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政策研究的五个禁区：重要的不是各种“洞见”而是行不行得通？！

  

 

【编者按】翁永曦，带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新星》主人公的人物李向南的原型。三十四岁，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部级）。后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翁永曦的这番讲话，值得每位为国家出谋划策的“战略学家”“政策谋士”“策略智者”们反复咀嚼，深刻体味。

 

政策研究的五个禁区

——在泛左翼如何看待民主——“国家主义与民主”研讨会上的发言

 

过去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给上面当幕僚，做政策研究和战略分析，我们自己在工作中体会到有五个禁区要十分警惕：

 

第一、原则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小时候读恩格斯著作看到，一直印象很深，因为现在讨论中引用的概念包括主义、主张，其实每个人提的名词大概都一样，各自可能在内涵表述上不一致。所以研究任何问题至今对这些主义和概念、主张不见得有一个比较多数公认的见解，所以如果跟着这些概念走可能会把自己的研究引入歧途。

 

第二、我们自己认为研究中最危险的就是自以为懂得而实际上并不真懂。今天比如屋子里讨论多普勒效应、黑洞，我估计没人发言，因为讨论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公平、效率、美国、中东，平时大家也都在关注，耳熟能详，最危险的就在这里，其实大家知道一点，但是并不真懂，坐在屋子里七嘴八舌都没问题，如果坐在决策的位置上危险就很大。

 

第三、中国的事情其实包括世界的事情大致一个道理，不在于我们想要怎么干，或者按顺序说不在于我们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我们想要怎么干，而在于我们只能怎么干。随心所欲的余地在我们这个会议室里可能畅所欲言，越到高层需要平衡的矛盾、考虑的分力更多，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决策的回旋余地其实非常小。

 

过去我在农村插队就以为中央无所不能，只要掌握最高权力就可以随心所欲，其实真正在他们身边工作才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走向不是按照个人意志走的，是这个国家处于国内国外各种分力作用下的合力的走向，我们只能大致判断，能判断清楚就不得了，还不要说主导和操纵，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他身不由己的成分都很大，许多主张他是身不由己，仔细研究历史就能看到。越到高层，考虑的层次更多，所以我在想确实不是我们想要怎么干或者应该怎么干，严肃的学术讨论或者政策研究不存在应该、不存在觉得，而是只能怎么样，只能怎么干，只能干什么。违心也好，迫不得已也好，只有这条路，因为是平衡的结果。

 

第四、从80年代到现在这个过程我没有间断过，不断在清理自己，我从小受的教育，小时候受的教育记得非常清楚，可是我从小受的教育一直到长大成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去分析、判断观察事物，这些思维方式成为思维定式。今天看来，在许多东西解密档案中我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马克思所讲的还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在梳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怎么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怎么理解的，早年怎么理解的，晚年怎么理解的，恩格斯为什么做这个补充和修改，以后怎么到列宁，到毛泽东这儿怎么变的，慢慢清理这个是误区、那个是盲区、这个是成见……最危险的是成见成了偏见以后就太危险了。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我就在问翁永曦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这一辈子只要活得明白、活得坦荡、活得没有遗憾就不错了。活得明白特别重要，如果不能趁自己还有几口气的时候把一些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想清楚或者弄清楚，带着很多困惑和成见偏见告别这个世界，太遗憾了，所以我在清理自己，包括我们党的历史有很多假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在清理自己。

 

第五、我坐在这儿一直想听什么呢，我想听的是现状、症结、出路，或者说问题、原因、办法。坐在这儿的人没有一个不希望中国好的，都希望中国好，都希望中华民族和老百姓好，而且都基于对现实丑恶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没有分歧，左和右我都不太关心，听了半天我都鼓掌，因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无论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真不像军科院的朋友说的一样，千万别说党是不会犯错误的，一般人说可以，你说不行，要闹出大笑话的，党是会犯错误的，而且确实我们党犯了很多全局性错误，犯了许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错误。

 

再比如说过去好，公有制，什么叫做社会主义，那时候受党的领导，公有制加计划经济，有些话千万弄清楚再说，我在农村待了八年，当过老百姓，当过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那时候人民公社的体系效率是极低的，老百姓没有积极性，包产到户，把土地一还家，老百姓跟我讲，这是农民土改以后第二次解放。我到农村和农民谈，农民跟我讲，忆苦思甜不是忆过去给地主扛活，他们给我讲忆苦思甜是忆过去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个凤阳县十几万人，逃荒要饭的一半以上饿死了。所以千万弄清楚，当我们在保留共产党正确方面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经济是怎么搞的，是怎么学的。跟着部长到黄河口去，60年代搞国防三建，从上海精密仪器搬到黄河口，经过什么论证了？生产出来的全不合格，风沙大，不能密封，又没有水，追加20辆汽车天天去城里运。

 

不同的需求和偏好是无法预测的，我们做一些结论的时候，给予答案的时候一定要把前面的加减乘除搞明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一个新的选择，辛亥革命是一次选择，1949年是一次选择，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一次选择，今天面临的又是一次选择。中医中药讲究“君臣佐使”，不是单味药，是一个复方，各位许多主张都能够有所体现，大家都希望中国好，都希望中国好，总有各种各样的招都拿出来大家来判断，哪些行得通，而且这个行得通不是根据我们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样，而是只能怎么样，今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尼泊尔共产党上台，三个共产党上台，山沟里出来的，和平共处了，说进议会，靠选举，人多，上台以后一塌糊涂。

 

因为一个国家的治理有许多中性的东西，比如北京，每天几万吨垃圾往哪儿送，埋下去污染地下水，烧了污染空气，垃圾场搁哪儿都不行，城市在扩建，到处都是居民投诉凭什么建在我这儿，建得远了，需要多少垃圾车，水从哪里来？污水怎么排？尼泊尔共产党解决不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个，很多是中性的，不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很多基本的东西供水供电，至少在今天没有人能代替共产党对中国的管理和基本制度。但是共产党不改也很难再混下去。

 

包括陶永谊讲的是对的，科学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今天自认为我们讲的是科学，一定可以是被证伪的，是有毛病的，没有毛病的是宗教，正因为科学不断被引证出有毛病，所以科学才不断发展，只有科学是被证伪的，证明自己没错的，可以找出缺点的，因而科学才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毛病的，所以它才是科学。

 

谢谢！