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布兹加林，男，1954年生，俄罗斯莫斯科人，俄罗斯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战胜异化的条件研究)、当代经济全球化问题、后工业化发展趋势问题、俄罗斯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与后果等。此外，他还研究社会政治斗争发展问题，关注工人抗议、公民新社会运动。在各类社会政治期刊发表的文章和电视访谈中，他都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布兹加林出版学术专著26部(与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尔加诺夫合作)，主要有《全球资本》《资本的界限》《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21世纪社会主义》等。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曾先后赴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500余场国际学术会议。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局部复兴的新局面，迎来新的发展曙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再次获得广泛关注，2018年世界多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完整地阐明马克思留给世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访问了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布兹加林。
采访者：布兹加林教授，您好！您可否分析一下，现在有哪些人需要马克思主义？他们因何需要马克思主义？
布兹加林：对这个问题，原则性的答案人所共知：现在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那些想要搞清楚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的人；是那些不想与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关系妥协的人，因为异化让个体的世界——无论是其外部世界还是其内部世界——变成了异己的、敌对的世界，必然阻碍社会进步；是那些勇于承担发现这些规律的重担、把社会发展趋势划分为进步与倒退的人；是那些永不言弃地探索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人。这些人十分清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才能更接近真善美。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有些人看来，有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之虞，但是我敢于作出这样的回答，就不怕被人指责为高傲。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果想让自己配得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伟大称号，就应当承担起了解人类社会进步规律的职责。无论是逃避“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还是试图解构真理、去主体化的解构主义者，都是在对异化世界进行美化，即便从事这些研究的知识分子打着“左派”的幌子进行遮掩，但就其实质而言，他们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那些准备促进社会解放并解除异化的人——把竞争变为互助、把剥削变为合作、把不公变为公正、把奴役(不只是被政权奴役,还包括被物、金钱、父权制、对善良国王的信仰等所奴役)变为自由。这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根据我们当前认识到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是一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共同体内部活动的自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意味着，朝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认清的进步方向前进(不单单是马克思个人——真正人文主义的整个历史都会让人们对进步产生这样的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的方向前进。变得更美好，就意味着，奔向共产主义。自然而然地，无论过去、现在亦或将来，对那些只愿意保留并巩固异化世界的人，或者不知何故，害怕表达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人而言，他们不仅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很危险。前者是那些手中握有经济、政治、文化权力且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这一权力的人。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变成了财富和权力的奴隶——他们是被迫不断积累自己的资本的奴隶;他们是要不断地为升迁、权柄、特权而奋斗的权力金字塔的奴隶。后者是那些已经同异化世界妥协的人。他们彻底臣服于灰色的人生，像松鼠在转轮上无休止地奔跑一样：每天都是还没有睡醒就得起床，一头钻进轻轨列车-地铁-公交车里，到办公室后，在那里坐上8-10个小时。只有在休息日，他们才能“幸福地”摆脱都市的烦恼，享受购物的愉悦。这些人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因为，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文章，就会明白，他们自己最终要实现的人生梦想，竟是购买一件路易·威登牌服饰，而且是一件价值仅有10-20美元的很一般的东西，却被标上高价卖到1000-2000美元。
采访者：请您谈谈，今天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呢？
布兹加林：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答案相对简单，可以用我的老朋友罗伯特·斯通教授的话来回答：“马克思主义存在，是因为资本主义还存在。”在今天，我们尤为需要马克思主义。2007-2010年波及全球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早被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预见，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曾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危机不会发生。这次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经济-政治权力不属于人民而属于资本的世界。资本主义是以矛盾不可调和为特征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今天的科学早已超越了150年前卡尔·马克思时代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为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成因以及当代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等，提供了解决答案。
