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五年计划，是中国的登顶计划。五年计划实施，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新的五年计划意义重大。讨论新的五年计划，必须高度关注下列问题：首先，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财政包干制度，目的就是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促进中国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关系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激发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绝大多数地区依靠房地产开发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只看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而没有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把国有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全部卖出，经济发展失去强大动力。一些地方甚至把学校（包括盲人学校）和财政投资兴建的医院全部出售，结果导致看病难、读书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有企业改革严重动摇执政根基。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根据本地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发展经济，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彻底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统一，在经济上强调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不是不要竞争，相反地，是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实行良性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通过竞争发现价格，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京津冀地区制定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协同发展将成为中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抓手，将成为各地区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价格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资源配置的信号，价格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价格体系仍然没有彻底理顺。在价格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考虑到现状，但另一方面，更要考虑到未来。价格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只有彻底理顺我国价格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体系，我国各项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反过来，如果价格改革停滞不前，价格改革过程中，迫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敢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商品和服务价格实施强有力的改革，那么，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大困难。价格改革既要参照国际价格体系，同时更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大刀阔斧实施改革。我国在一些能源基础产业领域，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期货市场的存在，国际价格体系非常复杂。期货价格、期权价格和现货商品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在价格改革的过程中，不能根据国际市场变化情况，随时调整我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那么，我国价格改革有可能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借口，价格改革不可能成功。价格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价格改革过程中，应当通过增加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确保我国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真正做到一步到位。如果彻底改革我国垄断行业价格体系，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我国许多民营企业之所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格问题。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垄断价格存在，导致许多民营企业步履维艰。如果大幅度降低能源、通信、电力等行业价格，我国许多产业可能会迅速发展，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国民营企业将会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第三，必须妥善处理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曾经走过弯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目的是为了搞活国有企业。但最终的结果是，许多国有企业成为私营企业。这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的痛。由于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在国有资产价格不合理改革情况下失去了工作岗位，生活质量迅速下降，国有企业改革引发大量社会矛盾，严重动摇执政根基。国有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国有企业职工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实定位问题，一方面鼓励国有企业参与竞争，通过竞争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一些相对落后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应当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大胆投资，依靠自己的力量，弥补我国产业发展的不足，使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考虑到监管体制的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有可能会“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方面寻求所谓的战略重组，依靠外部资本，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甚至逐渐地变成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强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甩包袱”心理，没有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实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必须坚持公开原则。只有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依靠国有企业的职工，不断创新，才能使国有企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国有企业患得患失，甚至把国有企业看作是弱势群体，那么，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法。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外资与内资关系。许多海外学者不能理解，中国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是内部资本外流最多的国家，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效的利用内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呢？这些学者可能不了解资本价值取向，也不了解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与美国的经济体系相比，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因此，中国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正在积极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利用外资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条件，外部资金进入中国享受特别优惠的待遇，这种超过国民待遇的政策，客观上导致中国一些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如今中国已经修改法律，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外资和内资享受同等待遇，外国投资者既可以在中国设立企业，也可以直接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中国的上市公司，甚至可以在中国设立独资金融机构，从事经营活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在使用外资方面更加开放，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更加从容自信。中国利用外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树立开放的国际形象，使更多投资者在中国寻找发展的机会。中国利用外资绝对不是敞开大门，而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外资进行适当引导，确保中国利用外资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当然，中国利用外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美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美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用大量时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中国为了履行中美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对美国全面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目的绝对不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合法经营，而是要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植入“特洛伊木马”，让中国陷入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或者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高度重视利用外资的风险问题。一方面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充分发挥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整合作用，另一方面对外资的经营活动依法进行监管。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从事非法经营，相信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一定会严厉打击。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不断增加。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关系变化情况。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在房地产领域攫取大量的财富，他们巧立名目，以制造新能源汽车或者投资文化产业的名义将资金转移海外。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强调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及时收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加强管理，防止民营企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海外投资的名义将中国资产转移到海外，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第五，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财政和金融不分家。中国财政投资国有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一方面不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配合国家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近些年来，中国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财政出资不到位，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通过设立“坏帐银行”，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危机。或许这项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把国有商业银行包装到海外上市，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竞争，以至于形成了许多不良作风。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国有商业银行对外经营的过程中，制定了许多不合理的条款，以至于储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解决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必须牢牢把握金融主权，敞开大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必须彻底理顺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财政是国家的钱袋子，金融管理机构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发行货币，实施金融监管。财政与金融必须相互配合，绝对不能相互拆台。如果盲目地照抄照搬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试图建立所谓独立的金融体制，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依靠向法国贷款发动独立战争，因此，美国金融体系非常特殊，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效仿。如果盲目东施效颦，那么，中国金融改革必然会误入歧途。强调财政与金融相互配合，就是要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不断强化财政与金融协作功能，确保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会出现相互抵消或者自相矛盾的现象。第六，必须科学处理各产业之间的关系。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会出现许多资源要素配置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西方经济学分析资源配置现象的时候，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脚步从来没有停止，人类文明形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大踏步地前进。从工业文明到网络文明，人类文明进入新的时代。从网络文明到数字文明，人类正探索新的生存发展模式。中国在处理各产业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协调发展问题，不能盲目追求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应该鼓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产业发展规划。