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孽，资本主义制度最基本、最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充分暴露了其劣根性。各国经济下滑，中国一枝独秀，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握经济运动过程和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是挑战和考验。习近平同志继承、发扬我们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践行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亲自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又组织领导了由3个政治局常委起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简称《规划目标》）建议，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新发展阶段的中长远发展战略的重视程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的理念，最终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决心。

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间万物都是随着物质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当新的物质基础出现，在原有物质基础上形成的合理就会成为不合理，而被新物质基础上出现的合理所代替，社会发展也不例外。就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替代；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条真理。社会制度的变迁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发展也是这样。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经过萌芽阶段，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寄生、腐朽、没落的阶段，最终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社会同样经历了萌芽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最终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即便在初级阶段内，经过多年的发展，开始时期的政策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调整，使其符合现在新发展阶段。因为当时基础上认为“合理”的本身就包含着不合理，随着社会发展其“不合理”性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死抱着原来物质基础上形成的政策，看不到物质基础已经变化，必须制定符合新的物质基础的政策，势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

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经完成了第十三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每五年定一次计划，就是因为原来物质基础上的“合理”，在新的物质基础上变成了“不合理”，要适应变化了的物质基础，就必须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制定新的计划。

一

《规划目标》开宗明义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的近现代史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进步。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中，为了绝大多数人谋取利益而建立的，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党旗上明白无误地标示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这个政治目的——为人民谋取利益，必须首先从剥削阶级手里夺回属于人民的权利，任何剥削阶级是绝不会把自己的利益白白拱手相让的，只有进行阶级斗争。为了制止他们重新夺回政权，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也只有通过阶级斗争，这样才能维护人民的利益。所以“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8页）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告诉我们，背离了党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目的而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革命和建设就会受挫折，人民就会与我们离心离德。为了保证党的政治目的实现，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12月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一次明确了，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193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用简短明了的语言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一切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确立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更加明确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973年12月，毛主席在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正是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领导下，我们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并且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建立起了集体经济，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从而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建国时的只会制作桌椅板凳、进行粮食加工的极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上，把我国建成了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即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从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到70年代末成为了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用2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上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忘记了经济发展只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鼓吹“党政分家”，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架空，绝口不谈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舆论上出现了“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谁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被扣上“极左”的帽子。用经济“绑架”政治，造成事实上“枪指挥党”的局面，以致出现了经济指标上去了，两极分化出现了。钱多了，人心散了，信仰没有了，道德下滑了，社会矛盾丛生。经济发展指标上升并不能证明政治方向正确，只有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经济发展才能有利于人民。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校正了航向。2015年2月2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一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第一个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正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我国人民战胜了疫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事实多次证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4页）这次重申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是不要发展社会经济，而是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下进行发展。

世界各国都要发展经济，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政治目的是绝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巩固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需求，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巩固保护人民、镇压敌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非常明确地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相比不得不放在首位。”（《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62、463页）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我们从不同的经济运行的方式中能够看出不同的政治目的。

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导，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最大的优势是讲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特征。《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的政治内容讲得很清楚了，因此我们的政治能够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资产阶级不敢像共产党这样公开地讲政治，因为他们的政治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旦公开讲，必然遭到广大劳动者的反对。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讲政治的行动，他们不懈地对我们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豢养了一批巧舌如簧的代理人，千方百计地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虚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企图实现“和平演变”，并且在世界各地搞“颜色革命”，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正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周总理总结的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指引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出版社）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全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命题。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2020年12月24-25日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同志连续说了四个“讲政治”，强调“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2021年1月22日，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提“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所以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提高政治敏锐度和政治鉴别力，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当担起全面领导的作用，因为它有着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页）能够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负人民。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2018年6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人民日报》2018年6月30日）

二

《规划目标》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我们党的政治目标，而且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必然要求。

为此《规划目标》对新发展阶段进行了战略部署。

战略基点：扩大内需；

战略支撑：创新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

战略设计：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各行业的供应链，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战略导向：国家发展规划。

扩大内需，首先就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机制，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很明显，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了，后顾之忧解决了，群众的收入合理增加了，消费才能提高，内需才能扩大，国内循环才能开展。把它设为“战略基点”是完全正确的。

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是今后我国能否站稳脚跟，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关键。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抢占这块高地，因此必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是因为工农业生产，人民健康的需要。尽管毛主席早就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1页）并且领导我们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技术垄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造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周总理在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2006年第五期《国防大学学报》“巍巍丰碑励后人——记周恩来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作者：周家鼎-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但是一些人头脑中“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一直没有肃清，一段时间以来，借口创新研发“太费钱”，不利于经济迅速增长。放弃了自主研发，下马了大量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造成了我们与世界科技发展距离越拉越大。这次《规划目标》把它列为“核心地位”“战略支撑”，明确提出“加大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支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是非常及时的。