由此引申出该问题后半部分的答案：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寻找理解社会生活奥秘的钥匙，才有可能找到下面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答案：(1)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范畴在不同时空有何不同？特别是当代俄罗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是什么？(2)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与否？若存在，它们是什么样的？认识这些规律，理性地掌控社会发展，而不仅仅是依赖超级计算机去推测卢布汇率后天或两周后的走向，是否可行？(3)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实权归谁所有？他们觊觎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应该站在谁的立场上进行判断？(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怎样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不平等如此严重并且在不断扩大？而且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还表现在生活质量上，以及对发展和社会财富等资源的获取上。(5)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他想要的只有钱、钱、更多的钱吗？能否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统一起来？它们究竟是什么？当代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对以上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进行解答。对每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从社会责任出发进行思考的人而言，应该知道这些答案，原则上讲这很重要。世界正在发生质变: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在苏联产生了，又消亡了(值得提及的是苏联70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并非只有教训)。地缘政治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并未止步不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其拥有生命力的前提条件。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面极其广泛，我研究了其中的方法论和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我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简短的评论。首先，方法论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置于首位，尽管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奇怪。应当不无遗憾地说，最近几十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群体中，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有我熟识的学者的其他国家(美国、欧盟国家、拉美国家)，或许也包括中国，可以发现，对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法，不太重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中，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所使用的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哲学中是后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是数学建模，在政治学中是实证主义。世界上把辩证法及其发展作为关注对象的学者屈指可数，这很危险。问题在于，强调解构和反序列化的后现代主义要求摒弃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去分析各种通过文本诠释而形成的上下文和概念。这不仅是对恰恰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扼杀，而且还会彻底让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放弃为进步任务提供依据并完成进步任务，以及进行理论探索并助推人类沿着真善美道路前进的责任。今天甚至抛弃了“进步”的概念，结果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对通往“自由王国”、共产主义道路研究的放弃。而实证主义和数学建模主要表达的是物体与现象的量化和功能关系，这些关系很容易利用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描述位于现象表面的个别过程的信息。而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首先分析现象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其内涵。还有更重要的，这就是研究社会进程中的真实的深层次矛盾，阐明具体社会体制、制度和现象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创造性地掌握、发展和不断运用辩证法的必要性。我想强调一点，在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建立了且现在还在发展的有实力的科学学派，他们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方法论领域的成就，而且还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埃瓦尔德·伊利延科夫教授被视为该学派的奠基人)，我们也愿意同世界同行，尤其是中国学者，在该方向上展开最积极的对话。其次，历史哲学以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可以观察到如下趋势：实际地追求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导致这些方法论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圈中，同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追求一样，出现对无关宏旨的小主题很热衷而对历史哲学最根本性问题的研究却很稀少的现象。我认为，在同所谓的“文明方法”进行批判性对话中(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理论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沿着研究社会经济形态道路向前推进，研究方法论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包括研究导致最近几十年反改革和反革命进程频繁上演的历史进程逆动(指历史“倒退”,开倒车)理论，都是极为重要的。通常的研究，甚至都不提(几本书和勉强能凑上一打的十几篇文章例外)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以及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全新阶段的问题，也非常不愿意讨论整个社会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问题(十月革命100周年引发的一段时期的活跃,已经沉寂)。其实，这些都是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论是处在资本主义晚期国家的改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略，而进行的所有理论基础的探索，都将不断遭遇到原则性理论问题无力解决的窘境。而依靠试错的方法，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些问题曾经非常流行但现今越来越不被西方学者关注，包括苏联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又退出历史舞台的经验与教训。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越南、俄罗斯,仍有学者在积极研究这些问题，而且也没认为这些问题“已过时”。除了苏联为什么灭亡的问题，还有苏联为什么能够诞生并延续70年的发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作出理论上的解答，要想沿着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前行将极其困难。