如果过分强调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地方盲目地发展旅游等服务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产业，结果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或者“虚拟化”现象。发展中国的经济，必须因地制宜，要求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发展重点产业。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好的地区，可以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基础相对雄厚的地区，可以把工业作为发展的主攻方向。不管是发展现代农业还是现代工业，都应该以数字技术增加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附加值。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人工智能，那么，农业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数字控制技术，那么，数字机床和精密加工就不可能出现。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监管仍然采用传统的监管模式，如果能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中国所有金融市场主体实施有效的监管，利用区块链系统，及时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那么，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数字技术，只有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第七，公共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加重视公共产品的供给。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本来可以把国有企业资产转让获得的收入，用来改善职工的生活，可是，由于地方决策者根本无视居民的需求，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解决下岗职工所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问题，结果导致我国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解决我国社会发展问题，必须把公共产品供给放在优先位置，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公共产品供给，让中国成为公共产品供给最丰富的国家。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一些学者担心，中国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是否会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变成一个福利国家。少数决策者认为如果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劳动积极性下降，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种担心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是典型精英分子思维。中国人民勤劳肯干，只要尊重他们的劳动，给他们以足够生存发展空间，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双手，改善自己的生活，为社会创造财富。中国应当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但是，中国在公共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应当尊重公共产品生产消费一般规律。公共产品在生产阶段具有非竞争性，在消费阶段具有非排他性。中国在公共产品生产消费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平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发展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制定了特殊的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互联网络出租车出现之后，城市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如果地方政府及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中国出租车行业有可能实现快速发展。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在既得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之中，没有大力发展中国城市互联网络出租车业务，结果导致互联网络出租车行业很快进入垄断状态，互联网络出租车行业发展出现严重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修建高速公路，政府鼓励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项政策变成了“万年收费高速公路”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高速公路仍然普遍亏损。究其原因就在于，虽然实行特许经营，但是，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没有对高速公路实施全面审计，没有对高速公路的经营合同实施严格把关，结果导致高速公路经营时间越长，亏损现象就越严重。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彻底解决我国高速公路亏损问题，那么，我国高速公路有可能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因素。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面必须把公共产品供给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加快公共产品供给，确保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必须着力解决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必要时可以采取政府赎买政策，将一些公共产品收归国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不会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损害人民利益的出血口。第八，国家机构改革与稳定关系。近十年来，中央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大刀阔斧，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党和国家机构实施科学调整。但是，必须充分意识到，随着科技进步，中国机构改革空间仍然相对较大。过去由于信息传递的原因，国家在机构设置过程中保留许多层级，中央设立省级、地级、县级、乡级行政机构。这种固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国家机构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许多学者提出，应当按照宪法的规定，取消地级城市，恢复行政公署，地级城市不再设立人大、政协机构。但是现在看来，决策者更加重视地级机构，省政府直接管辖县一级政府改革寿终正寝。这样的改革，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地区平衡发展和协调发展。我国《立法法》赋予了设区城市立法权，因此，未来国家机构改革很可能会把县一级政府变成城市的行政区。这种改革模式可能会使地方权力相对集中。不过，这样的改革仍然处于探索之中。今后国家机构改革，既要考虑到数字经济时代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同时又要考虑到稳定性问题。机构改革究竟采取何种方式，相信中央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机构可以撤销或者减少，但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会变。今后各级国家机构将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机构改革仍然强调稳定，而没有通过精简机构、工作人员下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么，这样的机构改革徒劳无益。第九，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关系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否应当制定完整的产业政策，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争论。一些学者反对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执政之后，提出再工业化的产业政策，要求大力发展美国的工业产业。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之后，更是把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通过大规模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试图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这充分说明，解决一个国家的就业问题，确保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必须有清晰的产业政策。但是，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人为地制定产业政策，而没有考虑到市场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那么，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有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浪费。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地方政府权力强大，如果地方政府决定发展一个产业，那么，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产业集群。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政策，有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给中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制定产业政策过程中，必须集思广益，广纳善言，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绝对不能闭门造车。一些地方政府委托高等院校制定产业政策规划，结果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历史经验教训值得高度关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协调而不是互相抵消。制定产业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高度重视比较优势，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必须考虑到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必须确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提高当地居民的福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必须坚持走城镇化发展道路，这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政策并不矛盾。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建设若干中心城市，形成城市群，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因此，发展中小城市，走城镇化发展道路，就地解决农民安置问题，对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第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反全球化是历史的逆流。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国际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国在促进国内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强调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相互融合，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竞争中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中国希望为国际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中国必须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忽视了中国国内市场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一定会后劲不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对外扩大出口，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强大，只有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才说明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不值得深入批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如果扩大进口，意味着经济实力强大，那么，许多国家主要依赖进口食品维持本国人民的生活，这些国家是否是强大的国家？中国《对外贸易法》早已明确规定，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更不会追求贸易逆差，中国坚持贸易平衡政策。中国对外出口和进口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如果放眼世界，而忽视了中国自身发展需求，那么，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积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双循环，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发展本国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只看到经济指标，认为只要中国扩大进口，成为一个贸易逆差国家，中国就会顺理成章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那么，就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一种书斋里学问。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逆差国家，原因非常复杂。美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货币，因此，贸易逆差对于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经济体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体系，中国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如果为了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或者为了证明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而扩大进口，甚至成为贸易逆差国家，那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有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重商主义，把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如果只是从贸易逆差的角度分析问题，把美国作为标杆，盲目地邯郸学步，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空心化”。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作为自己奋斗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当前中国尤其要重视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避免出现类似于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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