 

任何科学技术都不会，也不可能自动转化为生产力。作为科技工作者，我深知，新的科技成果是多学科交叉而成的。要转化为生产力，只有进行规模化生产才能形成社会财富。而一条满足科研成果的生产线和配套工厂，需要进行工业化设计、大量投资进行制造和建设，需要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解决工业化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各个岗位上的工人同志熟练的操作，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只有国有经济能够在国家统一部署下，调集人才、资金，承担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私营经济在资本控制下，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普通行业的局部上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还可能实现，但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就相形见绌了。因此只有国有经济才能担负起“战略支撑”的重任。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以追求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造成了“来钱快”的虚拟经济之风渐盛——这样提升GDP最快。但只有实体经济才能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增强国力，也只有实体经济不断地升级更新，才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美国的GDP全球第一，但在这次新冠病毒面前却狼狈不堪，就是因为生产防疫用的口罩、呼吸机、隔离服，乃至装尸袋生产这些东西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都离开了美国。医用口罩的创始者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3M公司，全球领先的呼吸机是美国的GE公司的产品，可是都不在美国生产。当疫情来临，美国就没有足够的口罩、呼吸机、隔离服来满足各医院医护人员的需求，都要从国外进口。“窥一斑可见全豹”，失去实体经济，一遇到风浪必将处于被动地位。

同样，因为片面地追求GDP，各行业产业供应链上很少有企业愿意去投资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产品，因为这比直接购买外国产品组装提升GDP要慢（进口的零部件产品价格贵，制造的成品价格自然要贵，GDP数值也就高），而且有风险。由于国内产业供应链上企业没有提出需求，相关的科研机构也就不关心这些问题，而是忙于在国外发表论文，获取名利。

但当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实现亡我之心的目的，就会采用断供产业链上配套产品的方式，使你无法最终生产出能够与他们竞争的产品。通过在经济上卡我们脖子，逼迫我们在政治上让步。这也就是唯GDP论者在中美贸易战中被吓破胆的原因。

因此在战略设计上，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的稳定、巩固、壮大上，坚持在分行业供应链上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总之，只有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不仰人鼻息，才能经受得起全球经济因为各种原因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实现初心”“完成使命”，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打下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是靠工人阶级的劳动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成果也必须由人民共享。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加快社会财富的积累，需要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允许由资本运作的私有制企业的存在。为此“十四五规划”按照《宪法》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重申了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但是私有制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残留，“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于是出现了，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不管资源被浪费，环境被破坏，造成生产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工作时间被延长，工资被拖欠，两极分化严重......种种违反人民利益、在人们头脑中认为不合理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对资本进行节制，让它无序扩张，必然形成垄断，这是资本发展的规律。一旦形成垄断资本，它就必将颠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我们“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而只有按照《宪法》的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才能让非公有制经济和人士健康成长，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必须“一分为二”，采取“团结，教育，改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三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建党、立国的根本。一百年来，我们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新中国，使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保卫了祖国；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建成了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在内的强大的国防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它和资产阶级为少数人服务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启发人民的觉悟，反抗压迫和剥削，威胁了资产阶级安逸的剥削生活，自然引起他们的敌视。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谁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就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机器不择手段进行打压，包括污蔑、抹黑、谩骂、查封、驱逐、流放、暗杀......。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资产阶级利用现实社会中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腐朽意识形态煽风点火，以对抗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他们和国外资产阶级勾结，收买不愿意放弃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歪曲马列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利用一切机会捏造事实攻击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抹黑革命英烈，污蔑党和国家的创始人毛主席......，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来复辟资本主义。

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渗透到文学、艺术、宣传、教育部门，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通过小说、影视剧，捏造历史事实，用所谓历史细节来否定我们的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把革命英烈的事迹，毛主席、鲁迅的著作从教科书中删除，把马克思主义赶出了课堂；否定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否定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贩卖剥削阶级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个人第一主义”，“人性是自私的”等等来毒害青年一代，让他们放弃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经济效益第一为名，迎合落后群众的需求，推出低俗、猎艳、刺激的节目，麻痹人民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采用封杀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描写工农兵革命形象的文艺作品，让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文艺作品充斥舞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对革命的认知，瓦解党的执政基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现在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由于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影响了不少现任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只有改变这种现象，我们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保证国家安全。

为此，《规划目标》中针对性提出“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在宣传工作中要“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对文艺工作要求“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对于教师和干部特别要求“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这份《规划目标》内容很多，意义深远，以上只是自己初步学习的一点体会。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遵循《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作者系“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葛叔平之子，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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