最后，极其迫切需要研究，同时解决得又相对薄弱的是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层结构、政治和法律建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等基本问题。虽然对社会结构这些“层面”中的每一个层面的个别问题都有大量研究著作，但是阐述这些层面相互作用新特征的总结性著作还没有问世。我再一次强调——是阐述相互作用的总结性著作，其水平和意义即便是不能与马克思的著作相比、“哪怕是”能与葛兰西、卢卡奇等人的著作相媲美的著作都还没有出现。更危险的是，既没人想买这样的著作，也没人想去创作这样的著作。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对原苏联地区研究的兴趣需要保留。我希望在中国亦如是。加强对历史哲学最复杂、最重要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国际学术研讨，让最权威的期刊优先发表探讨此类问题的文章，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和不远的将来要完成的最重要任务。如果不注重以上这些问题，研究者甚至都不想去解决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而是让福山和亨廷顿之类的学者来包办，那么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只能随波逐流。
采访者：谢谢您的直言相告！再请您谈谈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前景及任务。
布兹加林：好的。在该领域，可以观察到非常类似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问题：在利用经济学理论“主流”方法论与工具的基础上，对具体问题进行孤立研究。因此，迄今为止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仍未能问世。不过，20世纪60-80年代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出版了保罗·斯威齐、欧内斯特·曼德尔、伊斯特凡·梅扎洛斯等人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研究者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问题的兴趣却越来越淡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进行根本性转型的条件业已成熟。在长达数十年的停滞后，现在正面临着物质生产技术的质变。不仅仅是利用电脑和互联网推销游戏和商品，还正在向人工智能过渡，即向马克思称之为“自由王国”基础的生产力过渡。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几乎没有变化：仍是100年前的跨国公司、金融垄断、间接国家调控等等。严重的失衡问题，即向新的生产力过渡的要求与制度的保守停滞状态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即新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需要21世纪的新《资本论》！需要它回答与市场、货币、资本和雇佣劳动、社会结构等相关的问题。今天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与150多年前马克思描述的有何不同？它们能否保证自动化生产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喜欢研究的只是它的一些碎片，形同盲人摸象，描述的只是局部的腿、尾巴、躯干，得出的当然是荒谬的结论：大象是根柱子、是条蛇、是一面墙等等。然而，或许不够谦逊，我要说的是，我同科尔加诺夫合著的《全球资本》一书，旨在完成这一任务：阐明资本主义在向新状态过渡时期，其重要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资本论》中诸如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内涵相应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采访者：我们知道，您对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深入的了解，您能谈谈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吗？
布兹加林：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不能回避在西方和东方皆鲜为人知的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和后苏联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成就。下面我谈谈在我看来对完成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研究成果。
一是已经提到的为辩证法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伊利延科夫学派”撰写了具有世界水平的专著，揭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内容与潜力。该方法揭示了从整体上反映发展中的社会制度关系的各个范畴的全部内涵。正是这样，才最终建立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范畴体系。也只有以这一方法论为基础才有可能创作出在内容上可与《资本论》相媲美的学术著作，刻画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复杂而完整的制度性特征。没有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左翼力量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就只能是战略上未经验证的。辩证法的矛盾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因为左翼的当代理论与实践中的形式——逻辑实证主义结构的淫威，会将他们引上盲视之路，或者往好里说，是色盲之路，他们看不到当代世界现实矛盾体系中色彩与色调的多样性。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扭曲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该研究指出，处于现象表面、事实与感受、统计与经验之中的当代世界，是其被曲解的虚假的一面，类似于“反转”的一面。普通人视野中看似正确的东西，实际上，究其深层内涵,可能竟是假象。例如，拜物拜金主义就创造了一幅扭曲了的世界图景。在这一世界中，生命的最高价值是金钱和名牌服饰。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者知道，这是扭曲世界、变形世界的事实，而进步的真正内涵恰恰在于证实真善美的理想，纠正“扭曲世界”，而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所有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成千上万的普通战士都曾为此而战斗。二是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人和个体的社会哲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领域奉献了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列昂季耶夫学派和维果茨基学派表明，人首先是主体以及社会活动的产物,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对抗性社会体制中,包括市场和资本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操控等在内的客观的社会异化力量的玩物。继马克思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自己的外国同行的交流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那里，人的价值和动机各不相同，社会可以也应该创造条件，不仅是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也要为了人在同他人的交往中自由和谐地发展。