影响所绑架。
（未完待续；来源：昆仑策研究院根据“程恩富新马派”微信号整理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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