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不仅要提高消费水平，而且还要创造条件让劳动的快乐以及对内容丰富、创造性的、基于互助关系的劳动的需求逐渐成为现实；人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多，但这些时间不是用来购物和观看致人低能的表演和游戏，而是用于从事有益于人的身心进步的文化事业。无论在今天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不失尊严的物质生活条件有多么重要，未来的理想都应该是能从战略上吸引人，并能引领人进入“自由王国”，而非止步于富裕的生活。这一理想可以也应该是非个体的理想，即是全体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理想。这也正是中国革命与俄罗斯革命、墨西哥革命和德国革命的英雄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马克思本人毕生为之笔耕不缀的理想：“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谈及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说，该学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展。比如，在讲俄语的国家和地区联合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并在俄罗斯和世界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其主要成就如下。第一，社会经济转型的辩证理论。其主要成就有：首先，它不仅揭示了进步，也揭示了逆行转型——反改革、反革命的规律，阐明了后者的原因与后果。比如，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宣告的市场、民主和个性自由转向自然经济、绝对主义和等级制。在此基础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苏联产生并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苏联的本质、成就和矛盾，以及可以而且应当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的“教训”的理论模型。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文本体系，构成了未来全面刻画晚期资本主义关系与矛盾体系特征的著作的导论。其次，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该学派的学者揭示了当代市场作为一种关系体系的本质。当代市场与其说是专横的私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操控消费者、更弱小的生产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企业网络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个市场越来越像一个不是生产和销售有用的财富，而是生产和销售无用的符号、虚假商品的空间。第二，21世纪的货币正在发生变化，正从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变成虚拟金融资本的产物，资本则因实体部门资本金融化过程的扩展而受制于自身。第三，在当代条件下，资本不仅受制于自身并剥削产业雇佣工人，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框架下，(1)“核心”剥削“边缘”，攫取帝国主义的租金；(2)金融资本剥削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攫取内部租金；(3)全球资本剥削世界文化，攫取智力租金；(4)全球资本剥削人类的自然资源，攫取自然租金。所有这一切让当代全球资本越来越具有寄生性，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同时正在为社会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创造前提。以上所述，仅是对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小部分成果的简要概括。该学派活动的成果，与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样，我们都会非常高兴地介绍给中国同志和世界社会科学界的同志。
采访者：您能谈谈您怎么看待中国经验、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吗？
布兹加林：我看到，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领导人一如既往地提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任务，在中国大学里创建(或重建)马克思主义院系。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诞辰200周年之际，在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命运的时候，回避且不去分析中国经验，将犯不可原谅的错误。我非汉学家，但常到访中国，与中国同行密切合作，对这一问题思考颇多，因此我想给中国同行重复几个观点。
首先，我想强调，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了巨大的经济飞跃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世界各国具有各种不同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专家学者都在积极研究中国经验，俄罗斯亦高度关注中国经验。俄罗斯大多数认同社会主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逐渐转型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经济成分与公有制经济成分相结合的道路，比俄罗斯实施的对计划经济彻底破坏的方式(所谓的“改革”)，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事实证明了这一结论。其次，中国同行看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矛盾，这很重要。首先是公平公正问题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要考虑到市场经济会导致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论证的拜物拜金主义等现象的产生。其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消费主义和时髦跟风盛行；另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追逐货币财富，不计代价地追求资本积累。同一模式的两个方面：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任务背道而驰。因为，后者更崇尚构建互助关系，提高社会积极性和热情，强调社会和文化价值。消费主义以及市侩思想盛行，是造成苏联体制危机并瓦解的原因之一，希望这能引起中国同行的关注。上面所述并不意味着，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进程中，就应该放弃利用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我也绝无此意。作为在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过程中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它们仍被需要。何况，一方面，旧体制蕴含着新制度产生的要素；另一方面，新制度内部必然保留旧体制的某些元素。这是新社会制度诞生的总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市场(用马克思主义用语表述是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不是提高生产率的中立的社会经济机制。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从中会衍生出社会不平等、私有制价值观、人与人的异化、拜物主义和消费主义以及忽视公众利益。我想强调的是：市场与资本就像一只老虎，如果人强大的话，它可能是一只驯服的老虎；但如果人软弱的话，这只老虎就会有让人致命的危险。如果社会主义方针处于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关系就会得到加强，而市场与资本就会在社会监督之下运作，只是不要忘记，它们有危险且就其本性而言，与“自由王国”的关系相对立。或许，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恰当的比喻：市场和资本类似于蛇毒。如果毒液剂量用得合适，并有知识渊博的专家进行监督(在市场情况下,则指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那么毒液就会有益，是治病的药物。但是，如果增加剂量，死亡就会来临；用得太少，病情就会加重。问题的根源就在这个辩证法中。谈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我们希望，将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拥有做成此事的全部必要前提条件，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思想文化发展趋势都在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确是研究和制定切实可行方案的强大方法论和理论工具。善于并创造性地，但同时还要恰当地利用这个工具,这非常重要。一方面，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唯一的、硬性灌输的社会科学学说。它可以也应当在同其他社会思想流派的创造性竞争中得到发展。重要的是，不要让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绝开来。创建马克思主义院系的同时，加强在“普通”院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教学，让大学生们能够自由地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属于社会思潮“主流”理论的西方经济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在世界绝大多数大学和科研中心，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不只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而是仇视它的社会理论。因此，曾留学国外的中国学者极难抵制这种敌对的全球环境，有鉴于此，他们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武装。中国要支持外国科研中心和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计划，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从整体上有助于社会进步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发展，这正在变得极为重要。同时，我也很想提醒中国同行：不要犯苏联党和国家所犯的错误。过去在我国，苏共领导层非常严格地用官僚手段组织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绝不允许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的正确性产生任何怀疑。这导致阿谀奉承的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无法警告苏联的共产党员和公民，执政党的在册权贵已经腐化堕落，而预警苏联有因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而解体风险的批评性言论和文章亦被禁止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是一个更加消极的现象。这尤其使高年级中学生和大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产生了特别消极的影响：学生们开始逐渐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它的内容，而是因为教它的都是些呆板的教条主义者，他们脱离生活，不想诚实地、认真地分析现实矛盾，取而代之的是固守教条、复述党的文件中的套话并以此为根据编写教科书。所有这些导致苏联年轻人大多对马克思主义持消极态度，尤其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情况更甚。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进行自由的科研与教学活动，以及他们能够同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与坦诚的对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保障。
采访者：最后,请谈谈您对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合作寄予怎样的期望？
布兹加林：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了“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21世纪马克思”国际学术论坛，等等。从推动人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视角看，这些活动都是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学者的对话，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帮助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
加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未来的合作也同样重要。因此，我想建议所有举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的组织者，要特别注意提升软实力，提高运用网络的能力，以便协调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网站的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方向和靠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期刊的活动。尤其是以下几点。(1)创建永久工作的信息网络(网站)，链接世界上主要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网站的所有活动和倡议信息。(2)定期举办马克思主义期刊主编会议，以便更积极地促进定期出版的期刊之间的交流，协调主要出版物,构建统一辩论空间，积极引用对方文章，进而提高这些期刊在世界知识界的作用。(3)确保召集主要大型国际活动的协调工作。主要有中国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论坛、“历史唯物主义”的会议体系、左翼论坛(美国)、在莫斯科召开的各类年度马克思主义论坛等活动。(4)利用中国作为强国的实力和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引入社会思潮的“主流”空间，包括举办大型国际经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论坛和会议，以及其他论坛和会议。要知道，今天，在这些论坛和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通过上述四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改变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各自为政的局面，提高统一行动的有效性。作为访谈的总结，我想强调一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左翼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是制定理论上有据可依、思考缜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是各个社会组织，还是每一个人作出历史上有据可依而又面向未来的切实可行的、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决定的强有力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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